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著名的北大教授王选先生逝世，甚为悲恸！
　　王选教授是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创始人，对我国的报业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上世纪90年代初，笔者在一家地方报纸工作。当时报纸仍旧是“铅印”，很不清爽，尤其是照片。有时领导指着报纸上的照片跟我们半开玩笑：“我找了半天也不知道究竟哪个是我！”后来我们引进了北大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从此告别了“铅与火”，走进了“光与电”，这一切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变。所以一直对王选先生心存感激，也一直觉得他与新闻传播有着不解之缘……
　　1999年1月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在北大听讲座（第一辑）——思想的声音》一书，收录了王选教授一次讲座，题目是：《我一生中的八个重要抉择》。在这次讲座中，王选先生有一段话追述了他参加由江泽民同志主持的一个座谈：
　　“1992年4月24日，江泽民同志召集了一部分当时的学部委员座谈，要我发言，我讲了十分钟，江泽民同志不断插话，问我工资多少，当时我的情况可能是奖金还低于工资，但收入还是可以的。江泽民同志就问苏步青（著名数学家——引者），说你当时（指新中国成立前——引者）做副教授多少钱，他说五百大洋，相当于五千块。1992年五千块的月薪当然很高了，所以当时江泽民同志非常感慨，就说了一句话，赞扬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精神，说：‘中国知识分子真是物美价廉呀。’（笑声）听完以后我的感受是，我为中国知识分子感到一种自豪；这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献身精神的高度评价，我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到无比的自豪，同时我也担心，长期价廉就会不再物美。（笑声）江泽民同志讲完这段话以后，非常真诚地说：‘我们今天努力在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但是我们现在真是杯水车薪啊！我们做的还很不够，很不够。’我们看现在六年下来，局面改变得很大很大，脑体倒挂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
　　6年多前，当笔者第一次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就被江泽民同志幽默风趣的语言所深深地吸引住了，同时更被领袖的那种坦荡的襟怀和与科学家之间的亲密无间所强烈地感动。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是物美价廉呀”和“我们现在真是杯水车薪啊！我们做的（得）还很不够，很不够”两句，长久以来一直萦绕在笔者的脑海之中。
　　那么，当时的相关新闻报道是怎样的呢？笔者翻阅《人民日报》，在1992年4月25日的该报头版上找到了相关报道，题目为：

　　江泽民同部分学部委员座谈时强调
　　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
　　邓小平同志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应该成为全党全社会共识和自觉行动

　　新华社的这则电讯稿全文不下1600多个字符。毫无疑问，相对于王选教授后来的个人回忆和感受（约350字），这则电讯稿要完整全面得多，其行文格式和语言修辞更是严谨规范得多。那么，其实际传播效果如何呢？笔者未作调查，自然不晓得他人是怎样的感受。而在笔者看来，与所引王选教授的讲述相比，总觉得新华社的电讯稿少了点“什么”。
　　笔者在媒体工作的时候，也曾亲耳聆听过不同级别的领导人（甚至是相当级别的领导人）的讲话，并且常常发现，他们与常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他们的语言一样丰富多彩充满情趣！然而令人纳闷的是，许许多多的关于他们的后期报道，恰恰把那些生动鲜活的场景、细节，那些富有人情味、人性化、有色彩的语言被过虑掉、屏蔽掉、舍弃掉了！传播给大众的，常常是某种僵硬呆板、冷冰冰的程式化、格式化的东西。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是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关于新闻的经典定义。但我们常常比较狭隘地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从信息论的角度，作为信息的新闻，事实上包含了两大类别：一类是“硬性”的，可以称为“理性信息”;一类则是“软性”的，可以称为“情感信息”（当然这两者之间并非截然相分离）。人们为什么要每日——甚至是每时每刻地通过大众传媒搜取各种各样的新闻信息呢？除了了解和掌握那些必要的硬信息以便正确地决策之外，还要获得充分的软信息，即满足自己在情感上的需要——有时，这一心理需求可能是被置于首位的。而大众传媒刊播的新闻成品如果含有较强的“人情味”，无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受众的这一心理要求。
　　问题在于，时政新闻报道包含一定的情感类软信息，到底会强化还是削弱其原本应当承担的宣传功能呢？不妨再来看看一个实例。
　　1988年12月21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访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新华通讯社和中国新闻社各自均作了报道: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邓小平主席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说：“我们双方要忘掉两国关系中过去的一段不愉快，一切着眼于未来。”
　　邓小平说，总的国际形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新的政策和新的国际关系。中印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起考验的。“我们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些原则作为指导国家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原则。中印双方作为倡导者要首先实行起来，不仅两国的关系要按照五项原则来处理，我们同各自的邻国交往中也应实行这些原则。”
　　邓小平在谈到发展问题时说，人们议论，下一个世纪是“亚太世纪”。其实，真正的亚太世纪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才能实现。

　　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电  今天上午十时半，邓小平满面笑容地走出他经常会见外宾的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门口，同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紧紧地握手。
　　邓小平微笑着说：欢迎你，年轻的朋友。
　　拉·甘地说：谢谢你。
　　邓小平又说：从你的访问开始，我们又恢复了朋友的关系，好的朋友、国家的朋友、人民的朋友、领导人之间的朋友，你同意吧？
　　拉·甘地：同意，谢谢你的欢迎和热情友好的接待。
　　接着，邓小平同拉·甘地的主要随同人员握手后，宾主步入会见厅。
　　邓说：你的外祖父我认识，你的母亲我也认识，但我们没说过话。1954年你外祖父尼赫鲁总理访问中国时，我也是中国的领导人之一，你母亲陪同你外祖父来访。
　　拉·甘地：是这样的。
　　邓：那时我们两国的关系非常好。
　　拉·甘地：是的。在一段时间里我们两国关系有过一些困难，我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够恢复到以前的那样，克服困难。
　　邓说：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这中间相当一段时间内情况是彼此不愉快的，忘掉它，一切着眼于未来。
　　拉·甘地：我们两国都有许多事情要做，有许多工作要做。
　　邓：我1978年访问尼泊尔时见到你们的外长，我请他带信给你母亲——当时的总理，我们应该改善关系，没有理由不友好，没有理由不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以后两国之间就有一些接触了。真正开始改善关系是你的来访。所以，谢谢你。
　　拉·甘地：谢谢你，是你采取了很多主动姿态使我们这次访问能够成功，是你对我母亲作出的这些表示才开始了以后的接触。我很荣幸也很高兴第一次就见到了你。
　　至此，工作人员要求记者退场，因为时间已比通常允许记者采访的5分钟多了2分钟。
　　100多位中外记者采访了这一会见。①
　　很显然，与新华社的报道相比，中新社增加了不少信息，但同时也舍弃了不少内容。尽管中新社的传播对象与前者有所不同，但它的报道简直就是对最重要的一个时段的场景的一次现场直播，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字里行间荡漾着浓浓的人情味。两者相比，究竟哪种报道方式传播效果、宣传效果更好，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时事政治新闻报道，尤其是有各级领导同志参加的时政新闻报道，一直以来，改革、改进的呼声不绝于耳，甚至进入到21世纪后，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仍在不同场合以多种形式强调要推进关于领导人新闻报道的改革，实现新闻报道的“三贴近”。但是，令人不能不追问的是，或许是由于某种历史惯性的缘故，这类新闻报道改进的幅度究竟如何？与迅猛发展的整个新闻传播事业是否协调相称？其传播效果、传播功能到底怎样？作为人民群众对此类报道的“满意度”是高还是低？时政新闻报道所本来应当承担的宣传任务是否达成了？对于这些疑问的回答，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很清楚的。
　　时政新闻报道改革的滞后，所产生的负面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它往往使人陷入两种误区。其一是，误以为这类新闻报道似乎是天底下最容易做的新闻，因为反正有某种现成的格式，不用费什么脑子，也用不着什么“创新”之类，再说有许许多多的制约因素，创新起来也非常非常难，因此，做这类新闻的，常常免不了产生“交差”、“应付”的心理。其二是，误以为这类题材的新闻报道，没什么“实质性的内容”，语言不新、思想不新，套话空话，格式化，以至于个别人一谈到新闻改革，打骨子里、心底里就对时政新闻报道加以排斥，恨不得从版面上屏幕上把这类报道统统拿掉。②
　　时政新闻报道搞得好不好，不仅直接关系到作为信息搜取者的人民群众的需求能否得到比较充分的满足（用句时髦的话说，就是是否侵害了受众的合法消费权益），也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声音”能否真正做到入耳、入脑、入心，更关系到党、政府、媒体的威望问题。时政新闻报道的改革、改进的方式方法当然不止一种两种，但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避免格式化、程式化，尽可能地生动一点、鲜活一点，尽可能地多包含些“人性化”、“人情味”的素质，当不失为一个有效的途径。
　　另外笔者还有一个建议，即：中央级的“大媒体”应当在这方面做个表率，多作探索和贡献；因为，地方媒体、基层媒体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向“大媒体们”看齐呢！

　　注释：
　　①新华社和中新社关于邓小平会见拉·甘地的报道材料，均转引自刘明华等著《新闻写作教程》，p.70-7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②比如，近年来，有些电视媒体的新闻节目可以把“邻居家小猫上树下不来”放上“头条”，而把有领导人参加的新闻报道至多作“飞字”处理，就是明证。
（作者为同济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６年第７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