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闻要用事实说话，但事实不能解释事实，因而报道常常需要观点来作为对经济事实的解释。这种解释不是评判，而是客观的解读，是对现象背后真相的求索。
　　传统的报道是观点统率材料，我们有一个固定的话语系统，或者说一个模式，观点前置于事实。在这个系统里，万物皆得其所，一切确定不疑，事物有固定的名称、概念，现象有不变的规律，就是复杂的东西也可以用那么几句辩证法、矛盾论给简单解释出来。就像过去完全体制化的时代，工人就是工人，农民就是农民，干部就是干部，生产就是生产，分配就是分配，不必担心会错位、混乱。报道者可以自做解释，解释事实常常是是与非、对与错、好与坏的评判，犹如手握真理之鞭。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改革晃动了中国整个的经济大厦。农民工来了，民营经济来了，反垄断来了，全球化来了，阴影开始侵蚀我们固有的话语系统，阴影越来越浓。经济学界也流派纷起，思潮竞涌，百家争鸣，莫衷一是。我们的经济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即使经济学家也不能给我们一个高枕无忧的立足点。有人说，有10个经济学家就会有11种经济观点。其达成一致之难也如是。前美国总统杜鲁门显然深受困扰，他不耐烦地叫道：“给我个一只手的经济学家吧！”然而，这就是经济世界的真实情景。
　　“借我一双慧眼吧，好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报道者需要的是客观，这些客观事实包括矛盾重重的经济现象，当事者互相冲突的言语，经济学家针锋相对的观点等。述而不作，不为贤者讳，不为卑者讳，不为强者讳，也不为弱者讳。
　　用前置观点来对经济事实做是非好坏的评判，对经济报道来说有流于简单化的危险。有人说，我没有什么前置观念。哲学家指出，说没有观念的人其实是用陈旧的观念来看世界。对GDP的赞颂，对消费侵权的愤怒等，就带有这方面的意味。现在我们知道，GDP并不代表全面和谐发展，许多消费侵权事件，不过是商家合理的合约选择。
　　有人说，科学不是求对，而是求可能错。真理要受局限的制约。可能错的观点，只要在现有局限下没有证明为错，就可以说是有价值的，能对经济事实做有用的解释，对人会有所启发。
　　不会错的观点，很难说是有价值的好观点。所谓“套套逻辑”，同义反复的判断是不会错的，如“绿色植物颜色为绿”、“三轮车有三个轮子”，大概永远都不会错，但谈不上有多大价值。
　　如油品涨价问题，如果说相关运输企业成本会增加，利润可能降低，也能做一篇报道。可以采访企业、出租司机、私家车主等等，可以写得事实详实，生动而具体，但不管怎样，这篇报道的结论闭着眼都能想得出，很难会有第二个，并且把眼睁得再大，也很难看出它的结论会错。读者大约会想，我读它会有什么启发收获呢？
　　又有价格研究人员看到，油品涨价，但其相关一些终端产品却没有涨价，比如超市里常卖的塑料盆、碗之类，于是深思以后提出，价格传导机制有问题。这个观点有一点冒险，因为我们若在市场上不厌其烦找的话，可能会找到一些涨价的终端产品，发现某条产业链从头至尾存在完美的价格传导。那就可以反证上述观点之不全面，有可能错。但观点虽然可能错，但对人却有启发，在一定局限下是对经济事实现有的最具说服力的解释，要驳倒它得实实在在地花费一番工夫，而人们对事实的认识也会因此更上一层楼。
　　有一类观点同样出错的概率很低，非常符合人们的思维定势，因而极易被接受并附和，但未必耐检验。如郎咸平的国资流失论点。国资流失谁都知道很糟，侵害人民的利益，郎咸平指涉广泛而立场坚定的反流失观点当然不会出错，在网络上一时拥有众多追随者，而与其论辩的经济学家不论资历，多受猜疑与指责。但国企改革何其复杂，岂是一个“流失”能说得尽的？国资界定首先是一个大问题。国家投入有哪些，增值如何计算？企业其他资产的收益如何计算？有人说在一些国家投入很少的国企，成功应主要归功于经营者的贡献，但经营者所得的报酬却远远抵不上其作为人力资本的应得收益 ；也有人说，国企与民企从来就没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价格、融资、原材料等方面常常受到国家政策的特殊关照，民营企业家与国企负责人是两码事，作为人力资本参与分配不能同等对待。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不仅涉及到历史演变，更关系到改革的走向。追求永远对的观点往往会立不住脚而失去意义。郎咸平由反国资流失进而演变到反对国企改革，就证明了这一点。
　　还有在各种名义下进行的报道，这些名义都绣着好看的图案，有正义，有爱心，有公众利益。为什么不反问一下呢？话语体现着诉求，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语究竟是谁的声音，体现着哪些团体的诉求？“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也许报道者的疾呼，不过是为某些既得利益团体摇旗呐喊而已，所谓的被关注者却只得到一点点残羹冷炙。
　　经济报道者的慧眼不是用来求“对”的，而是求客观。揭示客观事实，帮助人们认识经济世界。那么，就让客观来得更强烈些吧！
　　（作者单位：大众日报社）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６年第１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