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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 静
中央电视台学术性电视栏目《百家讲坛》日益受到媒体和受众的关注。在此讲坛上开讲的学者阎崇年、易中天、刘心武等等纷纷出书热卖,成为如“超女”一样闪亮的偶像型学者。
电视传播学术——学术的娱乐化与平民化
在图像时代,媒介文化的视觉转向成为必然,影像传播成为一种强势的语言。电视传播学术是电视传媒自身的功能的发挥,也是学术和学者走出象牙塔服务大众的一种选择。 电视是全语言的传媒,它诉诸于人的视觉和听觉,然而在现今的图像时代,电视的视觉符号语言被片面地强调。《百家讲坛》这类节目开发了电视可以用来听的长处与优势,证明了电视不仅是用来看的,而且是用来听的,言语表达在该节目中占有主导地位,影像成为学术话语的一种补充和背景。 《百家讲坛》受到观众的喜欢并引起学术界与传媒的关注在于她独特的传播策略——把学术娱乐化与平民化。在讲座内容和讲师的选择上,完全依照大众流行文化的口味,而非正统学术的观点。同时她在编排与讲述上吸收评书和电视剧的技巧——细节化、故事化、悬念化,尤其是易中天的出现被南方都市报称其为精英学者面对大众的“新说书时代”的到来。客观上来说,是为公众奉献出了一道学术娱乐快餐,同时收视《百家讲坛》类的学术性节目成为一种最符合现代社会“懒人原则”的补课方式。 《百家讲坛》使学术走向平民化与娱乐化。一方面学术从精英文化的神坛走向草根民间,起到了普及教育大众的功能 ;另一方向精英文化为普及大众、适应媒体,采用了娱乐化言说方式,学术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以娱乐的方式在电视中生存。
电视制造奇观——学者的偶像化、学术的商品化
《百家讲坛》所引发的一系列文化现象是电视、报纸、网络、出版业等传媒合谋制造的道格拉斯·凯尔纳所言的“媒体奇观”。 学者偶像化是大众传媒制造偶像与明星的神话又一次重演,就如传媒制造 “超女”、“芙蓉姐姐”等一夜成名成为公众话题的媒体神话一样。除去传媒的因素,学者偶像化也有其自身原因,如风度、气质、话语方式、个性形象等综合指数造成。如余秋雨儒雅气质与性灵文字,易中天品史独特的视角和通俗个性化的言语方式,陈青生的率真个性与反判气质…… 在消费社会,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学术也是如此。学术与电视传媒结合成为某个阶层的身份、趣味的符号象征。媒体也制造着流行、品位、时尚,人们也渐渐习惯根据媒体的推介去选择怎样消费,无论是为满足口腹之欲的消费还是文化消费。文化和其他物品一样,都屈从于符号的同一竞争需求,而且就是根据这一需求被生产出来,
电视的潜在逻辑——媒体权力与学术异化
面对学术性电视节目的热播,学者偶像化这种文化现象我们应该是喜是忧?我觉得,要辩证地看这个问题。 一方面,学术走向平民大众,对于公民的文化素质培育与提高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媒体应充分发挥的社会功能。 然而,媒介的传播力量在于它已经成为公众的一种无意识地接受和选择,如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大众已经不会思考和辨别真假,只是无意识地接受,在媒介的影响下认为媒体中的一切是真实的。电视对个人形象、风度、谈话方式的限制决定了一部分学者永远无法进入大众视野。同时,电视的媒介的局限性和大众性也限定了一部分学术选题无法走入媒介,另一方面,制作者的“眼镜”——素质和水平以及价值判断决定了节目的品位与选择学者的公正性。毕竟大部分学术都不是可以悬疑、娱乐化地表达的,媒体制造的学者明星也有可能并不是真正的专家或学者。因此,这势必会形成大众的误读和学术的异化,使观众认为那些不是学术的也是学术,使一些学者急功近利成为媒体操纵的工具,形成一种新的媒体腐败和学术腐败。 在媒体上经常露脸的学者可能在真正的学术圈子里并不专业,而大众并不知情,电视在选择出镜专家和学者上无形中扮演了真理与裁判者的角色,并降低了某些场的入场券,使一些没有入场资格的人成为明星与偶像和影像中的指点江山的人物。从而导致学术场的异化。 媒介在当今我国的文化转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无论旨在塑造人格还是营造社会风气,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视听兼备优势的电视在中国有着最大广泛的受众,其地位更为显著。被收视率操纵的电视存在的潜在的媒介暴力,它决定了传播的内容和传播的方式,决定了受众眼中的影像。《百家讲坛》是依据商业逻辑建构节目形态和风格,制造学术文化,使学术平民化,值得赞赏。但如果唯收视率为上,节目的制作者不提高自身水平和没有一定的判断力,片面地利用媒介和受众炒作奇观、偶像,会使节目不可避免地走向媚俗化。媒介在当今社会的不同场域所扮演的角色和在文化建设中所处的位置和表现,值得人们深思。
参考文献: 1. 《认识媒介文化》,英,尼克·史蒂文森著,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2. 《消费社会》,让·波德里亚,南京大学学出版社,2006年版 3. 《关于电视》,皮埃尔·布尔迪厄著,许均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版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博士生)
来源:青年记者2006年第2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