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近几年中国电视剧的生产与创作，不能不谈及杨阳导演。从《牛玉琴的树》、《午夜有轨电车》、《牵手》、到《记忆的证明》，杨阳导演四次获得飞天奖的每一部作品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也得到了专家的好评。从家庭生活题材到战争历史题材，从反映婚外恋到反映中日关系的战争与政治题材，她的作品扎根于时代，贴近现实生活，把握社会生活与时代发展跳动的脉搏。她塑造出牛玉琴、肖月华、夏晓雪、王纯、钟锐、萧汉生、萧忆等有血有肉的鲜活的人物形象。她淡泊宁静执著地坚守着自己的理想，用一部部作品写出了一名优秀导演的成长轨迹，也给浮躁与喧哗的娱乐圈注入了一份冷静和理想。

　　深切地关注当代中国的现实人生，用严谨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创造性地反映当代中国人情百态

　　艺术源于生活。无论是《牛玉琴的树》、《午夜有轨电车》，还是《牵手》，我们都可以看到导演杨阳对中国当代人们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形象化地反映“生活的外观”。

　　 导演杨阳曾说，她更关注人的状态。“也许是因为这种爱好,在选择题材的时候, 我会更加关注现实生活和普遍人的命运,关注社会环境或生存环境对人的影响以及人在不同的状态中的本能表现。我觉得人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 是我在自己的创作中着力挖掘的部分。”

　　在《牛玉琴的树》创作中，杨阳与编剧一起来到荒凉的的毛乌素大沙漠，找到牛玉琴的家，与牛玉琴整整谈了三天三夜，杨阳说：“当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我怔住了。我握着她的手，心里有一种强烈的震颤，那不是一双女人的手，它甚至比男人的手更硬、更粗糙，我握着它好像抓着一根木棍。那一瞬间，那种陌生感，那种仰视的感觉顿时消失。我们面对面地交谈，心与心地交流。”站在这片广袤的沙漠上，看到牛玉琴和她的一家种下的万亩绿树，杨阳泪如泉涌，这些出生落在沙子上、死后埋进沙子下的人创造的人间奇迹使她强烈地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坚韧和壮烈。于是她是用一种介乎纪录片和故事片之间的手法，去讲述牛玉琴这个人和她一家的故事。

　　《记忆的证明》则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去追问历史，寻找历史的真相，揭示出人性的善与恶。杨阳说：“在民族的痛史面前，记忆永远是痛苦的，特别是加害者至今没有真正忏悔。因此，记忆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在无数同胞的亡灵面前，我们肩负着沉重的责任。当历史被有意无意地淡化甚至篡改，一个有良心、有责任感的艺术工作者，职责就是用创作去提醒和唤醒。” 《记忆的证明》创作前后历时近5年，仅剧本就磨合了3年。她接到这个剧本后，多次聘请中外专家召开研讨会，并查阅了大量记录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资料，随着思考的不断深入，她逐渐感觉到无论是这场战争的加害方还是受害方，他们如何去面对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双方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记忆它，从而真正反思历史、拥抱和平，这才应该是拍摄该剧的最终目的。为此她决定以理性的反思取代冲动的复仇心理，从今天的视角探索非正义战争对人性的扭曲和泯灭，打破原剧本结构，把剧情分为“现在时”和“过去时”两部分，从而在对历史事件的追忆和求证中，反映出中日两国两代人对历史遗留问题的态度，呼唤人类对战争的警觉。

　　鲜明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视角，

　　塑造出典型的女性人物形象

　　杨阳作为一个女性导演，她观察生活反映生活的的视角、关注女性的程度与男性导演完全不同。她通过塑造当代生动鲜活的女性形象，描述她们的平凡的生活，她们的痛苦、欢乐、幸福、不幸，她们对理想的追求，对生活和爱情的态度，她们女性自尊、自立、自强的意识，因此，杨阳的作品有着强烈的女性主义精神。杨阳用女性细腻的感情体验，从生活的细节中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最典型的要属《牵手》塑造出的多个女性角色，夏晓雪、王纯、晓冰、夏母等分别代表了一种情感类型，其各自展示人生态度成为现代新女性的形象的代表。小雪是一个供人进行自我审视的缺陷美的杰作，她的性格形象经历了一系列转变过程，她最初迷信于单一情感时的无理取闹，到无法挽回情感时的无可奈何、抛弃自尊的苦苦哀求、终于撕破脸皮的歇斯底里，以及解脱后的落寞和释然、下岗后被迫拿出自信走向社会，最后在又一次情感的抉择中明白了自我。小雪人物性格的形成通过一些典型的细节来体现，例如，小雪到单位里找丈夫，先是苦苦哀求的细节；小雪最后重新找回自我，去进修找工作的细节…… 王纯作为一个第三者，杨阳也没有扁平化地表现她的性格，而是辩证地分析阐释人物心理，用她女性的细腻与宽容去表现人物，开始，王纯由于爱情而与钟锐同居，而在现实面前，她理智地看待爱情与生活，最后选择离开，这个现代女性的形象走向完美。

　　精美构图的画面，层次多变的光影，

　　共同构成了作品意境美和诗化风格

　　从中国的艺术传统上看，中国古典文化可以分为两大分支，一是侧重表现、抒情的诗文化传统，包括诗经、唐诗、宋词等。另一种是侧重纪实、叙事的史文化传统，如春秋、左传、国语、汉书以及后来的小说、戏曲等。这种诗文化和纪实主义的传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杨阳的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由视听语言构成的诗化的意境之美，又同时能看到纪实主义的风格，两者共同构成了她诗意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

　　杨阳作品中精美构图的画面，层次多变的光影，立体丰富的音响，真实细腻的表演，酣畅淋漓的音乐，构成了作品行云流水般的整体节奏。杨阳在艺术上追求着一种诗的意境。在《午夜有轨电车》中，那来往穿梭的有轨电车，以及它午夜时分照射出的幽蓝耀眼的光线，都渗透一种都市生活的气息与韵味。特别是影片结尾，天空中下着蒙蒙细雨，上夜班的肖月华发现本该返回日本的陶明留了下来，他正打着一把黄色的雨伞在站台上的全景镜头，忽明忽暗的光影中不断闪现出肖月华那爱恨并存、百感交集的特写镜头，没有对话和画外音，但这一组颇有诗意的镜头却预示着他们将会有的理解和宽容，这一画面使人不由想起美国一首乡村歌曲《老橡树上的黄丝带》；呈现出中国古诗中“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境美。

　　作为女性导演在驾驭战争与历史题材的作品时，杨阳却表现出理性与刚性，但杨阳讲述故事的方式却表现出女性的智慧与妩媚。《记忆的证明》中在萧忆与青山小百合相识相知的爱情故事的框架下，展示出二战末期1000余名中国劳工和战俘被抓往日本仓津岛，在暗无天日的洞窖里修筑军事工事，起义遭到日军的残酷镇压的历史。纯真的爱情在对战争探知中展开，爱情的美好与诗意，战争的残酷与现实，两者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由“过去时”和“现在时”交叉构成的两个时态，导演采取了两种影调来处理，“过去时”对历史的回忆处理成旧照片发黄的色彩，“现在时”则用正常的光线影调，“过去时”和“现在时”采用平行或交叉蒙太奇的手法，时而两条线索平行叙述，时而时空交错，“现在时”对历史的追究，是对犯罪事实的澄清，是对犯罪动机的剖析，更是对罪犯进行“良心”与“道义”的重新审判。 “过去时”的矛盾冲突在决定着生命的生存还是毁灭，则“现在时”的矛盾冲突在决定着道义的伸张还是消亡。这种叙事方式和对比、交叉、平行、象征的蒙太奇语言构成了一种特有的节奏的诗意。

　　创新勇气与言说的智慧

　　“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艺术的进步和发展，不但体现为主题、题材和内容的变化，也呈现为形式和风格的嬗变。其中，不断的创新是艺术发展的内在动力。对艺术来说，创新有两基本含义，其一，创新是打碎日常生活的陈腐和平庸，以别样的方式为人们提供新的视野和体验；其二，创新还意味着不断地超越前人，创造出新的形式和新的风格。前者是艺术创新对外（社会）的启迪功能，后者是艺术创新对内（艺术自身的）改变某功能。”①杨阳对平凡的生活有着敏锐的艺术感觉，同时她又不断地走出自己，具有创新的勇气。

　　杨阳从来不重复自己，首先，她的作品的主题、内容和题材都不相同，她不断地突破自已，在主题、内容和题材上的选择上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勇气。《午夜有轨电车》反映改革开放初期出国潮给中国家庭生活、情感、价值观带来的冲击与影响；《牵手》是反映第三者插足导致婚姻危机的婚外恋故事；《记忆的证明》则涉及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与政治，在很多人眼里，这些都是很不好把握的题材，然而她用严谨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和对生活的真诚去阐释，挖掘人性中的真诚、善良、美好，而不回避现实人生中假、恶、丑与阴暗面，反映出现实的人生，给观众以真实感，并给观众心灵带来启示。

　　杨阳说：“婚外恋是几乎每个家庭都会遇到的，很多人都有夜晚蒙在被子里面偷偷流泪的经历，但为什么没有一个作品把这个题材反映出来，把问题摊在阳光下面，让善良美丽和虚伪丑恶暴露在一个开放的视线之中，让我们共同思考、共同慰藉呢？如果选择不言说的回避态度并不能掩盖痛苦，也无法抹去泪水。”  

　　关于抗日战争的影视作品，已经不计其数，《记忆的证明》却另辟蹊径，杨阳没有去表现纯粹的战争，它主要写的是人在特殊环境中，内心的矛盾和冲突，以及现在对记忆的认识。它探讨心理，探讨人性。片中没有很多的残酷镜头，如常见的撕打和杀戮，而是从精神和人性层面去体现战争，因为杨阳觉得，肉体的痛苦是短暂的，精神的痛苦才是长久而致命的。战争时期，日本兵和中国战俘之间的强烈冲突，不仅仅是压迫和反抗，还有每一个人自身的人性揭示。在残酷的、非人道的生活场景的表现中，刻画劳工们的痛苦挣扎，它不仅仅来自于肉体，更有精神上的屈辱和摧残，通过他们的挣扎到最终走向反抗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人格和自尊的觉醒。他们的反抗一开始，并不是自觉的有组织地进行，而是经历了苟且偷生、为多吃一口馒头而互相争斗才逐渐走向自觉的、有组织的反抗的。从这个层面上来看那场战争，使本剧拍出了新意。

　　注释：

　　①《美学是什么？》，P181，北大出版社，周宪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