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国记者在舆论监督的实践和探索中，以鞭挞丑恶、揭示问题、守望社会的精神，获得了职业荣誉与职业梦想的巨大满足。摆脱了脱离事实、粉饰现实的工具阴影，开始意识到以职业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和意义。这一意识觉醒，催生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中国青年报《本报调查》等一系列新闻媒体具有创新意义的探索，获得了社会认可，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新闻从业者的精神气质和面貌。这一时期，是从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新闻启蒙出发，伴随着向市场经济迈进的社会发展历程，守望和观察社会转型中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监督转型中出现的违背政策、法律的事件和现象，起到了引导社会舆论认识当前问题、理性分析改革道路的作用。
　　作为这一时期积极投身舆论监督的记者，我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改革中面临痛苦的失地农民、下岗工人、城市平民等等人群走在了一起，体会着他们巨大的命运考验和带有时代烙印的悲欢。至今，我都忘不了很多采访路上遇到的不幸的人：河北白沟9名正值花季、天真烂漫但却因苯中毒而瘫痪的打工妹，铁路事故中被轧断双腿的年轻妇女，占地事件中守护耕地的农民，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小女孩，矿难后以泪洗面并遭受威胁的遇难矿工家属……
　　正因为身处逆境、渴望公正与温暖的他们，我们的守望才具有了意义。可以说，我们从人文关怀出发，进而关注和促进制度、法律、政策完善，抓住具有趋势性的事件和问题，进行着调查和报道，成为一种来自于实践的朴素的新闻理念。
　　有人说，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激动人心之处，是将西方国家200年经历的变化进程，浓缩进了20多年之中，期间的变化和带给人的影响，可谓一日千里，风云激荡。这样的巨变，需要新闻从业者饱含着对国家民族和这片土地深深的挚爱，以悲悯的情怀，以敏锐的观察力，以毫无保留的职业热情，来记录历史，追寻真相。
　　我的朋友、富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中央电视台制片人张洁曾说，有的真相被权力遮蔽，有的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有的被我们狭窄的生活圈子和集体无意识遮蔽。这种对真相的执着和警醒，让我深有认同。事实上，10年来，为了这些遮蔽的事实，我和我的同事们曾经长时间奔波在乡村的沟沟坎坎、城市的大街小巷。从个别警察执法犯法的事件监督，到拆迁、占地、血液感染艾滋病、腐败等等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种种问题，不断进行报道，以期唤醒社会关注，而在火灾、洪灾、雪灾、矿难等等灾难事件的报道中，我们更是追寻着灾难背后所隐藏的人为因素，警惕着诱发灾难的人祸悲剧重演。
　　事实上，在我们为舆论监督而奔波在中国大地上向受众揭露事实，揭开一些隐蔽问题的时候，新闻学界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很多具有国际意识和学养的学者，不断向我们介绍着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包括对国外同行的研究以及对国外学术著作的翻译。在时光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很多新闻从业者接受了调查性报道的概念，这时，有人恍然大悟，原来，我们一直从事的舆论监督报道，我们在实践中总结的客观、理性、平衡原则，与国外同行的调查性报道理念是如此接近。我们中的一些人被人称为调查记者、揭黑记者，并被业界和同行所熟悉。其中，2004年5月由汕头大学长江新闻学院和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组织的调查性报道国际研讨会，起到了普及调查性报道、凝聚国内调查性报道记者的作用。仿佛一夜春风，调查性报道理念在新闻业界传播、开花、结果。我清楚记得，2004年夏天，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新华社记者朱玉来到中国青年报社，在这个具有舆论监督传统和新闻理想的团队面前，探讨调查性报道。展江的大量译著，包括新闻写作、普利策新闻奖作品的翻译，种种理念介绍与讲解，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张洁带来的来自《新闻调查》的思考，尤其是调查性报道三要素认识（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有人试图掩盖、记者独立调查），获得了中国青年报新老记者的认同和掌声。朱玉则带来了新华社同行的实践和想法。此后，在中国青年报内部，经历了批评报道、舆论监督、调查性报道不同认识阶段的记者，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采访写作称为调查性报道。事实上，不论怎样称谓，这些报道在披露事实、监督社会、监测环境方面，具有一脉相承甚至是并无二致的样式和风格。只是，人们期待，有了调查性报道的成熟理念，在客观、平衡方面，会将这类报道做得更好。
　　近年来，国内媒体风起云涌，从中央媒体到都市媒体，不少记者开始从事调查性报道，其中，很多民生领域的报道，有声有色。食品造假、商业欺诈、个别管理部门的无为乱为，来自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线索，使得这一报道领域显示了生命力和前景。对此，正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任职的钱钢（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唐山大地震》作者，曾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总策划和主持《南方周末》笔政）曾不无忧虑地说，有些记者勇气有余而职业训练不足，存在以自由的名义妨害公正的现象。事实上，这也是目前国内调查性报道领域存在着职业规范、职业伦理问题的一种表现。比如，忽视平衡原则，只为利益冲突中的一方代言，再比如，忽视客观原则，以主观情感演绎新闻，夸张、扭曲、情绪宣泄，淡化公众应该而且必须知道的事实。可以说，这样的现象，影响着调查性报道成为负责、理性、具有公信力的报道样式和专业领域，需要引起我们的警醒和反思。尽管如此，作为新闻从业者，我们依然对调查性报道充满了期待，这一报道领域，带着20世纪80年代思想启蒙的传统，带着20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的守望色彩，以及新世纪以来呼唤公平、和谐的社会意识，使得我们相信在时代进步的道路上，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和媒体会更加有所作为。在灿烂的星空之下，有我们执着的信念和内心的力量，那就是——公平正义的职业理想，悲天悯人的职业情怀，是依靠客观理性的职业表达来实现的。我们相信公众的智慧，提供客观的、没有偏见的事实，让公众作出评价和判断。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记者，第五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６年第１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