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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清河
一般认为，正面报道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负面报道不利于社会的和谐运转。但这种理解最多只对一半。本文采取理论与实例相结合的方法，对负面报道的社会效用进行了全新解读，以期在建构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为新闻报道如何发挥更大效能提供理性参考。
每年4月份，不同国家的传媒都会不约而同地把普利策新闻奖评选结果公之于世。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年一度的普利策新闻奖所产生的冲击波，尤其是其获奖作品所折射出的新闻报道观念，越来越冲出美国，走向世界，愈来愈显现出蓬勃的生命力。随着中美间各领域的交往日益频繁，当我们提出吸收一切国家优秀文化成果构建和谐社会之时，科学理性地看待美国新闻报道观的优缺，汲菁祛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镜鉴，亦属中国新闻界的当务之急之一。
一
负面报道“集中于那些与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行为，及像犯罪、丑闻、性攻击、事故和自然灾害等类似的反常事件。” ①正面报道的旨趣偏向积极与光明面；写作基调是宣传教化和正面赞颂。②处在正、负面报道之间的可称之为中性报道。以此番界定来省察90届普利策新闻奖，结果是：除解释性报道奖、批评报道奖和社论写作奖基本属中性报道外，其余11项大奖均属纯粹的负面新闻，负面报道占获奖总额的78.6％，几乎没有正面报道。
其实，对负面消息的大量报道绝不仅仅是普利策奖的偶然钟爱。扒粪揭丑(muckraking)、揭露社会弊端是众所周知的美国新闻报道的主旋律。正如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委员会现任执行官西格·基塞勒（Sig Gissler）所言，“战争、灾难、挖掘社会问题、揭露贪污、揭露政府等的问题一直是评委喜欢的题材。”③
根据美国作者道格拉斯·贝茨在《普利策奖内幕》一书的估计,从1917 年到1990 年颁发的普利策奖中,约有40%属于揭露性报道,另有40%属战争、犯罪、公民自由、种族关系、自然灾害和国际方面的报道。④这一估计反映了美国的主流媒体一直是以揭露性和灾难性事件为报道主体的,反映了一种西方新闻报道的基本理念。
中国式思维惯常认为，既然社会的主流是好的，那么光明面就应该是九个指头的问题而阴暗面顶多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于是乎，“报喜不报忧”就自然成了恒久不变不言自喻的铁律，当然，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也演绎成我们新闻报道的习惯性思维。
那么以歌功和赞颂为基调的报道在当今的中国现实语境中果真全然是包打天下而又威力无穷、弘优扬善而又受人欢迎吗？以灾害凶杀和揭丑鞭挞为主旋律的负面报道在美国所产生的作用就必然是舍本求末、诲淫诲盗、乖离“和谐”吗？
二
我们先来看美国的情况。
在美国，新闻报道重在扒粪揭丑，惩恶除奸，监督政府，警示凶险的观念由来已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进入了所谓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开始兴起以“扒粪（muckraking）”为主的负面报道。当时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但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社会产生了种种腐败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普利策倡导报纸进行揭露性报道，他说：“罪恶、卑鄙、腐败最怕的就是报纸，因为任何法律、伦理、规章制度都无法和报纸相比。”⑤由普利策拟定的“新闻揭丑”思想后来不但成了由其自己发起成立的普利策新闻奖的“主旋律”，而且逐渐演变成了美国新闻报道观念的主流话语。 以“观点自由市场”和“意见自我修正”为原则的自由主义理论和以“报刊应成为对行政、立法、司法起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为主导观念的媒介体制生态长期衍生而成的政治和文化逻辑，加之以“受众是上帝、市场竞争和经济收益永远第一”为金科玉律的商业逻辑，这一切无疑为美国大众传媒长期倾心各种负面报道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动力，打开了通向“地狱”之门。
19 世纪《纽约太阳报》编辑约翰·伯卡特（John·B·Bogart)的名言 “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成为负面报道大行其道的第一声呐喊和冲锋号。美国报人认为，对读者来说，一个具有负面效应的新闻题材比正面题材的新闻具有“更大的”兴趣。⑥于是“好消息就是没新闻”（Good news is no news）、“坏消息就是好新闻”（Bad news is good news）就成了美国主流的新闻遴选取向和报道观念。
虽然以负面报道为主的“揭丑”新闻屡获大奖，但是这并不表明普利策奖对现实社会完全持否定态度，相反，普利策新闻奖的评选标准彰显着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即自由意志、社会责任感、民众知情权、信用、监督权、社会正义、同情心等。美国媒体对诸如灾害事件、暴力冲突、政府丑闻、商界腐败等负面消息的报道虽然充溢着的尽是施害者的残酷性与毁灭性、受害者的极度绝望和无助抗争、救援行动的杯水车薪或邋遢迟滞、官场政客的失职渎职贪赃枉法、商界大鳄的违法乱纪贪得无厌，当然，这样的报道无疑具有相当的负面影响，会使部分受众涣散抗争斗志，产生惊慌、恐惧甚或看客心理。但它更多时候使人们对负面事件本身的认知进一步深化，引发他们思考诸如生命在自然界中的存在状态、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体生命的意义、社会冲突与不和谐的根源等问题，有助于普通民众和政府官员在接触媒介信息的过程中 ,潜移默化地培育生命伦理观、环保意识、社会正义与责任意识、历史使命感以及维护社会公德、主持社会公道、保护弱势群体、铲除丑恶毒瘤等诸多基本社会价值观念，并为下一次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破坏性事件时如何预防、规避、求生、救助、协调、追惩，提供了深刻的借鉴、启示与反思。这正是我们所看到的，在美国尽管负面报道之风劲吹，可社会稳定和秩序之树却不但少见根基动摇，而且有愈吹弥坚之势，甚至某些时候还大有“负面”之风不吹、“美利坚”大厦根基难固的基本原因之所在。
由此看来，在美国，在宪法的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条款保障下，以扒粪揭丑为主要内容的负面报道新闻自由为核心的新闻报道观是为既存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服务的,新闻界与美国政府“这两股势力都是致力于同一个目标——维护民主体制和现行制度。”⑦
三
再来看中国的情况。
按照我们的观点，灾害灾情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抢劫犯罪不是新闻，案件侦破才是新闻；官场腐败不是新闻，擒获贪官才是新闻。如果卡特里娜飓风发生在中国，这么大的自然灾害我们会因担心过度展现灾情残酷而涣散民心，而只会重点着墨于各级政府和灾区民众战天斗地的抗灾“壮举”。“优点不说不得了，缺点不说自会少”。于是，在我们的突发性灾害事件报道中，灾情的惨烈、灾民的凄苦、救灾物的随意克扣、救援行动的渎职散漫等等常常会被众多领导干部声泪俱下、誓与人民共存亡的豪言壮语所置换，会被一个个感天地、泣鬼神的草根民众的“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激情故事所遮蔽；于是，小灾小胜利，大灾大胜利；小灾出小典型，大灾出大典型；小案出小英雄，大案出大英雄，就成了我们新闻界报道负面消息时的英雄“三部曲”。新闻贵在打气鼓劲，即使负面消息我们也要挖掘出积极意义从正面角度进行报道。这种对待负面消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报道观，确实表扬了先进，鼓舞了人心，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但同时，由于受众在接触媒介提供的有关灾难性事件的图像和文字报道时 ,只能认知了解灾难性事件的概念性、抽象性信息以及政府的抗灾救灾行为，人们从负面消息正面化的报道中获知的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的生存状态的信息接近于零，受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根本无法得到保障，隐藏在灾害事件背后的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人为致祸因素难以得见天日，受众的视听在一曲曲高扬主旋律的凯歌中被淹没在纷至沓来的英雄事迹与胜利佳音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一次次失去了反思造成巨大人身财产损失的天灾人祸因素、人类生存境况、生态保护、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最宝贵机会。1998年春夏之交，长江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成千上万人伤亡，数百万人无家可归，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数千亿元。洪水过后，“一位作者在参观了1998 年抗洪救灾摄影展后大发感叹：摄影展根本没有反映 1998 年洪灾的状态 ,后人无法凭借这些图片来描绘1998年发生在中国的洪灾 ,特别是无法借助于这些图片了解当时灾民的生活状态。”⑧
正面信息扩大化，负面消息正面化，此等心照不宣的报道传统和潜规则，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仅仅是大众传媒权威性与公信力的日渐锐减和受众满意度的不断降低，那还不足惜，最让人忍无可忍的是，本来是一件突如其来、防不胜防的自然灾害，却被宣传成领导处置有方、上级措施得当的得胜还朝之役；本应是一起必须深究缘由、追惩责任的人祸最后却演变成塑造出诸多典型的皆大欢喜的群英会、庆功宴和升迁答谢；本该是理应被推到审判台前的历史罪人却摇身一变成了巡游四海到处宣讲先进事迹的人民功臣……
回首既往岁月，不难发现这么一种现象，只要什么时候新闻媒体只报喜不报忧，往往这个时候就是社会秩序、经济状况和民主生活发展最糟糕最脆弱之际，只要什么时候坚持既报喜也报忧，这个时期常常就是人心舒畅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之时。反右斗争扩大化，五八年大跃进，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再接着十年文革，这几个时段媒体的新闻几近清一色属于弘扬“光明”、树立“正气”的正面报道，可实际上没把多少科学理性的正气鼓起来，却鼓出一股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等阴阳怪气。在70年代末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我们的媒体塑造出的拟态环境要么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人定胜天群英图，要么是“飒爽英姿五尺枪，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豪情乌托邦，广大人民对外部世界的把握和理解的途径完全被媒体垒砌起的无知之幕区隔开来，他们无法了解周围环境的吉凶，把拟态环境当作现实世界来看待，因此缺乏理性的集体盲动之举就在所难免了。
结语
传播学劝服理论告诉我们，受众文化素质越高，他们对正面的反面的好的坏的都说的“两面之词”越感兴趣，对只说正面的好的一面之词越不感兴趣。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当他遭受挫折心灰意冷时 ，理应给他多打气儿多鼓劲儿，当他一路顺风捷报频传时，就该适时适量地指出缺漏提出警告。目前，在我国现阶段，无论从受众的生活需要和心理承受能力来讲，还是从社会发展和稳定程度来说，都该是我们为负面报道“松绑”“铺路”的时候。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爱听好话可能是人的天性，但坏话难听话对人的成长进步和社会的持久和谐可能更有利、更具建设性。
注释：
①张威:《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国际新闻界1999.1，第49页
②根据刘保全《关于正面宣传为主方针的讨论综述》（《中国新闻年鉴( 199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157- 159页）观点整理而成。
③刘莉《普利策奖强调新闻为公众服务》 《东方早报》，2005年6月6日
④【美】 道格拉斯·贝茨《美国普利策奖内幕》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110-111页
⑤【美】W·A·斯旺伯格：《普利策传》，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
⑥American Newspaper Publishers Association Research Center,《Newsand Editorial Contentand Readership of the Dalily Newspaper》，p.45.
⑦【美】盖伊·塔利斯: 《人才·权力·竞争·成功》，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
⑧万生云《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性研究》，《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2期，第62页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武汉大学在读博士生）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６年第１６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