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说和媒体有关的经历。我1985年做过民办的媒体，中国第一份民办报纸《中国广告信息报》，是八个同仁办起来的，当时挂靠《光明日报》，我是研究部主任。我们策划了“黄河万里行考察”，这是中国第一个记者团骑摩托车沿黄河做的采访活动。我们没有驾驶证，骑着没有牌子的摩托车，愣是纵横八九个省，四个月跑了两万多里路。开始了第一次人生之疯狂，体会到山河之壮美、人生之无奈，疯狂之中才理解人生之渺小。回到北京，感觉自己被自然净化了，在大都市的繁华和喧嚣中找不到位置。这时候我调整到农村研究部门，有机会下乡做农村研究，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在下乡的过程才逐渐找回了自己。
　　那次的思想转变是相当震撼的，我重新回归到乡土社会之中做研究，一方面保留了媒体人的特点，一定要眼见为实，一定要到现场，只有看到并进行了调研才能说话。另外一方面，也进入了经济领域。
　　我没有经济学的学历，特别是经济学的理论，我完全没有，我只有实践。我承认我是人大最没有学问的，我所有的认识都是感性层面的。我想真正要有学问，还需要过些年，等我能坐下来，把这些年的感性认识提炼升华到理性高度。
　　从另一个方面讲，也许认真调查研究，积累感性认识也是一种学问。照搬的学问大概不能算是学问，因为它没有落地，没有与本土的文化结合。
　　在记者兼学者的生涯中，我到过世界上很多热点地区，科罗地亚和南斯拉夫发生战争的时候，没有中国的记者去，我当时不是记者的身份，但是保持着做记者的职业感，去了。苏东解体，我去了7个苏东国家，一个人背包去的。印度北方和尼泊尔交界的游击区，我们记者没有去吧？我去了，全部是自费。我希望你们超过我，真的当好一个记者，就得靠自己去走，吃得了苦。为了到墨西哥与危地马拉交界的游击区去，我先后三次去了墨西哥。一开始谁都不认识，肯定进不去，先找当地人谈，从中探查哪一个的观点、思路可能与游击队有关，然后第二次重点找这样的人，表明我想干嘛，他们才可能帮你建立联系，最后终于联系上了。第三次去，他们告诉我游击队要出山，召开群众大会。以前每次出山动静都很大，会有很多国家的记者去采访，但没有中国内地的记者。我当时是《中国改革》杂志社的主编。在得到消息后，我到了游击队要出山的地方，被当地的朋友接到一辆破汽车上，到了山顶，正赶上墨西哥游击队的大会，跟他们接触，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安排向导领我去。我50多岁了，在原始森林走了一天，走到傍晚的时候，泥里水里都想坐下歇一歇。当地的老百姓把行李接过去以后，一下子坐了下来，真有一种见到自家人的感觉！在那里住了一天，住的是棚子，没有门，能听到周围蚊子的叫声和野兽啃木头的声音。现在很多媒体的朋友舒舒服服就做记者了。没有窭厄之困，哪有成绩可言？

　　二

　　从1992年提出市场经济，到2002年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短短10年时间内，中国不仅快速地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出现了很多社会矛盾，中国的这种转变是否有内在逻辑可循？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构成了经济基础，当全部经济基础发生根本变革之后，上层建筑才会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这是我们从上中学都会背的一段常识，常识起作用吗？起作用，而且它构成了非常清楚的具有内在逻辑性的解释。我说说为什么是这样。
　　1984年全面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分户经营了，再想控制市场交易是不可能的，农民必然要进行产品的自主交易。所以全国推行大包干后，出现的“百万雄兵下江南”的报道，也有些抱怨如“卖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等。
　　只要恢复了小农户的生产，必然产生自发性的贸易和长途贩运。1985年国家统购放开，接着是一般产品市场放开，同期看到的是，大量的倒爷开始在长途车、火车上出现。1987、1988年国家有关部门讨论要素市场放开、生产要素市场放开的时候，出了麻烦，消息走漏了，引起1988年的大抢购，出现了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出现的滞胀危机。1988年的物价指数达到18.6，一般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都不可能出现，超过百分之五六就已经通货膨胀了。接着1989年生产停滞，企业箫条，进入了中国经济箫条阶段。我们不仅享受到了放开市场产生的一系列效益，而且出现了市场放开后的典型的滞胀危机。1984年到1992年，前后八年时间，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请问是超前还是滞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的执政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承认了中国市场经济新体制，这符合常识。1992年承认市场经济，没错。当时很多人反对，市场经济只有资本主义才有，社会主义只有计划经济。错！什么才对？符合自身经济发展的要求，调整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这个对。
　　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之后，中国放开了三大资本市场，即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期货市场。最具投机性的金融资本开始异化为产业资本。从1993年、　　1994年开始，资金过多地流向了房地产，流向了证券市场，出现了虚假的、过热的现象。
　　 1997年中共十五大，出现了一个新的关键词“资本经济”，而且进一步发生了传统意义上的左右两大派的论争。这时候执政党该怎么办？执政党顺势而为提出政党转型，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的政治结构能不发生变化吗？“三个代表”提出，1998年、1999年江泽民同志抓党建，讨论政党转型。我理解这是必须的。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如何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只不过后来国际条件发生变化，我们无法继续推进政党转型。经过20多年的和平环境，我们有条件实现政党转型了。中小企业也好，个体私营企业也好，最初就是放手发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中间一个星是共产党，周围四个星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总之，1949年的时候就是多元经济，现在我们还回到早年的定义上。
　　既然我承认这个正常，我必须承认另外一方面问题也很正常，即市场经济只会造成不平等。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强调全面小康，这很对！因为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只会制造不平等，而不会自发地调整不平等，所以需要政府有看得见的手来调节。因此，强调三农问题、强调弱势群体需要保护，强调公共财政阳光普照，调新农村建设，这都是政府应该做的。包括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提高低保人群的待遇等等，总得有人说一点儿弱势群体的需要。
　　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一定是紧密地和经济基础的变革相结合的。当前的政治改革的核心是政党转型。“三个代表”我理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两个“务必”我也理解，因为它体现了政党转型，体现了一个成功的革命党正在向成熟的执政党转变，难道这不是13亿中国人的福音吗？
　　执政党的善意要转变为善政，需要社会的配合，如果老一辈的知识分子都非常激进，变成愤老，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变成愤中，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能不变成愤青呢？经济改革需要渐进式的，政治改革也要渐进，政治改革如果像比较激进的朋友要求的那样，明天一早全实现了，必会造成极大的社会代价。历来发生任何大的政治变革，老百姓都付出了沉重代价。而且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因为激进的做法而导致发展的中断。
　　因此，我理解从市场经济到和谐社会是一个重大转变，这个转变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手，能够导致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它同时也能够导致社会差别的日益扩大，这时候需要的是看得见的手。

　　三

　　而当政府使用看得见的手的时候，必定会触动社会发展过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各种辩论是正常的，但是很多讨论不过是以学术语言包装的利益的诉求。
　　什么叫改革？现在很多人说有人反改革，以改革卫士自居。我先问什么是改革？改革是对原有的利益结构所做的调整，深化的或者深入的改革是对利益结构内在的财产关系做出调整。1984年的全国大包干，把原来以人民公社为名所拥有的农村财产做了按人平均到户的一次分配，那叫改革。而今天，有些以保卫改革为名的人，其实是在保护现有的资本占有利益的结构，反对大多数人在改革中和发展中分享收益。请问这是真改革还是真保守？以保卫改革为名义的人实际上从事的是保守。
　　什么是发展？所有落后的非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发展无外乎就是把资源转化成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形成从生活形态的资源转化成市场形态的资本。比如土地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资源，土地怎么转变成资本？划一道横线，说这是开发区了，老百姓赖以生存的资源形态的土地就变成了资本，于是乎，到银行一下就能套现出几亿、几十亿的资本。煤矿、水、电都资本化了。接着就带来问题，发展收益少数人占有了，少数人占有之后就形成了拉美化的趋势了。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奢侈品哪一个是中国制造？先富起来的中国人基本以消费国外的产品为表现自己地位的方式，所以才有《大腕》里说：只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我国奢侈品消费第二，仅次于美国，海外旅游也仅次于美国，居于第二。
　　2002年提出全面小康以后，中央强化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这才真是做了一个大难题。2002年开两会，我在中央电视台做直播，主持人问对2002年有两会什么看法？我说了四个字“任重道远”。
　　短期内，我们迅速地完成市场经济转轨，迅速地完成高增长，但是越当你迅速转轨、短期高增长的时候，社会矛盾就越是累积得非常复杂，某种程度上非常尖锐。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强调和谐社会，不强调公平正义行吗？2004年和谐社会提出，难道不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吗？

　　四

　　最后，请大家注意，终于有人觉悟了，美国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和斯蒂格利茨的徒弟、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林毅夫。在3月份的一个国际会议上，林毅夫做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发言，他说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具有主导地位的大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和对中国经济的预测都被实践证明是错的。但是，这难道意味着西方经济学错了吗？不是。西方经济学在西方是对的，这只意味着西方经济学不适用于中国。因此，中国的的经济学家才有一个空前的历史机遇。最后这句话说得很熨贴，前面的话是有颠覆性的，我们的高校教科书不都是以西方经济学为基本教材吗？斯蒂格利茨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靠经济学家来制定，就会非常糟糕。这两位终结了中国经济学霸权主义的时代。
　　如果我还在做媒体，马上会发一个东西：“中国经济学霸权主义的终结”。我做《中国改革》的主编到2004年底，2005年初过春节的时候，杂志社叫我去出席座谈会。我说我老在想今年第一期封面专题应该是“谁该大跌眼镜”，什么道理呢？因为2004年提出宏观调控的时候，一些经济学家作了很多模型分析，都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会使中国的经济下滑，2004年的经济状况怎么样呢？高速增长。2005又作了模型分析，还说中国的经济会继续下滑，2005年过去，他们仍然不跌碎眼镜，仍按他们的模型预测着。林毅夫已经说你们的美国老师都错了，你们难道还正确吗？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做一点儿反思？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学术界今天的“病”难道轻吗？希望我这番话，没有得罪太多的人，如果想批评我，我保证谦虚地接受。

　　（作者为中国体改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６年第８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