● 马 婧
在中国整体社会形势变迁的大背景下,随着娱乐节目的潮起潮落,受众的角色也经历了一次次的洗礼。乐观的人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受众正在从被动的接收者成长为主动的参与者。但是只要我们稍作反省,似乎有理由担心,受众的角色实质上只是从一种自上而下的教化式的控制,转变为一种由商业逻辑所掌控的引诱式的迷狂。
综艺表演:虔诚的信徒
以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和《综艺大观》为代表的重在观赏性的综艺表演栏目,开启了中国娱乐节目的探险寻宝之路。这类综艺节目遵循“明星+表演”的模式。主持人以绝对的领导者身份调控着节目的进程,而明星的表演是吸引收视率的砝码,他们留给观众的是远距离的欣赏和无尽的遐想。聚光灯下的精湛表演是那么完美,毫无瑕疵,如此神奇,受众难以模仿,也没有理由质疑和批评。 在《综艺大观》开播一个月后,央视紧接着又推出了一档以旅游文化为标志的知识性栏目《正大综艺》。该栏目也拥有一大批虔诚的信徒。绚烂多姿的异域风情、充满魅力的主持人、身份特殊的特邀嘉宾,无不吸引着受众的注意。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经济条件有限,出国旅游的机会很少,《正大综艺》向人们展示了奇妙的世界,正满足了人们对外界的好奇和求知心理。这一切在观众看来,是那么遥不可及,除了顶礼膜拜,海绵般吸收所谓的“知识”外,似乎别无所求。
快乐游戏:陷入沙发的土豆
1997年7月10日,湖南卫视推出了一档在中国娱乐节目的变化历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栏目《快乐大本营》。《快乐大本营》将节目的核心受众群锁定在青少年身上。体现在内容的编排上,就是极力迎合这部分群体的口味,处于流行文化前沿的明星的出场依然是每期节目的必要元素,但是真正自始自终吸引年轻受众的是渗透其中的游戏精神。 但是,从实质上说,这种电视娱乐节目的游戏只是一种虚拟的替代性游戏。借助电子通讯手段,将一部分人的游戏快感扩展到电视机前的每一个观众,营造出一个披着流行文化的绚丽外衣的快乐乌托邦。受众压抑的心境、糟糕的生活、疲惫的工作在游戏精神的激励下都可以遗忘和不屑。正是这种遗忘的轻松,让人欲罢不能,陷入沉沦,但是一旦梦醒,发现真实的幸福却愈来愈远,追悔莫及。
益智博彩:顺从的羔羊
快乐游戏型娱乐节目送走了它风行狂热的时代后,中国受众又迎来了一种新的娱乐方式——以《幸运52》、《开心辞典》为代表的益智博彩类节目。 《幸运52》、《开心辞典》彻底地颠覆了以往的娱乐模式,明星退出娱乐舞台,让位于普通的现场观众,“观众+答题游戏 +巨奖”成为新的娱乐模式。大家都把这类节目美其名曰“益智类”栏目。 在娱乐的目的下,知识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传播?事实上,以答题的形式来挑战参与者的知识界限,向大量隐形的受众传播知识,并不是有效的。因为在遵循娱乐精神的前提下,融入娱乐节日的知识大多是支离破碎的,与其原属的知识构架根本就是处于脱离的状态。所以,这样并不能十分科学正确地评价参与者的智力水平,而且对受众了解和学习知识也无甚益处。 从表面上看,普通群众确实走到了前台,成为了节目的主体,但是,从更为广大的受众来看,这种节目更加嚣张地愚弄着受众,既没有传播所谓的知识,又徒然增加其心理负担,最后给人一种类似回馈般的虚假奖赏。受众就像被节目牵着走的小羔羊,无比顺从地跟着节目走了。 真人秀:颠倒了生活和娱乐的粉丝
真正点燃中国真人秀娱乐节目燎原之火的是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无可否认,表演选秀类节目体现了中国娱乐节目的逐渐成熟和发展,其取得的巨大的收视奇观绝不是偶然。它融合了以往的娱乐节目的某些成功要素,譬如事先编排的参赛选手的表演可以看到《综艺大观》的影子,幽默风趣、口无遮拦的主持人和评委无疑是继承了《快乐大本营》的游戏精神,谁去谁留的晋级悬疑与《开心辞典》的吊人胃口别无二致。的确,站在前人肩膀上的节目有了更多的看点。 但是成熟的节目并不意味着成熟的受众,真人秀娱乐节目的受众则混淆了生活与娱乐,更加沉迷于娱乐的梦幻中。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表现: 首先,受众陷入娱乐后的痴狂使他们不愿意离开娱乐的虚幻,将娱乐的时间极度延长,侵占了生活的时间。 其次,与上面所述的那种痴狂状态相反,真人秀节目的受众又往往在娱乐活动中体现出生活甚至是工作般的理性。 在《中国青年报》的《超女评选中的公民意识》一文中,介绍了张靓颖的粉丝们的组织行为:“‘凉粉’成立了5个职能部门:宣传部、策划部、财务部、组织监察部和长沙现场工作部。他们在网上策划、讨论、决策,共同起草、制定和修改规则,并公之于众。整个过程都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 娱乐是非理性的,经不起大脑的推敲,如果把理性搬到娱乐中来,那么只能说明是一种更为沦陷的狂热,而不是理性的回归。当受众连生活和娱乐都无法辨别,无法将两者的对待方式区别开来时,我们似乎真的有理由担心,娱乐以超真实的力量介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小 结
收视率的焦虑鞭策,让媒体不再以一种俯视的姿态面对受众,给了受众更多自我的空间,同时新媒介手段的轮番登场,也为受众参与媒介提供了可能,的确,受众看起来是真的变得更为主动了。他们的短信票数能够左右选手的星运路程,媒体为了挣钱不得不讨好他们,准明星们为了自己的人气指数也不得不和粉丝们保持亲密的距离……在这些表象的迷惑下,人们便乐观地认定,受众的地位受到了重视,受众已经渐渐地从“被动的接收者”成长为“主动的参与者”,甚至是“节目的决策者”。 但是,乐观的态度并不能拯救被娱乐麻痹、为娱乐狂热的受众,当受众沉迷于短暂、虚假的幸福和快乐之中时,本质上已经沦为娱乐的奴隶,失去了自我的追求,丧失了创造真实的幸福的能力。
参考文献: ①陈序:《娱乐模式:从明星表演到百姓游戏——浅析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四个阶段》,《新闻记者》,2005年2月 ②安若:《浅谈电视娱乐节目的扩张的负作用》,《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6年第2期 ③张凤铸 陈立强:《一种节目范式的解析:从《快乐大本营》说起》,《当代电影》,2004年第4期 ④刘杰:《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特征初探》,《当代电视》,2003年第10期 ⑤李岚:《“开心词典”的开心砝码——以阿多尔诺文化理论对“开心词典”的解读》,《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来源:青年记者2008年5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