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30日·第68期）
青岛报业集团订报优惠促销
全球第一份数字报在烟台创刊
广州日报：媒体改革不能“进一步退两步”
刘洲伟：《21世纪经济报道》的制度竞争力
敢不敢触及“敏感问题”检验思想解放的真假
英国报刊经销商可能丧失“送报”业务
正视现实：增长放缓将是长期现象
“人尽其才”的最高境界
青岛报业集团订报优惠促销
青岛早报/2008-6-27
奥林匹克文化节于6月23日上午拉开帷幕，并将持续到9月16日。本届文化节以“四海一家 和谐共融”为主题，围绕“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口号展开。
6月28日上午，将在开发区市民文化广场举办“心随帆动，点燃激情”文艺演出活动，为给市民提供读报便利，发行人员将来到开发区市民文化广场开展零售促销活动，并为市民提供订报咨询、服务工作。参加文化节活动的市民，可以方便地从身边的发行人员手中购买到当天的报纸，了解相关新闻以及资讯，发行人员还将现场提供订报服务工作。
现在订阅全年《青岛早报》或《青岛晚报》，仍可享受四大惊喜：在早报专版或晚报专版免费刊登祝福广告短语一次；赠送您好利来生日蛋糕一个；在全年订报零售价格180元的基础上优惠36元；赠送精美报箱一个。
为更好地服务于订户，发行处面向全社会做出“六大服务承诺”，用全新的服务理念回报我们的读者：
一、电话预约登门订报：读者订阅报业集团四报两刊，可直接拨打就近发行站电话，发行处工作人员将在您方便的时间，登门为您办理订阅手续。
二、今日订报次日起报：为使读者能够及时地看到自己所订阅的报纸，现在订阅报业集团四报两刊，次日即可起报，使读者以最快速度感受到发行处提供的优质服务。
三、电话转址当日办妥：如果订户因为变更家庭地址而需要更改报纸投递地址的，您可拨打原所属发行站的电话，发行站工作人员将在您需要的时间将报纸转到，若无特殊原因次日即可接着看报，避免因迁址而造成报纸中断的现象发生。
四、订阅报纸赠送报箱：这是发行处一直以来为订户提供的服务工作，即为所有订报订户免费赠送报箱一个，应广大订户的要求，我们将定期安排工作人员为订户擦拭、维修报箱。
五、电话预约留存报纸：如订户因事外出或其他原因暂时不能正常取阅报纸的，您可拨打所属发行站的电话，发行站工作人员将为您代为保存报纸，直至您外出归来。待发行站再次接到订户的送报通知后，即可恢复正常收报，并将留存报纸一并送到您的家中。
六、回收旧报价格公道：这是集团发行处新推出的业务，如您家里有需要处理的废报，可与集团发行人员联系，工作人员将登门提供回收服务。
全球第一份数字报在烟台创刊
烟台日报/2008-6-28
采用最前沿的传播技术，创办最前沿的数字媒体，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倾力打造全球第一份全数字化的报纸，为您提供个性化的新闻服务、具有个人身份的阅读器；引领您走进“个人媒体时代”。一“报”在手，让您实现终身免费读报的愿望，让您实现随时随地读报、听报、听书的愿望，让您实现储存海量资讯、即时信息收发的愿望。她将成为您的贴身“秘书”……
自1566年意大利人发明报纸以来，传统报纸已经统治了440多年的传媒业。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传媒业也相继出现了多种形式的载体，比如说电视、网络等，但是它们都没有撼动报纸在传媒业中的主导地位。
今天，一股新兴力量已经蓄势待发，随着对电子纸技术近两年时间的探索和应用，烟台日报传媒集团旗下的，全国第一份移动数字报“e媒界”横空出世！一场新闻媒体革命性的大潮，将随着她的诞生而席卷中国整个传媒业。
“e媒界”究竟为何物？她与传统媒体有何特点和区别呢？也许很多人对此没有任何概念。
“e媒界”：独立的新兴新闻媒体
“e媒界”，英文“电子传播”（E-Media）的音译，中文含义为电子传播，是指在电子商务的大环境中，突破传统媒体介质，集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传播形式为一体，又融合了最新的有关互联网、通信、数字媒体、应用软件等技术，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的媒体、数字信息生产加工和传播方式。
她是建立在电子纸技术基础上的一份移动数字“报”。她继承了人们对传统媒体的阅读习惯和媒体品牌及可信度等优势，具有互联网的便捷迅速、电子纸携带便携性的特性，发挥新媒体的个性化、传播便捷性、延展性强、及时性强等特长，经过很好的结合，针对社会的新阶层，发行的国内第一份新闻终身免费的移动数字报。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定制自己喜欢的内容。为每位读者提供多次、详细、快速的个性化信息和新闻，版面可以根据不同读者的不同需求进行个性化的编辑。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又被称为“个人的报纸”，她的诞生，也将开创一个新的媒体时代——“个人媒体时代”。
她，是一份没有地域界限的全国性媒体，目前先要在烟台、胶东地区，建设好自己的根据地；但她的最终目标是，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媒体巨人，屹立于中华新闻媒体之林中。
她的横空出世，是继烟台日报传媒集团旗下的《烟台日报》、《烟台晚报》、《今晨6点》等主流媒体之后，一个独立于上述媒体之上的新兴新闻媒体。她不是烟台报业新闻的电子翻版，而是具有自己独立新闻形式的媒体；她更不是网络新闻的另一形式，她继承了传统报纸等新闻媒体的权威，同时具备网络传播迅速的特点，为读者提供一种“个性化”、“有针对性”的新闻内容。她的读者群，主要是商业精英、政府工作者。
“e媒界”：一份终生免费的“报纸”
“您一旦拥有‘e媒界’，就意味着您可以终身免费阅读精彩的新闻。一次投资，终身受用，她将成为带有您个人身份的新闻媒体。通过她，你可以通读天下新闻，一个条条精彩的新闻内容，都是倾心为你贴身打造……”烟台日报传媒集团的副总编辑殷成明介绍道。
在新闻内容上，“e媒界”除了能够整合《烟台日报》、《烟台晚报》、《今晨6点》等本地媒体中的时政、民生、财经、资讯等新闻外，她还将汇集全国各大媒体的重大新闻，针对新闻事件本身、幕后、深度，进行全面详实的新闻编写，努力将她打造成“纸”媒体中的“马斌读报”，让读者尽情享受新闻“大餐”。
同时，“e媒界”还将以自己独特的“身份”，架起企业、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和平台，把她打造成民意传达、政府政令传递的中介。同时，她还将为您解读国家法规、本地政策，挖掘政策法规制定的来龙去脉；“e媒界”的新闻媒体团队，还将采写自己媒体对于全国、本地的一些重大新闻事件的独家新闻，让您真正感受到一个新兴媒体的冲击力和影响力。
“e媒界”：具有个人特定身份的“报纸”
她不仅仅具有传统媒体广泛传播性，而且具有个人媒体的指向性信息传递功能。用户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爱好、特点自由组合内容。除了终身免费的公共新闻外，您需要什么样的新闻资讯，“e媒界”将根据您特定身份、以及个性化新闻需求，为你贴身定制个性化的新闻资讯。从此意义上讲，“e媒界”也被称为“个人媒体”。
除了个性化新闻定制之外，“e媒界”是一份移动数字报，她是通过专业的数字阅读器来进行内容阅读的。而该阅读器具有全球唯一的机身编号，她通过机身编号识别用户身份，进行指向性信息发布，类似手机短信。属于您的个性化新闻资讯，只针对您个人进行发送，其他人是接收不到的，这一切源自你拥有自己的“身份证”——机身编号。
打比方说，如果您是个体育迷，您可以来定制自己的独特频道——体育世界。如果你喜欢NBA，或者你更喜欢姚明所在的火箭队，届时，我们将根据您的要求，为您来制作有关NBA的体育信息，或者特定于有关“姚明·火箭”的体育新闻。
如果您是商界精英，您也许更多关注的是财经资讯。没问题，您所需要的新闻产品就交给“e媒界”新闻团队吧。您所喜欢的股市、房产、财经、消费、IT、收藏、理财、汽车等新闻，将及时、全面地向您制作。
“e媒界”此种个性化的新闻操作模式，改变报纸、电视、网站等媒体，新闻受众面不分层次，没有将读者做到细分，没有个性、没有特点的“平庸”办报方式。而“e媒界”的服务对象则是中、高收入的白领阶层和商务精英。“e媒界”特设“独家新闻”频道，一方面向这些高阶层人士提供更加有深度的信息，同时，即使同样的新闻，我们也将从不同的视觉，对“e媒界”的读者群提供不同角度的新闻。“为读者提供最高质量的服务”，这将成为我们“e媒界”人的办报理念和最高奋斗目标。
“e媒界”：一份随时随地可读的“报纸”
“e媒界”基于“电子纸”技术，因而她的运营程序，克服了传统媒体将记者采写、编辑编辑上版的稿件，然后传送到印刷厂，再经过纸质印刷、市场流通等复杂过程，才最终送到读者手中的繁琐。记者采写来的稿件，只要“e媒界”团队的简单后台编辑，再轻轻一按键，来自全国各地、当地的新闻消息，会于第一时间及时传送到“e媒界”读者的阅读器上，因而新闻的及时性、网络的迅捷等特点，在她身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根据这一特征，“e媒界”为读者设置了包括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图片、第一资讯等形式的“第一系列”新闻，以及整点新闻、整点播报等频道。重大事件，我们会随时播报；平时，也会每隔一两小时，向您准时、及时地播报国内外最新发生的大事情，。
同时，只要你携带“e媒界”，无论您走到哪里，都可以随时随地阅读烟台本地的新闻、最新的新闻资讯，避免了携带手提电脑的不便。
“e媒界”：您想看就看、想听就听的“报纸”
“e媒界”除了能给你提供最有个性、全新的新闻资讯服务外，她所采用的显示技术——电子纸阅读器，也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
她冲破了靠背光显示的液晶时代，采用的是电泳显示技术，让您阅读时的感觉像纸一样舒服。您在自然光下便可以阅读，而且“纸”上的图文，不会因为角度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因此可以像看传统报纸一样，躺着看，走着看都可以。其附带的大容量存储、可手写、能查询和信息互动的功能，及省电的特点，更是普通纸张所不具备的。她有180度阅读视角；超高对比度，因而在强光下阅读也丝毫没有任何影响。
对于新闻，“e媒界”采用的是无线下载，快捷方便；即使在断电的情况下，也能保持显示；她的耗电量是微乎其微的，仅仅是液晶显示器的百分之一。
“e媒界”还将带您进入“耳阅时代”，如果您在阅读新闻、电子书的同时，也可以设置“音乐背景”，这样便可以一边听着音乐，一边读书读“报”，来缓解疲劳。如果您想缓解一下阅读所带来的视觉疲劳，不妨可以尝试一种全新的读报方式——“听报”、“听书”。只要进行简单的转化，您便可以听到“女音”或者“男音”两种声音来为你读报或者读书。听报、听书，都将给你带来“耳阅”的享受。
您可以一边听着音乐，一边读书、看新闻，网络可以实现。但是全新的“听报”、“听书”方式，是网络所达不到的。而且这种“耳阅”享受，随时随地可以进行，您在乘坐飞机的时候可以，您在行走的过程中也可以。随身携带、随时随地、想看就看，想听就听。
“e媒界”不仅提供海量、即时的资讯，同时还具有丰富的资源。她内存有30万册正版图书。尽管她体积较小，但是一个庞大的图书库，因此她也被行业界称作是一个“装进口袋的图书馆”，不断更新的超大容量图书，会让读书爱好者终身受用。
除了日常信息的传递外，通过“e媒界”，还可实现远程教育、在职教育。
“e媒界”的放大功能以及智能语音功能，使其更适合于更多人群的使用。人们可以用来学习英语、老人可以放大阅读、残疾人也可以听书、听报，因而，阅读器本身的设计就十分具有人性化。
“e媒界”：商务人士的贴身“小秘书”
专业人士需要专业书籍，谁也无法把所有需要的书籍都带在身上，因而给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然而，“e媒界”的存在，不便所带来的困难都将迎刃而解。
如果您是一位律师，您不可能将所有的专业书籍以及全部资料带在身上，然而当需要查询相关资料的时候，往往会焦急万分；同时，在庭审的严肃场合，您也不可能当众翻阅书籍和资料，否则会让您的工作陷入被动。然而有了“e媒界”，您只需一次下载，随身携带，可以随时查阅，又能避免当众翻阅书籍的尴尬。贴身的“服务”，随时随地可以让您大显身手，因而“e媒界”又被专业人士昵称为自己的“随身秘书”。
同时，“e媒界”又是一个随时都可以即时收发的移动公文包，她会帮助你在商务活动中得心应手。领导开会讲话、总裁商务谈判、业务四处奔波，都需要文件、资料。您只要把需要的信息存储到“e媒界”里，或随时让有关人员给您发送您急需的信息，小巧轻便的她，可以让您在商业活动中如虎添翼。这不仅减少了打印纸张的麻烦，也完全可以替代又大又沉的笔记本电脑。划时代的阅读工具，处处都体现您超前的意识，彰显您尊贵的身份。
“e媒界”：中国报业系统的“电子邮局”
传统媒体受成本、人力、地域等各种因素的限制，因而受众面相对狭小。而移动数字报则把现代网络、通讯、数字媒体、应用软件、终端显示等尖端技术融合一体，突破了地域限制，真正实现了“无疆界”。
烟台日报传媒集团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数字试验室的常务理事单位，集团总编辑郑强同志是该“实验室”的轮值主席。烟台日报传媒集团经过多年的积极探索，为移动数字报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率先投入软件的开发与创新，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移动数字报发送平台，成为中国报业系统的“电子邮局”。
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倾力把“e媒界”打造成全国的“电子邮局”，对烟台本地企业发展，乃至今后全国的企业资源共享，人脉积聚，都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广大企业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商机。
同时，“e媒界”又是一份“企业内部数字报”。企业内部的报纸、刊物、信息等均可通过烟台报业集团的发送平台，发送到企业特定指向的人员手中。便于企业内部政令通达、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及时沟通等，从此种意义上讲，“e媒界”又是属于企业自己的商业平台。
广州日报：媒体改革不能“进一步退两步”
广州日报/2008-6-28
按：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周刊，广州日报此前推出《改革开放三十年周刊》，6月28日第六期为四个版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周刊/第六·媒体变革》。以下为内容摘要。
从“耳朵”到“眼睛”，再到“手指”。人们接收、接触信息方式的“位移”，根本上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里，传统信息形态的转变，国内传统媒体的介质壁垒已经被打破。
从报纸、电视到互联网。三十年来，中国人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让中国人从文化和精神上走向开放。
戴玉庆：报纸还有很多钱可赚，报业的“路”依然漫长
（戴玉庆，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董事长、广州日报社社长）
改革开放30年来，广州日报在全国平面媒体改革浪潮中多次引领潮流，成为报纸改革的先锋。对于中国报业今后的发展走势，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董事长、广州日报社社长戴玉庆认为，新媒体的崛起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的式微：“报纸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报纸还有很多钱可以赚。”
广州日报探索了党报新的、被市场认可的表现形式
记者：改革开放30年来，广州日报在全国的媒体改革中做了哪些大胆探索？
戴玉庆：广州日报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最大的贡献就是探索了党报和市场的结合。报业集团是个组织形式，叫不叫报业集团其实问题不大，当然，现在实践证明报业集团这种形式很好。换言之，广州日报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形成了党报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而这种表现形式是被市场认可的——彻底摆脱了行政订阅的束缚，通过市场规律使这张党委机关报获得了更多读者的青睐，获得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恰恰是所有做党报的人都想达到的一个目标。作为广州市委机关报的广州日报就是放在报摊上卖，人们自然而然也会首选它。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广州日报的发行量在原来的基础上每天又增加了10万份，并且都是零售增加的，而且地震都过去一个多月了，还是高位发行。这说明很多之前不看报纸的市民这些天也在看报了！广州日报的读者群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
记者：现在有些人说，广州日报不像党报。
戴玉庆：为什么有些人觉得广州日报不像党报了呢？就是因为他们脑子里的那种旧的党报模式还在起作用。时代变了，我们不能用脑子里固化的那种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党报标准来看待现在什么是党报，什么不是党报。如果薄薄的、就八个版，新闻选材全部是官方的会议、文件，认为这样才是党报的话，那广州日报肯定不像党报。不是广州日报不像党报，而是党报也要与时俱进。
广州日报无疑是党报。我们坚定不移的按照党委、政府的基调来办报，我们的报道始终围绕着中央、省委、市委的中心工作开展，这一点是判断一张报纸是不是党报的根本标准。但为什么又说要与时俱进呢？在基调上与党委、政府保持了一致，但如果不创造性地工作，上级发什么稿就登什么稿，这张报纸还有什么活力啊？党委是管方向的，管重大政策的，不是管具体怎么编报的。党委是希望我们用新闻的规律，用新闻记者的聪明才智，把党委想说的话变成新闻，而不是把党委的想法写成“八股文”。基调、导向是正确的，又尊重市场规律，党委满意，老百姓欢迎，做报纸的人也觉得带劲，这是个多好的局面啊。
我相信再经过一段时间，中国会再出现一批与时俱进、走向市场的优秀党报，因为大家终究会认识到，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报业“寒冬”，是因为对这个行业的市场预期过高
记者：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受众接受信息的介质壁垒已经被完全打破，广告商对于各种各样的传播形式都想去尝试，传统平面媒体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当前报人们担心的是，报纸在吸引广告上进入了“寒冬”。“寒冬”真的来了吗？
戴玉庆：不同的报纸对报业“寒冬”有不同的体验，正所谓冷暖自知。比如2007年国内很多主流大报的广告都增长缓慢，但我们广州日报却增长了20％以上，我们感觉这个寒冬已经过了。“春江水暖鸭先知”。广州是经济特别活跃的地区，别的城市还没感觉到“寒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感觉到了，实际上我们在2004年下半年就感受到了，但我们2006年很快回暖，2007年就彻底摆脱了所谓的“寒冬”。
还有一点，之所以会感觉到“寒冬”来了，是我们对报纸这个行业早先的预期太高了。认为它垄断程度比较高，进入的门槛比较高，竞争比较弱，所以投资到这个行业是肯定赚钱的。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03年报业经营有很好的成绩是因为赶上了当时很好的经济形势。再有，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对报纸的影响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报纸行业是一片繁荣，预期极佳。结果到了近几年，国内都市类报纸越办越多，并且没有什么差异，经营模式上没有什么创新，原来的预期就比较难实现了。
记者：回顾这三十年的媒体发展历程，按说传统媒体在涉足新媒体上应该是最有优势的，因为有强大的采编团队、财力等，但现在成功的商业网站似乎都没有传统媒体背景？
戴玉庆：的确。全世界最好的网站，比如美国在线、雅虎、Google等门户网站和大型搜索网站，没有一家是老媒体办成的。按说传统媒体应该最适合搞新媒体，但这些成功的商业网站却没有一家是传统媒体背景。其中是有规律的。首先，传统媒体行业涉足新媒体时，从投资来讲，不是风险投资，本身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是很弱的；同时，传统媒体本身还在赚钱，新媒体出现的时候大家都在观望，当时也没有显示出新媒体强大的冲击力，刚刚出现网站的时候，传统媒体并没有很重视。相反，一批风险投资去冒了这个险。一批搞IT行业的新人，也许他们本身虽然不懂新闻，但他们对技术很熟悉，很敏感地察觉到这种技术在传播界的应用很有前景。相反，我们传统媒体最大的优势是有一套现成的运营模式、盈利模式、业务模式，都很成熟了，做起业务来也很顺，反倒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有些不思进取了。经过十年八年，一批大型商业网站、门户网站、搜索网站已经办成功了，他们开辟的这种传播模式逐渐被一批具有相当消费能力、知识水平较高的年轻人接受。
记者：那么，传统媒体现在还可以插足新媒体吗？
戴玉庆：新媒体出现的规律是，一开始就很集中，它跟传统媒体不同。美国走到一城一报用了上百年时间，但新媒体一开始出现就是集中的，比如Google，几乎把全世界的搜索服务需要全都垄断了。对传统媒体来讲，现在才去插手新媒体，就新媒体行业集中程度高的特征来讲，已经失去很多机会。媒体行业讲究“先来者为王”，过去我们也经常讲“快鱼吃慢鱼”，这一点在新媒体上的体现最为明显。现在已经成型的几个门户网站，像新浪，一出手就把海量新闻信息垄断住，也把特定的广告来源占领。它不可能像传统媒体那样，需要上百年才走向集中。传统媒体现在再办一个类似的新网站去跟他们竞争，可能要花很大的精力、财力，但切分到的商业蛋糕可能只是很小的一块。
全球报业的发展，相比之下，美国走得最糟糕
记者：从目前的趋势看，新老媒体融合在哪些层面上可以操作？
戴玉庆：现在全世界的传统媒体都在探索怎样同新媒体融合，都没有成熟模式，一般是自己的报纸（报业公司）办一个网站，大家都在摸索。即便是报业高度发达的美国的传统媒体的网站，同美国在线等网站相比也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所以，要探索的话，中国人外国人要一块探索，因为我们都是传统媒体，都忽视了进入新媒体的最佳期。因为我们背上了传统的包袱，把这个时机错过了。在新媒体出现新机遇、新突破的时刻，在有射门机会的时候，我们都没去踢那个球。
但也不是说传统媒体就不能涉足新媒体。因为大家都认识到，新媒体发展的过程还在继续，远没有终止。虽然出现了大型商业门户网站、搜索网站，初步出现了集中经营，但空间还很大。传统媒体能否创造出一种新媒体盈利模式，从理论上和技术上都是可能的，利用传统媒体强大的采编能力，把平台搭建得更多样化，在新闻的采编、信息的处理方面，传统媒体始终具有优势。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今后几年的媒体改革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
戴玉庆：现在有一些悲观的论调认为，平面媒体发展的趋势就是被取代。但实际上，即便在新媒体出现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情况下大家还是相互包容的，像电视、广播、报纸等多种媒体形式都是共存的，不会说这个东西出现后其它的都会被横扫。我觉得一个基本的趋势是，大家还是可以共存的，只不过是谁占的比例更大一些的问题。这一点一定要看清楚，如果用“非黑即白”的思维来看问题的话，很可能做出极端的错误决策。
我曾经考察过欧洲、美国的报业，相比之下，中国的报业发展是走得最顺利的，美国走得最糟。美国自从通过把报纸推向上市公司以后，各种各样的净利润率、每股盈利率等指标，卡得报纸一点都不敢投资。明明报纸影响力还挺大的，为了追求净利润更高，自动去缩减发行，压缩成本。编辑部通过几十年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一批骨干也被裁员，就为了给华尔街做一个漂亮的报表。结果把报业这个很特殊的行业搞得没有影响力了。这个教训我们是要吸取的。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控制成本，而是我们坚信，传统媒体在运营模式上是成熟的，还有很多钱可以赚，尤其在中国。
喻国明：即使“纸”消失，“报”也不会消亡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中国媒体改革三十年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媒体功能、媒体体制、媒体运作逻辑、媒体生态环境四个方面。媒体改革三十年的艰苦探索，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生活品质的提升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中国的媒体改革”，知名媒体研究专家、被誉为“媒介军师”的喻国明如是总结30年来这一“上层建筑”的变迁。
多层次媒体体制正在形成
媒体功能的变迁主要体现在30年来，中国的新闻媒体已经逐渐由单一的党的喉舌转变为信息传播者、社会守望者、文化传承者，甚至包括伴生的公众娱乐、消遣、讨论公共事务的平台等功能。可以说，目前凡是西方发达国家媒体拥有的功能我们国家的媒体也都基本具有了。
媒体体制的变迁更为明显。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媒体性质是党办国有，要接受宣传部门的统一领导。但如今，相关体制明显宽松多了，在网络、出版等领域，甚至可以允许市场化运营。下一步放开的可能是报业，最后放开的可能是广播电视系统，一种多元化、多层次的媒体所有体制正在形成。
媒体奶酪正在被人分食
媒体运作逻辑的变迁每一位传媒人都感同身受。以前的媒体主要靠吃皇粮，如今新闻的把关、采集制作不是从市场的角度、读者（观众）的角度，基本上没有生命力，根本活不下去。同时，传播领域中的各种力量对比也在洗牌，过去我们的媒体传播基本上是由精英群体进行的大众传播，但现在人人都可以是新闻产品的生产者，新闻DIY的格局已经形成，传统媒体的市场份额正在进行洗牌。
“美国现在已经有40％的新闻不是由专业的新闻记者采写，而是公民新闻，公民已经越来越多参与新闻报道。过去媒体的角色是传播者，我传播什么你就得接受什么，现在媒体奶酪已经开始由别人分食。过去不是人人都可以发布新闻，但现在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博客、播客的兴起，人人都可以成为新闻的发布者。”作为一种新兴舆论力量，以草根名义出现的“公民记者”，在弥补媒体信息渠道不足的同时，也越来越受人们关注。
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媒体生态环境也正朝着公开、透明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从过去森严的、经过层层上报才能发布新闻的制度到如今完备的新闻披露制度，虽然中国至今没有解除报禁，但中国的媒体生态环境越来越公开、透明，这也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一大体现。
譬如此次汶川大地震，中央新闻媒体在地震发生后18分钟就向全国发布了地震消息，这在过去的媒介生态环境中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传统媒体不存在消亡的问题
技术革命带来阅读习惯的变化，新媒体将来会不会取代传统媒体？喻国明表示，新媒体冲击旧媒体自不待言，但新媒体取代传统媒体是个伪命题，报纸永远不会被网络等新媒体取代。他解释说，不能用一张报纸是否还用纸张来传播作为衡量报纸是否消亡的标志。传统媒体的本义在于对信息的甄别、把关，其特点是以一胜十，内容精致、提纯度高，这是由它的整体人员队伍决定的。
而网络等新媒体作为人际交流的一种产物而存在，其特征是交互性、丰富性强。退一步说，即便将来报纸的“纸”质终端状态消失了，以新的形式存在，它也还是报纸，传统媒体不存在消亡的问题。
喻国明：媒体市场的开放不会带来人们观念的激进
“中国的媒体在改革过程中一直被时代推着朝前走。现在，网络挑战传统传播秩序，这是一件好事。这次汶川大地震的消息发布就显示出中国的信息发布正呈现出可喜的变化，这是一个巨大进步。”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如是说。
媒体改革与自身的“先锋”地位格格不入
喻国明表示，媒体改革在改革开放中是一个特殊领域，它在改革开放的宣传动员上虽然始终走在了时代的最前面，但传媒自身的改革，包括体制机制的改革却几乎走在了时代的最后面。传媒对这个时代的变化相当敏感，但传媒自身的改革却具有滞后性。这个领域的改革开放往往是看一步，走一步，有时候是进一步退两步，反反复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很多时候，我们的媒体改革是在被时代的步子推着朝前走，这与媒体自身的“先锋”地位是格格不入的。
喻国明表示，日益发达的网络媒体正对传统的新闻秩序进行着极大的冲击，传统的新闻管制用在网络媒体上似乎行不通。最典型的就是去年厦门PX（对二甲苯）项目的叫停，网上民意的充分表达最终导致一个污染项目的下马，直到“周老虎”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无一不是通过网上民众声音的表达推动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现在甚至出现了一种新趋势，很多新闻事件是首先在网上被推上头条，成为网络热点，从而引起了传统媒体（报纸、电视）的关注，进而成为轰动的新闻。网上民意俨然已经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
如何看待网络媒体对传播秩序的挑战？喻国明表示，制度层面必须更加开放，具体来说就是要宽待网络媒体。过去我们对放开新闻管制后的危险看得太重，认为它就是洪水猛兽，会破坏社会安定团结；到后来我们网络媒体非常害怕，防范非常厉害。但现在看来，网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网络上照样充满了真爱，前线医疗救助信息的第一时间发布，对灾区人民的慰问，自发组织救援行动，都是由网络媒体率先发起的。
“这个社会需要有资源的分享。就像一个正常的机体，除了动脉、静脉之外，还需要有毛细血管，那么网络就是这个社会的毛细血管，它需要有自己的空间，需要有宽松的制度安排，不能一味打压。首先，政府要相信我们的媒体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是爱国的；其次，媒体有它本身的生存法则和市场规律，不遵守规则的媒体最后肯定会被淘汰，市场会给它教训；此外，从国外媒体产业的发展规律来看，媒体市场的开放并不会带来人们观念的激进，相反，它与社会稳定之间是正相关。”
信息披露，让政府运作不再“悄悄进行”
喻国明表示，中国的媒体改革要适应新形势，就不能仅仅是政策性的小修小补，而要有根本性的变革。他进一步分析说，促进中国媒体改革的是制度、市场和技术三大因素，市场、技术因素对传媒的发展是具有革命性的。市场因素方面，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现在的中国传媒绝大多数不再“吃皇粮”，不再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这就迫使传媒业者必须从市场运作中找到经济回报的手段；技术因素方面，网络媒体和新媒体正对传统媒体形成冲击；有了革命性的技术和市场却至今没有革命性的制度。过去那套管理制度已经不适合媒体发展现状了，我们不能再按照过去那套老办法来管媒体了。
可喜的是，这次汶川大地震消息发布已经呈现出一个可喜的势头。此次中国政府的信息发布也得到国际社会和国外媒体的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次非凡的进步。路透社发表评论说：“中国政府此次对灾情的信息没有任何隐瞒。中国政府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无论是反应的灵敏，还是应对的效率，都已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更令人瞩目的，是信息披露的及时与充分。政府通过现代传媒手段，不但将整个灾情袒露在公众眼前，而且对救灾的进展，进行了不厌其详的报道。在这一刻，政府的运作不再是幕后静悄悄进行的游戏。”
记者队伍素质的提高，目前还得靠自律
媒体改革三十年，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队伍从小到大，如今已经有数十万之众，俨然已经形成一支“记者大军“。但近年来，新闻从业人员队伍也传出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一些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也遭到置疑。三十年前想都不敢想的假新闻、状告记者的现象如今已经屡见不鲜。2007年北京电视台“纸馅包子”事件更是将中国的虚假新闻推向登峰造极。这也引发了业内的一场深刻反思：难道生产新闻的记者队伍本身也需要“改造“？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喻国明表示，新闻从业人员自律有一个过程。之前业界对于记者队伍本身所出的问题寄希望于出台《新闻法》来解决，现在看来《新闻法》的出台遥遥无期，记者队伍素质的提高还要靠自律。“在媒体产业化、市场化过程中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举措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搞改革、创新，怎么能不出错呢？”
曹国伟：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完全可以互惠互利
（曹国伟，新浪网总裁）
近年来，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异军突起，给传统的平面媒体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广告收入上已经给平面媒体带来了明显的分流。
中国的媒体改革应走向何方？平面媒体该如何“接招”？中国门户网站“老大哥”新浪网的总裁曹国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却表示，近10年来，新媒体虽然发展迅速，但仍不足以对平面媒体形成全面冲击，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完全可以互惠互利。
传统媒体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记者：近年来网络媒体广告增势迅猛，如新浪今年第一季度广告营收4780万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51%。很多人也非常担心网络媒体给平面媒体的广告带来冲击，您怎么看这种忧虑？
曹国伟：新媒体广告增长快，部分分流传统媒体的广告市场，这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是说传统媒体广告增长慢，就是因为新媒体冲击的缘故。新媒体广告增长快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比如一个新开的网站今年的广告收入是100元，明年它的广告收入是10000元，一年就增长100倍，一点也不难理解——新媒体从零开始，增长当然高于传统媒体。
相反，一张报纸的广告收入要从15亿增长到20亿，虽然增长率不高，但却要难得多。过去20年中国的广告市场以每年10％~20％的速度增长，整体的量在做大，其中各类媒体的广告总量都在增长。新媒体有自己的流量、用户，稀释传统媒体的广告份额是肯定的。
我们也要看到，新媒体虽然在用户占有率上在不断提升，但它所占整个广告市场的份额是非常小的，只有5％左右，不可能真正冲击整个传统媒体市场，传统媒体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传统媒体本身的市场结构有待调整。
新媒体须开拓具有自己特征的内容
记者：那你认为现在中国多数报纸广告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原因是什么？
曹国伟：媒体的效益问题由市场规律决定。报纸广告的增长缓慢，有新媒体的因素，但就中国市场而言，平面媒体之间的竞争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在美国，通常一个城市只能容纳一张盈利的报纸。中国的报业现在竞争非常激烈，最近几年新的报纸不断涌现，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平面媒体广告的分流。
这种情况在新媒体中也存在，我们的广告份额也在被稀释。几年前门户网站的广告收入占整个网络广告的90％，但随着垂直类网站的出现和壮大，现在连50％不到，新浪过去所占的比例达到50％，现在连20％都不到。新媒体之间同样有新的和旧的之分，新的出现也会稀释旧的所占份额。
中国新旧媒体是互惠互利的典型
记者：不少人担心新媒体会取代传统媒体，您怎么看？
曹国伟：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完全可以互惠互利。我们很多的资讯都是来自传统媒体，这个无法避免，但我们必须开拓具有新媒体特征的内容，像娱乐、体育之类的，单纯依靠传统媒体肯定不行，所以我们有很多用户自创的内容，比如博客以及相册等，这是网络媒体很大的优势。过去我们明星报料、事件性的东西，可能是当事人去找一个媒体记者报道，然后转到网上，但现在有了博客之后，当事人可以自己把它写下来，成为有影响力的事件，被转载到传统媒体上，这就完全改变了传统的大众媒体传播途径。
在我看来，中国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是最为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典型，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特点结合得如此之好。
记者：您认为，按照中国媒体目前的发展态势，未来5到10年，新媒体广告还有多大的增长空间？由现在的5％增长到20％、30％，有没有这个可能？
曹国伟：这是完全有可能的。美国的网络媒体广告占整个广告市场的份额已经超过了10％。媒体广告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读者、用户使用时间的竞争。当然，新媒体在广告份额上要达到20%以上还有很多年的路要走，而这里所说的新媒体绝不仅仅指的是互联网。手机媒体和互动电视等等在未来都会是新媒体广告重要的争夺者。
媒体变革：分享话语权
30年的曲折前行，中国的媒体最终从高高在上的王者姿态，到现在放下身段，走入寻常百姓间。这是一个话语权逐渐分享的过程，参与权、表达权、决策权，这些原本属于社会精英分子的特权正由平头百姓进行分享。
中国媒体市场化的觉醒
中国媒体市场化的发轫，以1978年开始的两大事件为起点，一是1978年《人民日报》等首都8大报给财政部联名报告，要求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一是1979年1月中国媒体广告恢复。前者重在为中国媒体“市场化”寻求官方政策许可，后者则为媒体的市场化运作进行了大胆的实践突破。这是中国媒体在沉默了十年之后一次“饥渴”的爆发，其能量也自然是惊人的。
媒体广告的恢复是中国媒体市场化的觉醒，“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中国媒体产业从此一飞冲天，至今仍然影响中国报业市场的副刊热、子报热、周末版热都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勃兴的。但旧思想桎梏退去不易，魔盒被打开后“邪恶”也跟着出来了，媒体刊登广告被批是“走资本主义路线”，作为资、社之争上纲上线。但产业化后媒体俨然如高速列车般势不可挡，这种声音很快被时代的浪潮所淹没。
广告来了，厚报时代随后杀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除《人民日报》8个版外，所有报纸“千人一面”4个小版、报纸内容基本是领导人的“专版”，这种局面开始被打破。1987年，广州日报率先从4版扩至8版，吃了报纸扩版的第一只螃蟹，中国老百姓第一次惊奇地发现，报纸原来可以这么厚，还可以花花绿绿的，报纸上除了领导人之外还有老百姓的身影。
松动出现了，中国的媒体从此开始“眼睛向下”，报道的对象和关注点也开始下移。这也是我国传播学领域的第一次“平民化革命”，一次关乎中国媒体走势的转变，中国老百姓参与媒体产品制作由此起步。从此，一位大妈告诉你他刚刚接受了媒体采访时你不会再吃惊地张大嘴巴。
跨入上世纪90年代，中国媒体市场化进入深入时期。“中国真正的媒体改革起于90年代以后，实质的改革应该是从1993年的《东方时空》开始的。你别看现在老百姓对着镜头说话很平常，但在十多年前却是想都不敢想的”，原广电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如是总结。《东方时空》开辟了中国新闻评论类节目的新纪元，中国老百姓可以“点菜”了；《焦点访谈》又开启了中国舆论监督类节目的先河，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开始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了。
而从1996年1月15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以来，我国至今已经批准组建了三四十家报业集团，它们已成为中国报业的主力军。
新技术带来信息盛宴
到了2000年年初，仅央视为中国电视观众提供的频道就有14个，此外还有数字电视频道、高清和网络电视频道。1993年，国务院把“报刊经营管理”正式列入第三产业。至此，中国的媒体已从最初的“党办国有”，单一的宣传工具实现华丽转身，产业属性凸显，媒体的功能也逐渐由单一传达党的声音扩大到服务市民。
精彩远没有结束。2000年后兴起的web2.0技术的推广让以网络、手机电视为代表的新媒体瞬间颠覆了你我维持了几十年的阅读习惯。今天，我们不仅可以随时、随地查看一秒钟之前发生的事件，还可以自己动手当“公民记者”，把自己原创的作品传播出去。这无疑是新技术带给我们的一场饕餮盛宴——不仅“有菜可点”，还可以随时随地“点菜”。
回眸三十年媒体改革路，曲折但不乏精彩。对于媒体的作用，中央领导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胡锦涛总书记近日在讲话中特别提出，要感谢新闻工作者。对于在此次汶川地震中中国媒体体现出来的开放性，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也表示，我国媒体及时、客观、开放、透明的报道，在第一时间传达了灾区的信息，不仅保持了社会安定，消除了各种谣言、惊恐慌乱的现象，也大大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
“如今中国老百姓完全可以通过自己手中的遥控器和手中的货币决定一个节目和一张报纸的兴衰”，知名媒体研究专家喻国明表示。媒体大亨默多克也说：“你不必了解互联网，只要懂得如何利用它就好。”这就是新媒体时代的游戏规则。奇迹仍在继续。中国的媒体改革还将上演哪些奇迹？也许下一个奇迹创造者就是你！
传媒发展口号变迁
中国媒体的30年变迁，媒体从业人员和广大群众对媒体的认识也逐渐深入，形势的变化驱动着中国媒体发展思路不断更新，媒体人对媒体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中国传媒发展口号的变迁，颇耐人寻味。这也是中国传媒30年来漫漫长路探索的缩影。
“多种声音，一个方向”。新闻媒体无论如何变革，始终应该坚持“一个方向”，即社会主义大方向。但是媒体上允许出现不同的声音，容忍多样的思想碰撞。一切媒体改革，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为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其他。
“外部断奶，内部搞活”。“外部断奶”即不吃“皇粮”，不再享受国家财政拨款，不再依靠政府补贴。这样做，不仅对国家作出了贡献，而且便于经济自立，取得更多的自主权。改革者指出，经济上自立，业务上自主，方针上独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体制改革目标得以实现的三部曲。“内部搞活”旨在调动传媒内部上下左右、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现传媒的目标与决策。
“事业性质、企业经营”。在保证党的新闻事业就是党的耳目喉舌的前提下，以企业管理的方法来经营新闻媒介。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一直强调媒体的社会属性，这就要求媒介应该是公营的事业。到后来，我们在说媒介的社会属性的同时，也要求它有经济属性，能够在“断奶”的条件下独立生存，这就要求其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能盈利。
“一业为主，多种经营”。1985年前后，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我国报业经营活动掀起第一个高潮，提出了“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思路，即坚持办报为主，在办好报纸的前提下，开展多种经营；1992年，提出发展报业经济的新概念和新目标，促进报业经营活动登上新台阶。同年，报界出现第一个广告收入逾亿元的大户；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挂牌，开始了首家报业集团的试点工作。报业经营由此全面展开，许多报社与政府财政脱离，进入市场竞争行列，报业竞争拉开序幕。
“内容为王”。内容为王就是指新闻传播内容为王，一种媒体传播形式（比如报纸）的成败关键看传播的内容是否能够抓住读者、影响读者。如广州日报遵循“追求最出色的新闻?塑造最具公信力媒体”的理念，强调“以内容为王”，紧贴新闻，策划了一系列品牌推广活动和“奥运中国大扫描”、“进军全球奥运城”、“全球次贷危机大扫描”等大型采访报道，获得了读者和客户的深刻认同。
“多种媒体，一个指向”。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米博华提出了“三个舆论场”的概念。他认为，今日中国第一个舆论场是主流媒体，主要指的是党报党刊以及官方电视台、广播电台、网站等。第二个舆论场是非主流媒体，主要是指一定的机构主管主办的、面向市场的都市类报刊以及商业网站等。第三个舆论场是民间。米博华认为，尽管三个舆论场作用不同、影响不同，但应该也必须有一个指向。所谓一个指向，不是指一种声音，而是指不论哪一个舆论场，都应该共同遵循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应该是进步的、向上的、健康的、积极的、文明的而不是相反的。
“双轮驱动”。媒体组织内的各个部门要为整体的目标而共同协调，特别是媒体组织的两大核心部分，即采编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需要相互配合，才能前进和飞翔。“粤传媒”上市成为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资本运作的重要平台，也是“双轮驱动”的体现。
数据链接：据统计，截至2005年，中国已有2000多份报纸，约9000种杂志，568家出版社。1000家左右的电台共有7亿听众，此外还有200家电视台，2900个节目频道。2007年中国媒体广告额已突破3000亿元，比上年增长9％。户外广告和拥有2.1亿网民的互联网也日益兴盛。2007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达106.1亿元人民币，2007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专家预计，2008年中国媒体产业产值将达5440亿元，比2007年增加13％。
刘洲伟：《21世纪经济报道》的制度竞争力
传媒领袖网/2008-6-27
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北京新闻中心，一块黑板上贴着关于地震现场的新闻照片，板报上写着截至2008年6月17日共收到捐款的数额，义卖捐得的数额。走进《21世纪经济报道》总编刘洲伟的办公室，他正在奋笔疾书的签着文件，边签文件边表示实在太忙。桌子上放着当日的几份其他财经类报纸，看样子还没有来得及看，摆放很整齐。
面对市场竞争，刘洲伟并没有表示出太多的担忧，也许这和他们目前良好的运营状况有很大的关系，《21世纪经济报道》改版成“办公日报”后，广告和发行量上升势头很猛。
《21世纪经济报道》提出了自2008年7月1日起涨价战略。刘洲伟对于涨价问题非常自信，“我们现在的报纸已经经过半年的积累，新闻本身的附加值已经OK了”。而且对于涨价后的发行也非常看好，“奢侈品提价了，反而追随者更多”，俨然有把《21世纪经济报道》做成奢侈品的意思。
中国道路全球价值
传媒领袖网：“新闻创造价值”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主体理念，你是如何理解这一主体理念的？
刘洲伟：这是早期提出的一个概念，或者说是广告语。在早期三四年的时候主要用这个广告语，后来又有一系列的比如“与加入WTO的中国一起成长”代表向上生长的力量。最近一段时期常用两个，一个是“生生不息”，一个是“中国道路，全球价值”。
传媒领袖网：《21世纪经济报道》是如何理解“生生不息”和“中国道路，全球价值”？
刘洲伟：实际上就《21世纪经济报道》这种报纸来说，经历了从周刊到周二，到周三，到周五“办公类日报”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它的生长是代表了一种一直在不断发展的一个力量，同时也寓意着中国本身的政治经济的增长力量，也在不断的生长。代表着永不停息的诉求。
“中国道路，全球价值”这是我们近几年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口号，今年正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年间走出了中国式的道路，中国式的道路内涵极其丰富，很多渐进式的、把握形势的、灵活性的、原则性的内涵都把握住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也就是“中国式道路”简称“中国道路”。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中国道路不断走下去，这条道路在世界范围来还是有很大的价值的，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一些的发达国家是很有参考借鉴作用的。去揭示这条道路中的内涵，逻辑以及所代表的意义就成了一张严肃的综合性的商业报纸内生性的使命。
坚决杜绝“半吊子”新闻
传媒领袖网：如何把这些理念贯穿到编辑过程中？
刘洲伟：我们的编辑方针就是以深度报道为纲，报纸本身不是要解决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是解决“what”这个“W”的问提，而是应该解决“why”，为什么的问题，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发生事情的背后的逻辑什么，制度安排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包含了制度本身上的缺陷，以及对我们读者的启发是什么。我们希望我们的记者在做每篇稿子的时候都要想清楚这一问题，而不仅仅报道了一个事情就OK了。如果只是简单地以故事逻辑讲一个故事，讲一个新闻，对于报纸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把这种新闻叫“半吊子”新闻，或者说是“碎片化的新闻”，我们坚决杜绝这种东西。
传媒领袖网：有人说《21世纪经济报道》是经济类的《南方周末》，你认可这一说法吗？
刘洲伟：我没有听到过这种说法，我们和《南方周末》毫无关系，也就是我们几个创始人以前在《南方周末》工作过，这两份媒体的定位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传媒领袖网：那边的东西比如说成功的模式和经验没有运用到《21世纪经济报道》里面来？
刘洲伟：谈不上，就是说《南方周末》最鼎盛的时期，也是我们这批人在做的时期。比如说，《南方周末》的经济部就是我创办的，谈不上他们对我们有什么启发。2000年的5月份在筹划《21世纪经济报道》的时候，我当时还在兼着《南方周末》的经济部主任，实际上很多框架或者说架构性的设计，在《南方周末》已经孕育了很长时间了，不过在《南方周末》这个集体里面是不可能单独发育的，它已经超越了南方周末的范畴，《南方周末》已经无法容纳这一独立的个体，它本身的理念已经走在前面了。当时《南方周末》的经济部和新闻部经常发生理念上的冲突，理念完全不一样，冲突的很厉害，所以后来在2000年底的时候有机会创办了《21世纪经济报道》。这也是跟《南方周末》的渊源。《21世纪经济报道》在出来以后，它的成长就是一个完全自己的故事。
制度的竞争力决定了整体竞争力
传媒领袖网：《21世纪经济报道》如果想成为国内经济类报纸的领先者，需要对自身不断的完善，请问你们在将来一段时期内，主要将在哪方面改进完善？
刘洲伟：最重要的就是综合竞争力，从它本身的内容的定位到它整个经营方面的匹配，以及围绕这份报纸品牌所涉及的各个环节都是参与竞争的。内容是它的主打环节，如果继续保证它的竞争力，就在于采编的综合竞争力。比如说现在的《21世纪经济报道》有300多个采编，这300多个采编的综合的平均的竞争力决定了这份媒体。所以我们现在抓培训抓的极其辛苦，抓的极其有耐心。就像当初创刊的时候一样，满怀激情又忍辱负重地来做这些东西。
现在报纸对各个领域都进行了细分，比如说关于法制的报道和关于银行的报道，在法律这条线上我们可能就那几个记者，在银行报道方面也是固定的几个记者。在几十个上百个细分领域，如果银行报道的这几个记者总是不能抓住银行业竞争中的大的事件，揭示银行制度改革中存在某种问题的话，那么这方面的报道你就无法领先。
所以我们所说的领先不是虚幻的，是一定要落到实处的，是要落到我们300个采编每个人头上的，那么能不能领先就看这300个人是不是每个人都足够有出息，包括我个人。深入报道能力的提高，无限逼近真相的能力，以及问题的提出角度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不是空讲一句凭什么领先，其实凭的就是这些人。
而对于这些人就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去组织他们，降低内部的管理成本，形成一股合力，从制度上保证有一个合力，保证每个人相对来说有沉静的心绪，潜心于新闻报道，而不是别的，比如炒股等等。其实最后就是制度的竞争，制度的竞争力决定了整体竞争力，整体的竞争力决定了你是否一马当先。
《21世纪经济报道》下半年将提价
传媒领袖网：《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开始改版。改成周五办公类日报以后，在编辑内容上有那些变化没有？发行量有没有变化？广告收入呢？
刘洲伟：最大的变化就是文章更加深入了，这听起来像个悖论，改版日报后，按说应该做一些短小精悍的，做一些日常化的短平快的东西。我们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其实国际上的媒体也是这样的一个趋势，比如说像《华尔街日报》，它在去年做了一个改版，改版非常成功，改版后文章更长了，报道更加深入了。
再看国际上最专业的媒体布隆博格（即彭博通讯社，创始人是迈克尔·布隆博格），在全球有3000个记者，但它的文章很长，为什么呢，是因为专业的人更需要周详的调查和富有前瞻性的分析。你是不是完全以你的读者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你核心定位下的读者真正需要什么东西，你要去和他们接触，去了解。
我们的读者是谁呢？政府官员，企业高管，机构投资者，这些多是决策者。针对这些决策者，他们最需要什么呢？他们首先解决信息不对称，我们要挖掘到独家的、独到的信息。不需要泛泛的信息，因为网络上充斥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要对事件做出趋势性的分析，趋势性是符合逻辑的，这个东西他是需要的，所以在变成办公日报的同时，我们确定了以深度报道为纲。着重强调这一点，而不是去做其他报纸或者网络那种泛泛的碎片化的东西。按照麦克波特的竞争力理论，那不是我们的差异性所在。
我们在广告额和利润上连续保持了40%的增长率，这个很稳定。我们不希望见到太大的跳跃性。
发行量在上升，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做日报以后，我们的全年的订阅量占到整个六成。零售和订阅都在上升。我们最近刚决定在2008年的7月1日开始对《21世纪经济报道》提价。
传媒领袖网：提价的原因是什么？
刘洲伟：经过半年的积累，新闻本身的附加值已经OK了，加上当前的通胀，上游的原材料价格在上涨。巴菲特有个概念叫特许经营权，所谓特许经营权就是你有非常好的品牌价值的时候，那么这个产品在价格制定方面你是有优势的，你的价格的弹性是很大的，你的提价不会以丧失读者为代价。我们提高一块两块，我们的读者不会减少，说不准还会增加。我们的报纸有点像奢侈品，奢侈品提价了，反而追随者更多，这是奢侈品消费规律上的一个悖论。
工作做到实处才能保证报纸的品质
传媒领袖网：当年《21世纪经济报道》从周二刊改成周三刊的时候，就有人批评《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质量下降，这次改成周五刊后有没有这种批评？
刘洲伟：当时改版有实验成分在里面，我们就是通过这些东西来控制新闻的品类，试试一些快的东西，看看这些东西的市场怎么样，最后看来市场是不接受的。到现在为止，这次改版后还没有听到批评。而且在关于地震和“两会“的系列报道中，一方面在24小时周期的日报的节奏下第一时间生产出独家新闻的数量越来越多，同时，我们保持了足够的深度，在业界的影响力是没有问题的。你看现在的《财经》杂志经常在文章的开头引用我们的数据，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刚有《朝日新闻》的记者采访我一些关于地震报道的问题。
传媒领袖网：从周二刊到周五刊，如何保证你们的报道还保持既有的深度？
刘洲伟：我们的管理是矩阵式管理，一方面在横向上是版块管理，我们的版数在提高，周期也在加强，我们相应的人力资源也在加强，比如说，以前每个版块20个记者，我们记者和版数同样增加，平均下来每个记者的工作量并没有增多。
另一方面，在纵向上落到各个新闻中心在做管理。新闻中心的最大职能一是临近新闻发生地的重要的组织功能。我们编辑部在三个地方，北京、上海和广州。但是这些编辑部是统一的，比如说这边有一个编辑是政经板块，那边有一个编辑是财经版块，全部编辑形成一个团队，而这个团队尤其是在北京在中央部委的层面对政策等等有第一手的信息，他们有时候也到部委去了解一些情况。
第二，我们的新闻中心还是培训中心，每周我们要组织一到两场专业的培训，一部分是新进来的采编，另外还有一部分不是很成熟的采编。我们要对他进行新闻伦理、新闻实操方面的培训，这也是新闻中心在日报化的过程中担任的两大功能。
这样，一来平均单位的工作量没有增加，二来加紧培训，同时切近新闻第一线去提供最贴近消息源的新闻，极力促进人力资源的专业化发展，都是实打实的工作。做到实处，才能保证报纸的品质不会因为周期的增加而质量下降。
我国媒体和西方媒体差距不大
传媒领袖网：你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采访时说，“希望十年之后，《华尔街日报》改版的时候说‘想做成美国的《21世纪经济报道》’。”你觉的这个想法能实现吗？
刘洲伟：这倒不是太大问题，因为要依托中国经济发展，如果我们对中国经济本身有信心的话。这一点是逻辑上的结果不是想象的结果，你在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怎么能够想象中国出现全球第一大银行、企业等等。所以现在也无法想象十年后的中国。但是根据逻辑的推理看得出来，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如果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而且人均GDP能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准的话，《21世纪经济报道》的读者能达到300万的时候，影响力应该是很大的。因为它掌握了最大的资源，这也就是个逻辑推理的过程。
传媒领袖网：很多传媒人在提到中外媒体的比较时，都认为外国媒体的发展时间长，而中国的媒体发展时间短，所以差距特别的大。你认可这种说法吗？你认为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和中国财经媒体目前的发展态势，需要多久就可以和西方媒体不相伯仲？
刘洲伟：我觉得差距不是特别大，首先的差距是制度性的差距，就是中国的媒体小而散，没有足够的制度性的工具，包括上市等这些工具来让它迅速做大规模，或者说去进行收购兼并。这是中国媒体在现有的制度下存在的最大的问题，除此之外和时间长短毫无关系。
比如布隆博格，它的历史只有几十年，它发展的历史只有道琼斯公司的三分之一或者说四分之一的时间，而现在它每年的利润是道琼斯的好几倍。布隆博格的总编辑是当初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记者，华尔街日报现在也就五六百记者，而这个原华尔街日报过去的总编辑现在领导着3000多名记者。
最重要的就是媒体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有些制度性的东西要去突破，比如资产重组等问题。
中国经济就很难说了，中国的媒体也很难说，因为这里面的制度的不确定性很大。今年温总理在两会上答记者问的时候就说了，对于他们最高层的决策者来说就是中国经济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假设大部分媒体由市场主导的话，发展其实是会很快的。比如说华为公司在通信领域，现在已经在设备提供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了，已经能够和全球的巨头们相抗衡。它也就用了20年的时间，而这个本身由市场来决定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就有太多的假设，这就造成了不可预测性。如果在一个所谓的理想的前提下，发展还是比较快的。
做好报纸的关键：制度资本战略
传媒领袖网：办一份成功的经济类报纸都需要哪些条件？
刘洲伟：应该包含制度、资本、战略等因素。制度是各种关系的一个配置，最重要的就是配置资源，如果资源配置的好，那么发展肯定就快。
传媒领袖网：这次四川大地震，《21世纪经济报道》更多侧重哪些方面的报道？
刘洲伟：我们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前方有个指挥部，关注现场，关注第一手的新闻，关注黄金72小时的动人故事等等；在北京有一个关于地震和重建报道的部门，我国和救灾相关的法律有十几部，我们都打印出来进行了学习，这些法律都见证了国家对灾难救助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也规定了救助中很多执行层面上的东西，你可以看到，从救灾的一级响应到中央储备库的物资分配，从赈灾的捐助到接收等等，其实国家在法律层面已经有明文规定，我们就是在依法救灾。
传媒领袖网：我国媒体对于这次大地震的报道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赞赏，你是如何看待这次四川大地震中中国媒体的表现的？这次地震的报道是否会让中国的媒体整体提升一个层次？
刘洲伟：首先这次四川地震，党和政府做的很好，效率也很高，公民意识也在觉醒，整个地震本身对于一个国家公民意识觉醒实际是上了一堂课，媒体在期间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也许能让中国的媒体提升一个层次吧。
传媒领袖网：你以前在《南方周末》工作过很长时间，你觉得《南方周末》带给你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刘洲伟：《南方周末》是我人生的一个阶段，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从见习记者一步步地做起来，这是成长中的必经阶段，付出了一些代价，也有一些收获。
敢不敢触及“敏感问题”检验思想解放的真假
新华网/2008-6-17
按：本文作者为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李英田。
实践中，我们大都遇到过所谓的“敏感问题”。“敏感问题”是一个模糊概念，虽然没有明确的界定和清晰的边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敏感问题背后往往是利益问题，一旦被触及，容易引起特定的人或群体较为激烈的反应。除了个人敏感问题和国际交往中的敏感问题之外，大量存在于我们政治生活中而且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公共权力部门的敏感问题。
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有记者到湖南省衡阳市采访住房公积金制度建设情况，不料市政府个别领导和相关部门却明推暗阻，讳莫如深，负责人以公积金属于“敏感”问题为由，拒绝介绍情况。现实中，类似敏感问题比比皆是，它们通常有三个主要特征。其一，从范围来看，敏感问题往往维护的是个别人或群体的利益。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如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等问题不需要避讳什么，这些问题不仅构不成敏感问题，而且需要大力宣扬，深刻讨论，使其深入民心。其二，从目的来看，设置敏感问题主要是为了避免谈论这个问题，因此，那些不便于公开说明、公开讨论的事情，往往都被冠以“敏感问题”予以回避。其三，从影响来看，敏感问题表面上可能与广大群众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关系，但是，敏感问题解决的效果是群众观察领导干部和权力部门公信力的一个重要“窗口”，所以人们往往对其密切关注。
虽然敏感问题的多少不能简单地与政治文明程度高低划等号，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如果国家权力部门处处设置敏感问题，那么，起码说明民主发展、政治透明的程度还不够高。这是因为，按照敏感与否的标准来划分，所有的社会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敏感”的问题，可以采取民主的方法进行讨论解决；一类是“敏感”问题，只可在一个小的范围内谈论，不宜采取公开、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这两类问题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显而易见，敏感问题越多，不敏感问题就越少，那么给予人们公开讨论、民主协商的机会和权利就会越少。在一些民主政治发达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很少出现“敏感问题”的字眼，而以敏感问题为由拒绝对其说明、回答和解决的情况更是极为罕见。甚至相反，这些国家的记者、媒体、公民组织，甚至议员专门挑出一些在我们看来绝对属于敏感问题的事件来诘问政党、质询领导、弹劾总统。我们绝不是对西方政治运作模式顶礼膜拜、照搬照抄，但是我们同样不能拒绝和排斥外国政治文明中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先进经验。事实上，在西方政治文明发展的历程中，又何尝不是经历了敏感问题众多的时期。西方在中世纪时期，凡是威胁到封建教皇统治地位的问题都被冠以敏感问题，甚至“太阳是中心，还是地球是中心”都成了当时极其敏感的问题，布鲁诺正是由于触动了这根敏感的神经而被送上了断头台。处处设置敏感问题成为专制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
个人敏感问题再多也无可非议，因为这属于私人领域，不会影响其他民众的权益；而在公共领域设置过多的敏感问题却值得商榷。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时时处处都存在着敏感问题，人们草木皆兵、噤若寒蝉，唯恐触动这根神经，始终怀着恐惧的心态工作生活，毫无疑问，这样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生机和活力的。小到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如果总是以敏感问题作为回避、搪塞、推诿的理由，这个问题不能说，那个问题不敢碰，那么，无论如何也难以调动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更谈不上创新与发展。“文化大革命”可谓中国历史上敏感问题最多的时期之一，人们生活在一个“时时有危机、处处有陷阱”的政治环境和氛围之中，唯恐一不小心说出敏感字眼、触及敏感神经。正是由于过多过滥的敏感问题的存在，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维创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彻底背离了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
历史总是以其特有的方式表现着规律性和真理性，社会发展的脚步在哪里停住就会从哪里开始。发生在三十年前的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无疑成为当时解放思想、破除僵化思维的重要里程碑。这场发生在人们灵魂深处的思想大解放，并非从时刻挂在人们嘴边、敢于公开讨论的普通问题入手，而恰恰正是从“用领袖说过的话检验真理，还是用实践来检验真理”如此敏感的问题开始展开讨论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谓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正是以他那敢于触及重大敏感问题的巨大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打破了禁锢人们多年的落后思维方式，开启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崭新局面。古今中外，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反复证明，人为设置过多的敏感问题往往无法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相反，却成为限制人们思维创新的“拦路虎”，成为阻碍民主发展进步的“绊脚石”，成为维护少数人利益的冠冕堂皇的“幌子”；民主发展程度越高，敏感问题就应该越少，换言之，敏感问题减少的过程就是政治透明度增大的过程。
今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历史给予我们的机遇十分难得，稍纵即逝。如果我们不能抓住机遇而丧失机遇，造成的损失将难以挽回。党的十七大报告鲜明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解放思想需要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加以综合思考，需要从制度、体制和机制方面加以推进，然而，首当其冲的是我们党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要跟上时代潮流，在学术思想、改革实践等各个领域中，不过多地设置敏感问题，尽最大努力解决敏感问题。
一是要相信群众，增强解决所有敏感问题的信心。过多敏感问题的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出乱子，害怕无法掌控局面，从根源上讲是没有充分地相信群众。在人们的市场意识、民主意识、科学意识、创新意识、和谐意识普遍得到增强的今天，我们没有必要再遮遮掩掩，完全可以对一些所谓的敏感问题进行深入地分析、公开地探讨，旗帜鲜明地引导群众正确认识问题的实质。“理论只要彻底就一定能够说服人”，有党和政府的正确引导，有广大群众的拥护、信赖和支持，没有任何问题能够阻碍我们前进的步伐。
二是要出于公心，把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为人民服务永远是光明正大的，为群众谋福利的事情永远不可能成为敏感问题，因为它不需要向群众隐瞒什么，讨论越彻底越好；相反，那些为少数人或个别人谋取既得利益的事情，往往成为敏感问题的首选对象。出于公心，无欲则刚，就没有什么担惊受怕的事情；私利心重则难免谨小慎微，处处设定“禁区”。
三是要主动出击，以解决敏感问题的决心和实际效果取信于民。改革创新的起点往往需要从敏感问题入手，而不是从一些不痛不痒、无关紧要的小问题开始。在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伟大实践中，各级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到“越是敏感问题，群众越会关注”，要强化“越是敏感问题，越要敢于触及”的观念，不绕开、不回避、不害怕敏感问题，主动曝光敏感问题，以坚强的决心、有效的举措和满意的成效取信于民，让敏感问题不再“敏感”。
英国报刊经销商可能丧失“送报”业务
英国《金融时报》/2008-6-24
英国报刊经销商警告称，它们将面临严重的财务困境，因为一家全国性报纸出版商此前告诉他们，将不再允许他们投递该公司旗下的一份报刊。
如果该项举措蔓延开来，可能会为整个英国的小型报刊投递商敲响丧钟。
英国《独立报》的所有者独立新闻及传媒公司表示，它已经被迫在北爱尔兰采取上述措施，原因是由于许多零售商的送报服务不足，使得《贝尔法斯特电讯报》的发行受到了影响。
独立新闻及传媒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伊凡·佛伦预测，在整个英国，送报的小店不久即将成为历史。
他告诉《金融时报》：“在如今已经发生改变的环境下，这种业态是不可行的。我预计，英国将会出现与美国同样的形式——订阅者会直接与报纸出版商联系，而不是报亭。英国在这个方面一直都非常反常。”
独立新闻及传媒公司告诉北爱尔兰的报纸经销商，它将终止他们的送报合同，原因是卖报但不送报的超市数量增长，以及很多小型零售网点纷纷关闭。
该公司致信报纸经销商表示：“尽管许多经销商本身提供了卓越的家庭送报服务，但总体而言，代理体系正在没落，不再是可持续的。”不过，英国全国报章零售业协会称，该公司对北爱尔兰形势的处理太“专横”。
该协会报纸和杂志主管Stefan Wojciechowski表示，送报业务是报纸经销商的“一块重要业务”。他担忧，英国其它地区的报纸出版商将开始更多采用自己送报的方式。
独立新闻及传媒公司在北爱尔兰采取如此极端的措施，一定程度上是当地特殊环境使然——例如，在北爱尔兰，超市业态的出现相对较晚。
正视现实：增长放缓将是长期现象
上海证券报/2008-6-25
按：本文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袁东。
“草色遥看近却无”，“横看成岭侧成峰”。对任何事物的认识，从远处和近处观察总是大不一样。对到底哪种趋势是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尽管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有十分确定的预测，但如果放在一个远近结合、横向比较的时空框架内分析，肯定会增强认识的清晰性。
比方说安格斯·麦迪森重新修订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在大跨度时空比较框架内的数据分析，就让人得益匪浅。可以说，麦迪森在数据丛林中，以其独特方式开辟出了一条认识从公元960年到2030年中国经济增长历程的道路。我想借用麦迪森的几个关键数据，探讨一下中国经济增长最可能的趋势。
按1990年美元计算的人均GDP，14世纪前，中国一直超过欧洲，长期保持在人均450至600美元的水平，养育了差不多每个时期都是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到1820年时，中国就已跃升为第一大经济体，占当时世界GDP总量的32.9%。
1820年应当是中国经济增长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就年均GDP增长率看，1700年至1820年间，中国高于全世界平均水平0.33个百分点；而在1820年至1952年间，中国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42个百分点，是全球最低的。就人均GDP看，在世界平均水平由1820年的667美元增长到1952年的2260美元时，中国则由600美元降到了538美元，期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0.1%，而世界平均水平为0.93%。在世界GDP中的份额因之由32.9%降到了5.2%。
尽管从1952年开始，无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GDP增长率，中国增长步伐都快于以往，但在1952年至1978年这个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中国增长速度仍不及世界平均水平，因而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持续下跌到4.9%的历史最低点。
正是这种巨大差距，致使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便爆发出了超高速的经济增长能量。1978年至今的30年里，按照麦迪森的计算口径，中国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都是世界各个经济体中最高的，均高出全球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以上，占全球经济的份额随之达到了15%左右。
学者们很容易总结出引发这30年高速增长几个主体要素：一是基数太低；二是大大放松了对内管制，主要资源基本交由市场配置；三是快速而全面的对外开放，中国已成为最开放的经济体；四是巨额资本投入，支撑这一投入的储蓄率在过去十多年里高达60%，亦为世界之最，这还不包括7800亿美元外资；五是持续增大且素质不断改进的劳动投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处于上升（由1978年的54%上升到70%）并趋于最高水平，15岁及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由1978年的5.33年提高到目前的10年多；六是资源利用效率快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近3%。
显然，今后中国经济是否还会以过去30年间的速度增长，也正取决于以上六个因素会发生何种变化，以及能否出现中国独特领先的新因素。现在看来，以上六个要素中可能会发生相反方向变化的有以下三点：一是基数已经较高；二是无论对外开放空间，还是发达国家技术创新与扩散效应，都会不可避免地小于过去，这决定了资源利用效率增长幅度也在降低；三是伴随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而来的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消费总水平与结构的提高，决定了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幅度也将走低。不过，鉴于行政管制领域仍有很大改进余地，特别是诸如铁路运输、电信、金融等服务业，以及能源、原材料、装备制造业等国有控企业的改革推进；加上中国的教育发展还有相当空间，技术自主创新已渐成气候，从而决定了全要素生产率，亦即资源利用效率仍会上升。
综合这些变化可以推论，今后中国经济可能不会再有过去30年那么高的增长率，但仍会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水平上。从这一点上看，麦迪森的以下预测还是有道理的：从现在起到2030年期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将接近5%，人均GDP年均增长4.5%，虽然分别低于过去30年平均水平4个、2个百分点左右，但这一水平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个多百分点，而且人均GDP增长幅度仍是世界最快的。这一增长势头足以使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到2030年达到23.1%。
其实，类似增长速度的转换，在其他追赶型经济体中也多次出现。就过往最具追赶特征并取得成功的美国与日本看，就1820年至1952年、1952年至1978年、1978年至2003年、2003年至2030年间GDP年均增长率看，美国的轨迹是3.76%、3.61%、2.94%、2.56%，日本是1.74%、7.86%、2.53%、0.95%，不仅都呈逐步放缓趋势，而且美国从1952年、日本从1978年开始的增长率都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国人均收入和经济生活质量的放缓，反而其经济社会结构更趋于改善，科学发展领先世界。
作为追赶型经济体的中国，随着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增长放缓是必然，也是正常的。既没有必要为了非得维持过去30年的增长水平而过于透支未来，造成经济与社会的过度紧张，也没有必要为增长放缓而过于担心并滋长悲观情绪。只要潜在增长率维持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上，现实增长率不低于潜在水平，就说明中国的经济社会还在以较快速度进步，在中国的各项投资就会有比较高的回报。
所以，无论是民众，还是宏观政策掌控者，都应该正视中国经济增长水平逐步放缓的长期化现实。必须清醒的是，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再积极推进各种可能的改革开放，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即便到2030年中国真的成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们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仍比1820年的水平仍低了近10个百点，人均收入顶多也只相当于西欧1990年的水平，仅相当于同期美国的三分之一，仍没摆脱追赶者的身份。
“人尽其才”的最高境界
上海证券报/2008-6-25
经常听到企业管理者抱怨自己公司员工的素质不高。确实，员工素质的提高是管理的永恒主题之一，而且企业也都在想方设法地提高员工素质。不过，若是管理者一味埋怨员工素质低下，就可能进入企业管理的一个误区。因为在员工素质问题上，更多的恐怕还是一个企业管理者如何用人的问题。
德鲁克在谈到好的组织时，说了一句名言：只有“让平凡的人都能做出不平凡的事”的组织，才是好的组织。他还说，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在择人任事和提拔下属的时候，是以一个人能做什么为基础的。他的用人决策不是为了尽量克服人的短处，而是为了充分发挥人的长处。
德鲁克的意思非常清楚：管理者最好先看看是否把这个人安排到了合适的地方。让一个不善交际和表达的人去做市场销售，业绩可能很难乐观；一个总喜欢传播小道消息、夸夸其谈的人，就不太适合当秘书，更不合适干保密工作；一个专业技术很强、但不大合群的人可能在独立工作时比较容易出成绩……因此，管理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把合适的人选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同样一个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会做出很大的成绩，而在不合适的岗位上，则可能绩效平平。
超级体育明星刘翔从一名普通的少年体校学生成长为世界冠军，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与发现这个明星苗子的教练有着密切关系。
1993年，在小学四年级即将结束的时候，刘翔被顾宝刚老师选入上海市普陀区少体校，开始了他的运动生涯。但是他当时主要训练的是跳高，100米短跑则是辅助训练项目，而与110米栏的结缘则是在1995年一次100米短跑比赛上。
那是一次上海市青少年田径赛，小刘翔以1米55的成绩获得儿童组跳高第三名，成绩不算太理想。但是，在副项100米的短跑比赛中，他却跑得轻松自如，不仅速度快，节奏控制得也好。小刘翔的表现“惊动”了看台上的上海市第二少体校的跨栏教练方水泉。
当时12岁的刘翔在方教练的眼里是：“速度快、爆发力好、脚踝力量强，是块练田径的料，但是他的腰太长、韧带紧，这限制了他在跳高上的发展。”
方教练收下了刘翔，让他改练跨栏。
从一接触跨栏开始，刘翔就也深深地爱上了这项运动。他的成绩提高很快，刘翔和他的教练都觉得，跨栏非常适合他。
到了1999年，刘翔与“师傅”孙海平结缘。2004年8月27日，在雅典奥运会的男子110米栏决赛上，刘翔以12秒91的成绩平由英国选手科林·杰克逊的纪录，夺得金牌。2006年7月12日，刘翔以12秒88的成绩获得瑞士洛桑田径超级大奖赛金牌，并打破沉睡13年之久的12秒91的世界纪录。
如果当年没有几位教练的慧眼发现这棵跨栏“苗子”，也许刘翔就是一个成绩平平的跳高选手。教练们，特别是“发现”刘翔特点的方水泉和后来带领刘翔的“师傅”孙海平两位教练，让“改行”后的刘翔将自身特点与潜力充分发挥了出来，结束了110米栏这个体育项目长年被非洲和加勒比黑人统治的历史，同时也造就了中国一代体育名将。
德鲁克曾经举过一个美国林肯总统用人的故事。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林肯总统任命格兰特将军为北方军总司令。但是当时有人认为格兰特将军有贪杯的毛病，不能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林肯总统并非不知道格兰特的这个毛病，也深知贪杯可能误事。但是林肯更知道，在北军将领中，格兰特是最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因此，林肯对反对任命格兰特为总司令的人说，如果我知道他喜欢喝什么酒，我倒应该送他几桶，只要他能够打胜仗。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任命成了南北战争的转折点。
从唐朝大诗人李白的“将进酒”开始，“天生我材必有用”就成了一句名言。所谓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就是指每人都有可以发挥的、一定的长处。作为管理者，不必在乎下属不能干什么，有什么缺点（当然，品德方面的除外，况且，品德方面的问题也不能视为缺点）；而要看下属能够干什么，有什么长处。在抱怨员工素质低之前，管理者应该先想想，是否把这个人安排到了合适的地方？如果安排错了，管理者就有责任自己纠正。对用人决策，首先需要负责任的是管理者。
还是德鲁克说得好，管理者就是让人的长处发挥生产力的。把每个人的长处发挥到极致，而让他的短处变得与工作毫无关系：这才是用人的最高境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