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志标

　　显然，长征胜利70周年报道是摆在全国新闻媒体前的一道考题。这一报道既考验媒体的新闻策划水准和执行力，更检验着媒体在这一历史事件上所秉持的历史观。因此，长征胜利70年报道将历史题材与政治报道等特质混合在一起；正因为这样，各家媒体在长征报道中就很自然地表现出迥异的趣味。
　　《南方日报》突破了惯常的单纯派遣记者沿线采访报道的模式，将重走、采访、纪念、缅怀与捐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开辟专栏、专版，在8月1日至28日的近一个月时间里，推出《长征改变中国》系列报道；同时，该报联合广东中旅、战士报等单位开展“重走长征路　喜愿传中国”联合采访暨红色自驾之旅活动，行程近8000公里，途经8省区，穿越大半个中国，总捐助金额近50万元。
　　简言之，《南方日报》的长征报道在新闻文本、版式呈现以及操作模式等方面都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局面。

　　长征报道的历史感与历史观

　　在策划准备阶段，《南方日报》就对本次的长征报道方案进行了多次协商和研讨。协商或者说争议的主要焦点就是在这一报道中赋予或者说表达怎样的历史观，进而将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感呈现给读者。于是，基于对历史事件的不同认识，就产生了立场上的分歧。比如，究竟是遵循野史还是正史的叙述方式，究竟是无所谓的锦上添花还是尽可能多地挖掘和展示历史面貌的纬度，究竟是宏大叙述还是选择截面来以小见大……诸如此类。
　　对于上述问题，同仁们存在很大的议论。说到底，这些议论和认识上的冲突都隐含了历史观的冲突。实事求是地讲，与埃德加·斯诺、范长江等的新闻报道不同，在长征胜利70年后的今天，我们面对的不再是一个新闻事件，而是由一个日子所赋予的历史事件。换句话说，埃德加·斯诺不用考虑历史观，他只要表达立场就可以；但是在《南方日报》的本次报道中，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的立场并不是问题，选择既契合《南方日报》的特质又贴切新闻品质的历史观才是关键。
　　历经数次由报社不同层次的同事们所参加的务虚会，《南方日报》的长征报道最终确立了本次报道的历史观。那就是，将报道的重心放在“人”的身上，一句话，杜绝宏大的叙事。这些“人”既可以是亲历的老红军战士，也可以是老红军的后代，还可以是长征的目击者。进而，这里所谓的“人”也不局限于长征的历史证人，也包括了今天的类似于记者、史学家等身份的寻访者。通过这样的历史观察角度的设定，将虚空的历史转化成有血有肉、有泪有叹的人的历史。也就是说，将长征史还原给人，而不是像乏味的教科书那样，将历史叙述成神话故事。
　　坦率地说，从《南方日报》日后长达一个月的密集报道看，当初的历史观的设计并没有被百分之百地贯彻，但记者的采访和写作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方向来努力的。比如在“长征改变中国”的开篇——瑞金报道中，记者就选择了当地的老红军战士，通过他们的语言来口述历史。在这些生动的细节中，在那种感同身受的慨叹中，我们习惯了的宏大叙述中的长征史显露出日常化的、生活化的面貌。斯诺所形容的“国家的迁徙”在红军战士接到每人必须写一封家书的命令中，形象化地凸现出人生的际遇和命运来。从读者的反馈来看，这样将历史题材、历史报道的主角交还给普通人的形式很受欢迎。
　　此外，还有一些技术因素不能忽略。那就是从新闻报道的角度看，如此设定长征报道的历史观在很大程度上调和了同仁们的争论，比如说它调和了正史与野史的冲突，比较策略地回避了宏大叙事所造成的空洞感，更为重要的是，它让新闻报道具有了崭新的可操作性。这样的历史观在肯定的立场上，拓展了我们对长征的认识和思考空间 ；换句话说，不用无谓地纠缠于长征本身，而在于能够从容地呈现数万人的转战经验，以及在这长途行军中的人的遭遇。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南方日报》长征胜利70年的报道将媒体的历史观与受众的历史感比较妥贴地交融在一起。在坚持固有新闻观的同时，为读者纵深“阅读”长征史创造性地开辟了新鲜的、颇有余韵的新闻之道。

　　长征报道的文本与版式呈现

　　《南方日报》将长征报道的历史观框定在“人”的历史命运上，甚至于要雄心勃勃地将个人的命运与长征队伍的命运这两条线索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此，特定的历史观就对报道的记者文本和编辑版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南方报业集团的子报对于很多历史题材都有过精彩的策划和操作，比如《南方周末》的三峡报道，《南方都市报》的抗战胜利60周年报道。这些报道的文本也是《南方日报》本次长征报道预先借鉴的案例，为我们拓展相关思路提供了优良的案例。但《南方日报》有限的版面不可能允许像南周三峡报道那样的鸿篇巨制；而《南方日报》“高度决定影响力”的办报风格也使得南都式的民间立场无法承担起应有的媒介使命。
　　除此而外，还有一个需要用文本和版式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和体量来合理使用长征史料。老实说，长征史料的使用比例始终考验着《南方日报》的本次长征报道，如果史料的比重过于庞大，那么必将压缩“人”的历史的展开幅度 ；如果不用或者少用史料，又使得长征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
　　由此，记者的新闻文本就与编辑手段和版面语言间产生了沟通和协调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在派出记者分段深入到长征的各个“节点”之前、采访之中，以及记者成稿之后，《南方日报》长征报道组的编辑记者之间都有着良好的交流。这些交流既涉及到每个关键“节点”的报道重心、写作风格、文本气质等方面，也涉及到对于具体史料的使用与分配。举例来说，在报道湘江战役的长征经历时，编辑就充分使用图表、背景资料等手段，尽量利用多样的形式占用较多的史料，为记者的主稿写作“腾出”文本创造的余地，削弱史料对文本气质的凝滞效应，让记者的笔触更充裕地展开“人史”。
　　这样，长征报道的文本和版式之间就形成了相互掩护、相得益彰的双赢效果。《南方日报》将此归纳为：文本的归于文本、版式的归于版式。综观包括记者手记、主稿、车队行程消息、史料背景等在内的40多万字的文字量，100多张新闻主图和配图，以及包括地形图在内的几十张图表，《南方日报》的长征胜利70周年报道凸现出独特的样式和品质，即：其文本的叙述不是强化和灌输某种固定的历史，而是尽可能地展示丰富的历史纬度，避免先入为主和主题先行；从“人”的立足点而不仅仅是政党的立足点切入长征事件 ；借助于夹叙夹议，记者的寻访经历和历史感喟成为稿件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南方日报》长征报道的版式在精确划分子板块的同时，强调完整性；大胆切割和突出新闻主图；主标题力求将历史感和现实感连接起来，反映历史的动态变化 ；着力压缩和降低史事和史料的隔阂感，利用多种编辑手段表现和再现“人化”的长征史。

　　长征报道的模式之变与创新

　　相较于电视媒体的传播特性，在长征胜利70年的报道上，纸媒可资利用的报道形式比较单一。如何以文字的形式在报纸上呈现出不一样的“长征”？除了新闻本身，如何在长征报道的活动模式上做出新鲜的尝试？《南方日报》本次长征报道就将单一的新闻层面的策划提升为活动层面的多类型策划，把记者采访、重走长征路、红色自驾游以及沿途的捐资助学等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在捐资助学方面，《南方日报》携手企业及爱心人士，将总额近50万元的助学及慰问金送给瑞金、连山、川主寺、会宁等长征沿线老区贫困生。在贵州偏僻的山村，还捐建了一所希望学校 ；尤其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地会宁，捐助的11万元双喜助学金如一场及时雨，惠及近百位即将启程奔赴高校的贫寒子弟，也使得此行全部受惠的贫困生总数接近2000余人。
　　仅从捐资助学的活动看，《南方日报》的长征报道已从单纯的采访行为转化成了包括社会公益在内的媒介社会行动。这种活动并非是无所谓的，它与《南方日报》长征报道的整体策划是相一致的，体现出历史感与现实感的衔接——其历史感的主要表现方式是通过7路特派记者采访小组深入长征沿线，以第一人称叙述、通过历经70余载风霜依然健在的亲历者、资深研究者、当地群众的追忆讲述，还原一个个真实的民间版本的长征故事；通过记者的亲历来感悟70载沧桑变迁，来展现“长征改变中国”在当地留下的痕迹。
　　而其现实感的主要表现方式就是以红色自驾为另一条展示主线，它和记者的采访寻踪行动遥相呼应。在这一条主线上，串联起捐助行动，串联起广东发达地区与老区民众之间的结识与交流。由此，《南方日报》长征报道的意义就从一次新闻活动升华为一次缅怀之旅、感恩之旅、净化心灵之旅。
　　总而言之，通过这样两条主线的各自彰显和相互交集，《南方日报》长征胜利70年的报道显示出基于报纸媒介特性的长征报道模式。这一模式的主导思想是一种建立在“人” 的视角上的历史观，是基于古今两种观照立场的文本实践和版式设计，是将封闭性的采访升级为开放式的、展示媒介责任的社会筹划与担当。

　　（作者为南方日报要闻编辑中心编辑）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６年第２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