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被批评方”的重要性

　　舆论监督类报道，也俗称“批评报道”，其中对被批评者的采访是最重要的采访环节，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有的记者在采访中绕过这道坎，仅凭一面之辞或道听途说就指名道姓批评起来，除了暴露出采访作风上的问题以外，也反映出认识水平上的欠缺。
　　对被批评方采访的重要性抑或说采访的目的有三：
　　１.更准确全面地了解事实真相。回顾多年来做舆论监督报道的事例，我体会到，有人向记者反映的情况最终被证实并不是事实，原因或许是反映情况者对问题并不是很了解，或许是认识理解问题的条件和水平受限制，或许是对某些人某些事有偏见，总而言之，诸多原因都会使其反映的情况真实性大打折扣。如果记者不去另一方采访调查，偏听偏信，所写的报道十之八九就“失实”了。“失实”是新闻记者所能犯的最致命的错误，永远无法“翻案”。它给我们的政府、报纸、被错误“批评”的当事人及记者自身，都带来一连串的负面影响自不必多说。
　　2.决定报道最终是否见报。采访中常遇到这种情况：有的新闻，仅仅凭一面之辞，感到稿子很好写，是非很容易判断，一旦深入采访了对方，发现事实又不一样了，是非很难判断了；或者事实虽没大出入，但形成问题的原因复杂，现阶段难以解决，比如是国家法律、政策上的原因，除了“添乱”，报道意义不大。这种情况下，最终要放弃撰稿，虽然采访成了无效劳动，却是一种明智的放弃。
　　3.提升报道的质量层次。有时记者凭一面之辞撰写了报道，也不一定会失实，但很可能会流于就事论事，思想是平面而肤浅的。通过对被批评方的采访，可能会了解到事件更复杂的环境、体制背景，重新构思稿件时，主题或许会发生变化，批评的矛头也不再仅仅独对某人某事，而是引导读者去思考更高层面上的问题，报道的思想更有了深度。

　　“自下而上”的好处

　　首先由提供线索者，或经他介绍找有关知情人了解情况，然后到有关部门，最后找被批评方采访，我把这种程序称为“自下而上”式的采访。
　　举例说，近年来，我采访较多的一类情况是村民反映有人在“上面”（比如镇政府）支持下非法圈占土地搞“项目”，损害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采访这类问题，我都是首先从被占土地的农民那里入手，看现场，找村干部核实，然后去土管局和镇政府。如此采访的好处是“从容”，包括详细询问提供线索者、看现场、查看有关文字或物品资料，应该做的都有时间从容做到。我曾经与电视台记者一同到鲁中某村采访，现场尚未来得及看，“上面”一下子来了好几个人向我们“汇报情况”，使下面的采访很难依原计划从容进行。当时，我想再找村民谈谈，“上面”的人陪着，并建议开个村民座谈会。试想这种情势下，很难再有人畅所欲言，采访就成了形式。有一次，我省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检查我省某类企业的劳动保护情况，本答应我同行采访，临行前又婉拒了我，承诺把调查情况毫不保留地向我披露。但事后并未提供出什么材料，说所有的检查下面都事先安排好了，调查都是开职工座谈会，职工们一律都说企业好话，只有一次座谈会中，几位陪会的企管人员恰都离开了几分钟，职工们便突然诉说起不满，但管理人员很快又进来了，正诉说不满的职工立即缄口不语。我想，记者若在舆论监督的报道中，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采访，由上面召集开个座谈会，情况与这个调查组所遇无异。
　　自下而上，当记者采访到被批评方时，许多情况皆已心中有数，便于核实问题，便于辨别真伪，同时也节省采访时间。

　　要不要“微服”采访

　　作为调查式的采访，又涉及到舆论监督，是否需要“微服”，笔者以为根据批评对象的不同，可以采取两手。
　　针对基层政府及有关部门，或者针对其他对象，但事情较“软”，完全没必要“微服”，理由有二：一是作为党报记者，我们选择的报道题材，大多是工作上的，批评应该是“内部”式的批评，与对方人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党报与基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关系，应该是长期的合作关系，不是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撂一个。如果采用“微服”形式，即使得到了所需要材料，报道刊出后，也很难获得对方对你“道德”上的认同，他会说你“不正大光明，”与你情感上有了隔阂甚至对立，对我们以后的工作是不利的。当然，也有记者担心万一暴露了身份，对方托关系找到报社领导，稿子可能就发不出了，就白劳动了。的确存在这种情况，作为记者，见报稿好比自己怀胞足月并分娩的孩子，对她充满了感情，谁也不想流产，做无效劳动。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记者应摆正自己的位置，报纸毕竟不是你个人的报纸，领导毕竟要从更多层面上考虑和权衡利弊。如何少做一些这样的无效劳动？有一个办法不妨一试 ：记者在选择具体报道题目时，事先可学着以一个报社领导的思维方式，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一下，这个题目见报的概率有多大。概率不大碰也不要碰。理由之二是，报纸不同于电视，不需要通过原始镜头、原声来证明你报道材料的真实性。报纸的新闻报道有表现和证明其真实性的独特形式，所以，也没必要非得“微服”获取材料。
　　针对另一类对象的采访，有时需要“微服”。2005年上半年，我写过多篇关于房地产方面的报道，其中一篇公开报道题目叫《购房者几成放贷人》，揭露青岛地区部分开发商预收业主的购房款，房子建成后，见房价涨得高，不想以原合同价卖给业主，便以种种借口迫使业主最终买不成，退款了事，预收的购房款实际成了开发商的借款。另一篇是内参，反映济南周边部分村庄借村居改造名义，非法建造商品房向社会出售。这两篇报道我都是假扮购房者身份，名为购房咨询，实为暗中采访。如不这么做，而是很傻冒地公开自己的记者身份，对方肯定不会向你说这么多。

　　摆出客观公正的姿态

　　被批评方接受你的采访，进而能心平气和地耐心地接受你的采访，就是成功的采访。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记者要摆出客观公正的姿态。
　　记者能否摆出客观公正姿态的前题是避免看法上“先入为主”。这实际上又是一个认识问题的方法和态度。应该懂得，尽管你先前的采访很扎实，好像什么问题都一目了然，但事实仍然可能有出入，甚至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先前向你反映情况的一方，可能会因许多条件限制，对事情并非完全了解。你如果真正从思想深处这样认识问题，你的姿态自然就会诚恳而显得公正，对方相信你确实要听他的意见，就会接受你的采访。
　　采访被批评方，把握三个原则极其重要，即不当“代理人”，不当“法官”，不当“辩论者”。
　　有的记者很有正义感，但表现正义感的方式却不是一个记者的方式，常常不自觉帮人“打起官司”，成了“诉讼代理人”，采访中的表现好像是提供线索人请来的私人朋友，吃人家的饭，坐人家的车，采访由人全程陪同，你想采访谁人家就跑去把谁喊来。动静闹得大，被“监督”的一方尚未与记者接触，已对记者有了隔阂。有一次，我去鲁中某村采访，村民反映了村支书的许多问题。在村民家采访时十几位村民出出进进，动静很大，早有人给村支书报了信。而后两位村民自告奋勇领着我去采访村支书。两位村民平时很怕村支书，这回领着记者气壮了一回，敲村支书的门敲得梆梆响。村支书开了门，第一句话就是：“去法院打官司去吧！”他认为我是他的对立面请来的，为着帮对立面与他斗来的，故将我拒在门外好久，直至我劝走了两位村民，村支书才不情愿地让我进了屋。
　　所谓不当法官，是说采访被批评方时，采访就是采访，要听对方说，而不是记者自顾自地说。有的记者未等对方说话，就说什么“这个问题我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或者说“过程就不要再说了，我已经了解了……”等等。还有的记者甚至像一个法官，直接就对这件事及当事人定性评判，那还如何继续采访？把继续采访的目的搞错了，不是进一步调查情况，好像为了发泄一通。如此，对方自然不会接受你。
　　采访中怀着一腔情绪，不自觉地与对方辩论更是愚蠢和幼稚之举。记者表达自己思想和观点的惟一形式永远是自己的报道，而不是什么现场演说。几年前，我去淄博张店、临淄的两个村采访时，对方都欲将我拖入“辩论”的陷阱。两次都是连续报道。头一次采访，对方不知道你怎么写，采访时对我尚客气。稿子见了报，对方受到了批评，自然对记者有了气，因做连续报道，我必须再入村采访，一下子被对方“逮”住了。在张店区某村，村支书特别激动，说：“不行咱俩辩论辩论。”我自然不会做这种傻事，只是尽量扮作微笑，心平气和地倾听并记录对方的意见，才使他的情绪逐步平和下来。在临淄区某村，受个别村干部的操纵，十几位村民将我围在村委会，指责我先前报道“失实”，要与我好好辩论一番。我当然不会与他们辩论。我的办法就是不慌乱，不失控，不张扬观点，而是诚恳耐心地反复询问对方的意见和看法，一一认真记录在采访本上，凭对方怎样激将，就是不辩论，不争吵，不交火。遇到这种情况，有时对方也会逼问你的看法，记者完全闭而不答对缓和气氛也不利。这时，可以简洁地讲上三两句，但最好不要讲自己如何看如何看，可以说关于这个问题，中央政策是如何规定的，法律是如何规定的。这也是一种宣传法律法规和上级政策的好场合。这是一种具有强烈震慑力的态度和气质，群众是懂道理的，是会看事的，对言谈举止真像那么回事的记者是信服的。那一次结果就是这样：围攻我的人态度逐渐变得平和了，先后散去，有的还向我咨询其他一些政策问题。

　　对方不接受采访怎么办

　　在舆论监督类报道或者社会问题题材调查的采访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一种情况：如果对方获悉记者欲写的报道不是完全“正面”的，记者就不受欢迎，对方会以各种方式拒绝采访。
　　对方之所以不接受采访，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认为记者就是对立面请来的，是来找茬的，对记者有成见。二是“心虚”，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怕接受了采访，经过报道，事件被渲染扩大。三是担心媒体曝光后给本单位造成负面影响，在单位内部，谁接受的采访，谁就有一种“说不清”的责任。
　　遭拒以后，如何使对方接受采访，有两个办法可以一试。一是明确告诉对方，不接受采访，他们的工作和看法就不能为读者了解，或者读者了解问题不全面，报道过后只会给他们造成更多负面影响。而记者了解全面情况，是使报道客观公正的前提，实际上是对他们负责任的做法。如果记者的这些意见无法传给对方，可借助宣传部门替你传达，宣传部门尽管不希望所管辖的地方被曝光，但这种内容的意见，他们会认真传达的。二是靠诚恳的态度打动对方。前不久，我为写作“城市孩子下县就读现象调查”进行采访时，一城市名校有关科室的负责同志，借口校长不在家婉拒了我采访。我侧面了解，校长就在学校里。但我不认识校长，很难寻找到他。学校的员工似乎有什么纪律约束似的，谁也不告诉我校长在哪里，哪个人是校长。于是，我就等。好在我是记者，谁也不敢撵我走。我从上午9点钟开始一直站在校长办公室门外的走廊上等，直等到11点半，终于有人被感动了，悄悄告诉我校长正在教务处。我遂去教务处打听找到了他，他接受了采访。
　　对方就是不接受采访，也不是说稿子就不能写，这就更要看你采访的功夫了。采访并非与被采访者面对面，一个说一个记这么一种单调的形式，采访是一门艺术，采访的过程，采访遭拒的过程，过程中所看所闻，所听到的只言片语，如果记者是有思想的，都可能成为记者报道的材料，甚至是生动的材料，就看你如何运用它了。
　　附带说一句，采访被批评方，有时记者人身安全会遭遇暴力威胁。在我多年的采访过程中，真正遭遇到能算作“险情”的不过一回两回，概率几可忽略不计。虽然如此，如采访某些特殊事件，记者也应加强防范意识，在此不赘。

　　（作者为《大众日报》高级记者）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６年第１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