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资讯集萃2008.6.16

津报集团推出《奥运津报》

南京报业集团创办《大众证券报》

浙报集团发起援建爱心学校活动

全方位媒体时代的灾难

郭松民的失态和时评家的缺憾

北京晚报的《读者周刊》

大震能否推进“良治”？

奥运圣火的传递走味了

当前理论界关于解放思想的研究述评

【关于管理】

迷失与决断

做一个公正的裁判

战争带给企业经营的启示

人性化管理四要点

表扬与批评的天平

由天津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天津日报》《每日新报》《城市快报》《假日100天》联袂主办的北京奥运会特刊《奥运津报》将于6月17日精彩亮相。

　《奥运津报》从6月17日起定于每周二与广大读者见面，8月1日起每日出版。奥运特刊随津报集团3张日报《天津日报》《每日新报》和《城市快报》同步发行，日发行量超过百万。

　　天津日报报业集团位于北京奥运主新闻中心的MPC工作间也于近日交付，进场装修，津报集团6名持证记者及工作人员将在此安营扎寨，形成全国地方党报集团中规模最大的一支报道力量。同时，津报集团广告中心、每日新报、城市快报、假日100天广告部将整体联动、精心策划、统一招商，期待着广大企业加入到津报集团的奥运盛筵中来。

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江苏省迎来首家专业理财报纸——《大众证券报》。6月12日，《大众证券报》揭牌。南京因此成为除北京、上海、深圳之外中国第4个开办全国发行的证券理财报纸的城市；南京日报报业集团也因此成为第一个主办全国性证券理财报纸的地方报业集团。

　　《大众证券报》的定位：以专业高度打造中国最好的理财报纸；目标读者为全国日渐富裕的3000万个中产阶层家庭。《大众证券报》每周二至周六在南京、上海、北京、深圳等全国26个中心城市同步印刷发行。

据了解，《大众证券报》的前身——今日商报，是由南京市人民政府1993年创办的一张综合性财经日报，2002年加入南京日报报业集团。近年来，今日商报抓住中国资本市场大发展和老百姓个人理财风起云涌的机遇，全力打造今日商报《大众证券》周刊，《大众证券》周刊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有一定影响力和良好发行量的品牌报纸。

　　据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5月20日提供的数据：截至2008年3月31日，《大众证券》周刊的发行量突破80万份，远远高于《中国证券报》、《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市场占有率达56.7%，列财经类报纸第一位。

由浙江日报集团联合各部门共同发起的浙商援建爱心学校活动进入落实阶段。据活动组织处《浙商》杂志浙商理事会工作人员介绍，6月5日，浙商援建爱心学校考察团已经顺利从青川返回，同时，广元市教育局也向活动组织处提供了50所受损学校清单,其中包括浙江省重点援建的青川县有25所学校。

　　按照统一部署，本次援建活动重点推荐援建青川县25所学校。青川县是浙江省对口支援的重点县，这次灾情中，青川县校舍倒塌和受损率达到了90%。

　　由于各学校受损程度、复建规模各有不同，援建费用也将视广元方面的复建方案而定，浙商可根据企业自身情况，选择单独援建或者与其他浙商联合援建，援建学校可以援建单位名义命名。另外，也可以独立承建教学楼、学生宿舍，并以援建单位名义命名。

　　目前，浙江世贸中心、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等单位认建的14所爱心学校，正进入方案规划阶段。待规划确定之后，援建单位便将组建施工队伍赶赴青川。

　　浙商杂志浙商理事会目前继续接受各地浙商参与援建爱心学校的报名和咨询。

　　这是中国媒体第一次全面覆盖一场灾难，既然是第一次，自然就有很多值得留意和检讨的地方。检讨，不是为了打击士气，更不是要在伤口上撒盐，而是为了走出一条更宽广更有远景的大道。

　　由于政府早期的空前开放，不只新华社等中央机构的记者迅速抵达现场，全国以至于全球各地的传媒也都来了。一夜之间，形成了文字、声音和影像的全方位媒体洪流，24小时地包围了所有受众。受众渴求资讯，媒介渴望提供，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种过往曾经主宰过无数灾难报道的小规律也就移植到中国来了。

　　这种规律就是，在灾难发生的初期，先是涌现大量灾情实况的报告，然后渐渐把焦点转移向救灾过程中感人的事迹。这套小规律不是媒体刻意造作，而是受众和媒体间互动的结果。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大家自然想要知道最新最准确的资讯；但是当尸横遍野的惨状一而再、再而三地袭向眼前，大家就会觉得无法承受了。接着就像一出戏似的，叙事的常规下意识地介入，英勇救人与其他"闪耀人性光辉"的故事就渐渐出现，甚至成为焦点，因为受众实在需要情绪的缓解。

　　除了常常在国外灾难报道里存在的这种非明文规律之外，中国“抗灾大于灾况”的报道传统更会加剧这条叙事线的起伏。在死难者渐渐成为数字，废墟的景象开始叫人麻木之后，大家的确需要一些可以安慰伤恸可以感动人心的故事。我们在这绝望的时候需要重新肯定自己信守的价值，在困厄的处境格外盼想自己期待的解脱，所以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同样“自然”的是市场化时代的传媒，总是忍不住把他人的痛苦变成自己竞逐目光的战场，夺取独家画面之余，还要用音乐录像之类的手法不断地煽情再煽情。到了后期，更要在我们的独特国情之下，追逐官员，苦候领导人，以此为标榜。于是，该有的深入分析和远景构想就要延滞甚至缺席了。

　　假如这一切都情有可原，我们是否可以期待冷静之后的反思和检讨呢？然而，我只怕我们这些受众的注意力要开始转移了。怕大家流过眼泪捐过钱，确定自己的人性依然完好之后，就觉得事情可以告一段落，"抚平伤口再出发"，从头欢庆奥运的开幕了。

　　我们自己的伤很容易好，震区的伤却至少得用上10年之功方得愈合。这不是凉薄，而是常常出现的状况。想想看，非典康复者的生活都回到正轨了吗？山西奴工都找回来了吗？曾经触发史上最大捐款潮的南亚大海啸，其灾区重建至今未成，许多允诺了的善款仍未兑现。

　　当领导人巡视灾区，企业巨头纷纷认捐，甚至救灾人员慨谈亲历的画面，开始盖过仍在寻子的母亲与生活无着的难民时，这种冷酷的媒体过程就已经开始了。

　　可是，我们还有多少问题想问呢？那些学校是怎么垮的？那么多的水坝是怎么来的（水坝与地震之间复杂的因果关系早已是学界热议的话题）？一般军人受过多少救灾训练（承平时期，各国军队的最大用场往往就是救灾）？救援过程中有没有管理上的小瑕疵呢？没错，日子还是要过的。但是灾民以后要住在哪里？靠什么生活？要不要为已垮的房子还债？在电视无所不用其极的煽情演出之中（例如请失去亲人的家属上节目，叫仅余的家人努力去救其他人，供人二度剥削，好让观众哭着见证人性的伟大），这些问题太冷，而且很容易就会变得渺小边缘。当然，许多人很愤怒地声讨“豆腐渣”工程，誓要追究那些没有良心的东西，“处以极刑”。不过我怕他们太忙，总有很多的“极刑”要处。

　　这些话很不中听，因为它不符合主旋律，但不是政府定下了主旋律，而是每一个媒体受众心理形成的主旋律。事发之初，说这些话是妨碍救灾的空话，后来说这些话则是破坏了大家自我疗伤的气氛。

因为知名时评家的身份，郭松民在6月7日《一虎一席谈》上的“气急败坏”，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时评界之辱。但松民先生的表现仍有意义，照见了或许是相当多时评人共性的某些缺憾。

其一是一厢情愿的臆断。臆断是松民先生在《一虎一席谈》现场走向被动的主因。当松民先生臆断范美忠的率先而逃是防止学生阻挡他的出路，臆断卿光亚校长的述说是强奸民意的时候，之前因为强烈的正义表态赢来的掌声，慢慢转移到对方去了。松民先生输的不光是风度，还输在态度，输在角度，输在断章取义的解读和一厢情愿的臆断。这个缺憾，在那些第一时间发出的时评言论中屡见不鲜，并不为松民先生专有，而所谓“时效性要求”，对论据的充分掌握和思考的深入的限制，也加重了时评言论这种天生的缺陷。但松民先生此次的臆断显然不是因为时效。

其二是以真理自居，以道德绑架，以大棒出击。真理和道德的代言人，总会在第一时间赢得掌声。但是以真理自居，却只能以一己之见证明自己的真理性；以道德绑架，却只能把自认为“应该如何”作为对人的道德约束，一者不客观，一者无公信，这很难糊弄得了受众的理性。而大棒出击的招数，杀伤力固然严重，反击力度也会让人自伤。这是时评人惯用的也是屡遭诟病的手法。而反击也终于出现了，在《一虎一席谈》现场，表现为松民先生的被激怒：开始是出于天生的正义和善良，而当他正义的表达被视为叶公好龙，这才是真正愤怒，或者说恼羞成怒了。

其三是重观点轻论证。时评重在观点，而观点的表达缺乏理性分析、严密逻辑和表达技巧，也是相当多时评文章的特色。所以，占据正义高地而有失败之局，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反倒说自己“无悔愤怒”，当松民先生难以招架范美忠的“诡辩术”之时，应该发思的，其实是他辩论的角度和技术，是他绝对正义的观点有否和如何获得理性支持。这不仅是松民先生，也是诸多善于冠冕堂皇的时评家们需要思考的。

其四是自认万能，习惯批评。时评人以批评为天职，善于发现任何事物现象存在的批评视角，于是自认万能，不肯承认隔行如隔山，不肯承认自己也会产生误解。比如松民先生以曾经的军人经历来看待范美忠的教师角色，进而把对方领导和学生的表达视为“是非不分”，强词夺理一至于此，除去时评名家习惯的强势发言者心理，改造社会的“万金油”姿态也宛然可见。然而态度是双向的，如果时评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盲区，不肯放下一味批评的态度，不能够客观地看待其他社会个体，其他社会个体也将对时评人敬而远之。这样的隔阂，其实不利于时评的繁荣和社会舆论发挥作用。

马少华先生说，“如果只是用笔，我想松民的效果会好得多。”我并不认为松民先生张开嘴失去理智，拿起笔就能冷静万分。所以当松民先生存在着如上的缺陷，马少华先生的话大概也可以理解为：当失去了媒体发言人居高临下的形势，脱离了自说自话的语境而遭遇当面质对，高屋建瓴的评论变成了平等辩论，不失态反倒不正常了。这或许是其他时评人也存在的问题。

时评人对社会公正和道义的促进功不可没，但是着眼于社会弊端，对自己的弊端却视而不见，这才是时评家的耻辱，松民先生的气急败坏，只是特殊时刻的一个表现而已。于是我冒昧地认为松民先生在凤凰的表现，其实为时评家们敲响了警钟。而由此获得借鉴，可能成为松民先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进而促进整个时评界提高的一个契机吧。

按：北京晚报很重视与读者的互动以及读者资源的开发。以下是6月12日《读者周刊》的两个版面，从中可看出点滴信息。

良好的治理简称“良治”，是指决策的过程及其贯彻实施的结果，均体现出公正的、有效的、可以客观检验的一系列标准，因此它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过程。良治是十多年来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最为重视的领域之一：若治理不良，一个社会自己的潜在条件和国际社会对它的援助，会被大量浪费乃至糟蹋掉，产生不了应有的综合性正面社会效果。

为什么这个话题在今天尤显重要？因为任何体系的改良、治理的进步，总是和大的经验教训相伴生。这次四川大地震，中国无论是其政府还是民间社会，救援的方式及效果，总体上来讲，都赢得了海内外很高的赞誉。

中国在这次之所以赢得很多的赞扬，是因为国际社会有三个重要的参照系，来辨识中国的进步。三个参照系中，两个发生在中国，一个在中国的旁边。

第一个就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是最大的参照系；第二个是2003年的SARS即“非典”；第三个是在四川地震之前一个多星期的缅甸飓风灾难。这三个参照系，给四川地震中的中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反应，设立了一个黑白分明的背景。没有这个客观背景，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国际上对中国这一次的总体评价是那么的好，这个“好”与在这之前刚发生的西藏事件及与此相关的奥运火炬传递中出现的广泛抗议形成鲜明对比。

海内外对中国这次救灾的正面评价，目前正处在一个翘首以待的观望点上：灾后重建刚开始，中国政府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会利用这次地震中展现的多种形式的开放要素和活力，催生在“良治”建设方面，迈出明显和坚定的步伐？这不仅是中国国内公众高度关注的，也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长期以来，政治社会学一直关注政治制度形成和变化的社会条件；这个形成和变化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如果翻阅这方面的重要文献，你会发现，它研究的主题之一，是现代的国家行政管理系统是怎么演化、变得更有效率更公正或相反？支持它变得更“良”的社会因素有哪些？因为经验资料所限，国际学术界关注的是近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以来的这个时段。

促进该体系成长的最主要动力是三个，第一是战争。战争对现代国家的行政管理系统刺激极大，历史上有很多先例。比如，昔日的欧洲，比英国更早的强国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曾有很多杰出的表现，但最后为什么都败在英国手下？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最基本的原因里，有一点是：它发展了组织和支持近代战争的有效的财政等相关的制度。而它的竞争对手只是把打仗当作打仗，英国却致力于建设合理的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在战争过程中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强大，它不是被战争拖垮，而是被战争所强化，它的竞争对手却被拖的疲惫不堪。

第二个促进动力是大的自然灾害，也是现代国家机构包括行政管理体系进步、走向更合理及更有效的刺激因素。除了战争及大的自然灾害，能促进国家行政治理进步的第三个因素是经济竞争，这个我们以后再谈。

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在观察中国政府能否抓住这次大震灾难，在制度层面上把坏事变好事，在推动良治方面，取得显著的进步。

大的自然灾害与战争虽然不是一回事，但却很相像。尽管许多国家的政府对可能发生的大自然灾害，事前做了一些准备，而当灾难真正到来，大部分都会超过事前的设想。因此，国家机器、行政系统、社会管理的诸多机制，能否比较灵活积极地应对和消解大的自然灾害造成的冲击，把这种破坏作为进步的一个契机，那是一件了不起的作为。站在这个高度上，我们看看海内外对这次四川大震之后，最为关注和期待的是哪几个方面？

第一是信息的透明度，大家最关心的话题。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中国的媒体全部只能用新华社的统发搞。而那几篇关于唐山大震的新华社通稿里，充满了当时疯狂的没有人性的政治术语，对大震本身造成的灾难尤其是人命的损失，基本上没有提及。正因为官方媒体的消息封锁，唐山地震在当时中国社会里造成巨大的恐慌，帮助了小道消息的四处扩散。由于对灾区真实情况不了解，全国民众对救灾能做什么也很不清楚——惟一盛行的是谣言，大多数地区的老百姓对怎么防震、怎样救援，都是在无知和愚蠢的指导之下，非理性行为多多。

27年过去，到了2003年的“非典”前期，又使出信息封锁的老手段，很快导致海内外的恐慌，弊端彻底暴露。所以，每当严重的自然灾害突发之时，这种信息不透明，就为谣言误导制造了肥沃的土壤。谣言盛行的最大前提，是真实的信息得不到及时披露。

因此，国际社会这次给予中国最正面的评价，第一条就是四川地震期间，中国体现出罕见的透明度。从政府的公告、主流媒体的主动介入、到老百姓的手机和电邮等各个渠道发出来的信息，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广泛动员、积极救灾、并抵制谣言，起到了巨大的正面作用。

国际上关注的是，中国此次罕见的透明度并非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推动的。海内外均有报道，中国宣传部门在地震发生的最初，也是希望重复过去的那种方式，用“通稿”来统一舆论。然而地震一发生，众多中国媒体人员以志愿者的身份主动奔赴现场，迅速把最新消息发了出来，一下子促成了中国在大灾时罕见的信息透明，使得中国不仅在国际上赢得巨大的赞扬和同情，更在国内推动了全面的团结和互助。

所以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中国政府能否正面肯定这次短暂的透明度所带来的贡献，将其制度化和常态化。这样的透明做法，哪怕只是它的一部分被制度化了，那也是中国在良治方面取得了一个伟大的里程碑的进步。

第二，是这次救灾过程里中国民间力量自发广泛的参与，既有NGO、小型基金会、商会，也有个人行动、朋友结伴救援，种种爱心义举，令世界由衷叫好。当今世界，即便是最富裕的国家，遇到类似四川地震这样的巨大突发性灾难，其行政系统也无力全面承包。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有大量的地区和人口处于贫困或半贫困状态，政府更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和资源全面承包、照单全收、替天行道。如果不让民间社会自愿、自发、自主地参与，如此巨大的突发灾害，只会夺去更多人的生命、引发更大的灾难，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或治理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中国民间社会的自动全面参与，显示了一种令国际社会衷心赞许的伟大爱国主义，即对自己各族同胞的爱心与帮助，而不是那种令外部世界高度警惕的极端民族主义宣泄。

因此海内外也非常关注，中国政府能否珍惜中国民间这种自愿自发、自主自组的爱国精神和公民意识，在制度的层面上给予稳定的保障，从而使中国的社会变得更加健康、互爱、强韧。这方面有诸多工作要做，首要的是中国能否不拖延制定一部与国际接轨的、开明有效的法律，对NGO、慈善团体、基金会等等予以规范管理和正当保护。中国境内稍有点规模、做过一些实实在在公益事业、多少与国际上的NGO有联系的NGO，据报道有三千多个；其它更小、更不稳固的有数万之众。只有在一部开明有效的法律之下，它们才能大大方方地运作；那些名不副实的，才能被依法整编或淘汰，那些卓有成效的，才能更上层楼。

第三，是中国政府在遇到突发的、大的自然灾害时，如何与国际社会联手，以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使国际救援进入中国本土。这次中国政府的做法，也与1976年的唐山地震和2003年的“非典”形成对比，进步显著。唐山地震后，中国高喊“自力更生”，关起门来，虽然能力远不足，也拒绝接受国际社会的援助。此举不管真实用意如何，实际后果是加剧中国人民生命的巨大损失。2003年“非典”也是如此，最初问题发生时，中国对世界卫生组织不主动接触，当人家主动要来时，却把门关起来，直到问题严重、几十个国家对与中国的旅行交往实行隔离后，才开始短暂有限地接受外援。

这次四川大震，中国一把消息发出去，海外各方包括台湾同胞立刻表示，愿意入境参与救援。灾后第三天，海外救援力量进入四川，这比起1976年和2003年，是个大进步；比起近邻缅甸，更是天壤之别。然而遗憾的是，海外救援还是迟了两天半。对地震救援来说，头几天是性命攸关的时段；专家们都说，大地震后越早来的救援队是找活人，越晚来的是找遗体。

尽管如此，能否从此次中国与国际社会稍嫌晚了半步的合作（它仍然是个巨大的改良）获得正面经验，把与国际联手接轨方面的程序合理化、简化提速，以后一旦遇到大的自然灾害，能在第一时间跟国际社会联手，接受海外的有效帮助。只要是在“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原则下革新规章，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第四，应从这次灾害中受损最严重的群体——据我看到的资料推算，大震中死亡的学生（和少量的老师），总数一万多，甚至达到全部遇难者的三分之一；目前官方数字还没出来——吸取教训，对那些位于地震频发地区的公共建筑进行普查、加固甚至重建。要硬性规定：对于校舍和医院等的建造标准，不得低于当地的政府办公楼。必须反复强调，四川倒塌的那些数千所教室夺去的上万名孩子和教师的生命这个巨大的社会和人伦悲剧，若不能对此进行全面透明的调查、给予严肃处理，我们对国内、国际公众都无法交代。只有在严肃追查、惩处的基础之上，才能在以后大规模减少天灾变人祸的恶性可能。

第五，对救灾及重建的捐款和拨款的使用，建立公共监督体系。如此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出于爱心，以各种形式给灾区人民的支援，如果不能在透明的方式之下得到严格监管，就保证不了恰当的使用，那将是悲剧之后的另一种悲剧。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除了大灾，中小灾害每年都有。对救灾物资和重建家园的资源建立透明、公正、有效的监管机制，会使国内和海外的爱心援助更多更快地到来。这之前看到的数据，一个国家民间慈善捐赠占本国GDP的比例，美国是1.85%, 英国0.84%, 韩国0.18%, 印度0.09%,中国大陆才0.05% (SCMP,2006-10-9,B3)。四川大地震有可能长期改变这种状况，但前提是把中国有关捐赠的税收和监管制度建设好，那样才会促成中国内部以及海外可持续的慈善行为。

第六，在任何地方建立大中型水电工程，都必须有透明的、让各方面专家的意见被公众知悉的听证过程。越是尖锐的反对意见，越是要有通达上下左右的机会。这次四川大震虽说很难预报，但无论从现代科学还是从历史资料都可得知，这一地区是地震多发带。然而就在这个地震多发地带，居然条条江河水坝林立。我们读到，很多水电设施在建设之前，就遭到了一些地质专家的质疑或反对，然而面对官方决策，纷纷无效。资料显示，在地震周边地区有近7000座大中小型水坝；据中国官方披露，地震导致8省市水库出险2380座，其中69座存在溃坝险情，有高危险情和次高危险情的水库分别达到320座和1991座。换言之，它们变成悬在几千万居民头上的巨大水盆。进而言之，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有几条江河上没建水坝？建这么多水坝时，有几个经过公众的听证？这次大震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升到国家安全发展战略的高度，而不能听任商业利益一手垄断。

这次四川大地震给中国带来了将近十万的人命丧失、几十万家庭的破碎、无量的血泪、难以计数的财产损毁。如果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能够把这次巨大灾难中展现的中国公民社会的伟大潜力当作宝贵资产，再结合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经验，推动行政管理体制的改良、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那么，中国在“良治”方面就会迈出一大步。那样的话，我们想到不幸遇难的十万同胞的亡灵时，就可以宽慰得多；面对他们的遗属和亲友时，就可以少内疚得多；以后再遭遇类似的大自然灾害时，流的血和泪就可以少很多。

中国的奥运圣火传递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看电视转播，到处是五星国旗，以及“中国加油”的口号。连圣火传递途经时那些兜售旗子的小商贩，手中握的也是清一色的五星国旗，很少能见到一面奥运的五环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对此情此景应该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但是，倘若你能把视野放宽，跳到中国之外去反省，不免会感到滑稽。奥运圣火象征着奥运精神，而奥运精神则是一种普世价值，是整个人类不分肤色、人种、国别都应该努力追求的精神内涵。奥运圣火的传递，弘扬的理应是奥运精神，而不是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的情绪或者爱国主义的情结。如果想借此机会来彰显一下国力国威，那么我要说的是，此举与奥运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如此场景，明眼人都知道，是政府一手创造出来的。海选火炬手，安排漫长的传递路线，延途组织人员观看——都是政府之行为。安排一个如此时日长、规模庞大的仪式，也算是创造了一项新的奥运会纪录。我不知道政府为此总共花了多少钱，从国家拨款到社会与企业的相应支出，数目应该巨大吧。有个未经证实的传言：奥运圣火在海外传递，给了每一个途经国家两个亿的补偿。倘若能把此次火炬传递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省出一半来，能盖多少结实的希望学校？！不是一直说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像个显阔的暴发户似的把那么多钱花在一个花哩胡哨的仪式上？！

其实，这行为也不全是为了追求花哨形式，其目的是显然的：借此机会宣传一下中国，说明中国强大了，中国人民团结一心，爱国热情空前的高涨——简则而言之，它是一个政治行为。这里我又有疑问了：不是说奥运必须非政治化吗？怎么一到了你那里，又搞起了政治化呢？一方面，你要求国际社会对于此要非政治化，另一方面，你在国内却又政治化，并把自己的政治化推向国际社会。

最近几天在读杨绛先生的《走在人生的边上》，一个世纪老人洞达人生之余的睿智话语。其中有一段话讲到奥运会和奥运精神，抄录如下：

奥运会原是古希腊享神的赛会。古希腊灭亡后早已废弃。十九世纪法国顾拜旦男爵有鉴于当代商业化的弊端，提倡公平竞赛和古希腊运动员胜不骄、败不馁的品德，重兴了奥运会。奥运会的精神：争取提高自身的能力，胜人一筹；比赛讲究公正合理，光明磊落，不容欺骗作伪。

这才是奥运圣火所应该传递的真正的奥运精神。奥运会是人类的奥运会，不要把在中国办的奥运会，办成中国的奥运会。

我们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这是一个呼唤思想解放、推进解放思想的关键阶段。正在思想理论界开展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正是这个关键阶段的鲜明时代特征。当前，关于解放思想的论述及观点众多，现择要述评如下。

特定的提法或称谓是讨论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在当前讨论中，对此次解放思想的提法或称谓主要有以下四种。

1、“第三次解放思想”。有的学者认为，此次思想解放是我党历史上第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发生在1978年，以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为标志。第二次思想解放发生在1992年，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而这次解放思想的标志是胡锦涛同志“6·25讲话”和党的十七大。

2、“第四次解放思想”。有的学者认为，此次思想解放是我党历史上第四次思想解放。第一、二次思想解放分别发生在1978和1992年。第三次思想解放发生在1997年，以江泽民同志“5·29讲话”和党的十五大为标志。

3、“继续解放思想”。不少学者把这次解放思想称为“继续解放思想”。这与胡锦涛同志“6·25讲话”和党的十七大报告的提法完全一致，官方和正式文件一般以这种称谓为主。

4、“新一轮解放思想”。一些学者并没有明确界定这次思想解放，只是以“新一轮解放思想”来称谓，以显示与以往的解放思想不同。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学者称之为“新的解放思想”，这与“新一轮解放思想”的出发点基本相同。

尽管对此次解放思想有如此众多的称谓，但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体现了“新”字。这表明发生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思想解放，已经突破了笼统意义或泛泛而谈的层面，而是具有明确方向、明确意图的思想解放，它超越了“口号”的意义，并不是为了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

目前，学者们对此前两次思想解放的指向性有基本一致的共识。即第一次思想解放主要目的是解决“两个凡是”与实践标准的问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第二次思想解放主要目的是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此次思想解放的指向，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解放思想就是针对政治体制改革而言的。因为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来讲，政治体制上的改革虽然也在推进，但是在广度和力度上明显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跟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要求不太适应，因此，解放思想就是要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有所突破，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步伐。有一些学者认为，《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正是思想解放的起步之处。

2、解放思想是针对各个不同领域而言的。解放思想应该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首先，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要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来一次思想大解放。其次，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要在经济与社会统筹发展的问题上来一次思想大解放。再次，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来看，要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上来一次思想大解放。

3、解放思想是针对体制机制而言的。体制、机制是根本制度的具体化和延伸。一些学者认为，当前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是体制机制，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的建设等体制机制。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巨变当中，在这个过程中，要遭遇和解决的问题，无疑也是艰巨的。因此，从体制性拘谨中走出来，形成一种舒展而自由的体制和社会氛围，是解放思想的一项根本内容。

4、解放思想是针对“人”而言的。解放思想应该体现在“人”上，即把人当成一个平等的个体来解放。以人为本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人，不是一个群体的人，而是一个平等的个体。要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改革开放的享受者，同时每一个人都平等地参与到政治和公共生活中来。这次思想解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解放人，就是把以人为本落到实处。

任何社会实践都有一个主体的问题，即谁是发起者，谁发挥主导作用。解放思想同样需要有明确的主体。在这方面，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官员主体论。有些学者认为，解放思想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在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手中。只要执政者解放思想，那么，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就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下去，市场主体也会按照市场规律，从事各项经济活动。因而，“解放思想”不是解放老百姓的思想，而是解放政府部门、解放一些官员的思想。

2、群众主体论。一些学者认为，解放思想的命题只能来自实践的需要，来自群众的要求。人民群众有一种天然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常常是出于他们迫切的需求。从历史上看，思想解放的动力总是发生于民间。人民群众解放思想就是要树立平等、自由、宽容的价值观念，学会在多元化时代分享财富，在民主法制框架内实现共同富裕。

3、共同主体论。一些学者认为，解放思想重点在领导，基础在人民。一方面，作为执政者，要在解放思想过程中发挥表率和引导作用，主动放弃部门利益和集团既得利益，推动改革深入发展；另一方面，作为普通群众，要不断提高觉悟、更新观念、焕发精神，使解放思想成为自觉追求和主动行为。这种观点认为，此次解放思想的主体是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党和政府部门、普通群众在内的全体人民。

可以说，人们讨论解放思想的主体，根本目的不在于从理论上“澄清什么”、“把握什么”，而是通过讨论这个问题，让不同领域的人们尽快行动起来，各负其责，各司其职，抓紧付诸实践，防止出现“不负责任”和“停留在口号上”的解放思想，克服“推诿扯皮”现象。

解放思想不是为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更不是“蛮干”、“胡来”，必须遵循特定的前提条件或者说遵守一定的规则，这是我们党历次解放思想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关于此次解放思想的前提条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解放思想不能急于求成，要稳步推进。要依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来解放思想，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也要保持国家政治上、社会上稳定，通过解放思想，给经济的高速发展取得稳定的环境，使老百姓尽快富裕起来，使社会更加公平公正。

2、解放思想要有所主导、有所统一。遵循十七大精神，解放思想应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之下，统一于四项基本原则和“三个有利于”既定基础之上，在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不动摇的前提下，进一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这种观点认为，此次解放思想应该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道路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相统一的。

3、解放思想要最终达到统一思想认识的目的。解放思想绝不能“各行其道”、“自说自话”，要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中解放思想。为此，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凝聚精神力量，鼓舞士气干劲。

笔者认为，之所以如此重视前提条件的问题，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在解放思想中出现混乱的局面，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出现以解放思想之名来行维护既得利益之实。这既反映出社会各界对解放思想的进程有着强烈的期待，同时，也希望解放思想能给社会带来稳定，给人民生活带来好处。

历史上出现的几次解放思想背后都有强大的动力。对于此次解放思想的动力，学者们的观点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1、“变革推动说”。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是破解难题的深层攻坚阶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成为瓶颈，我们面临着改革攻坚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深化改革势在必行。没有打破禁锢、不惧风险、锐意进取的改革创新精神，没有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就无法开拓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2、“弥补历史说”。1978年思想解放和1992年思想解放的共同点都是从传统的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当中解放出来。第一次实际上就是摆脱个人崇拜。第二场思想解放，就是从对体制的崇拜，也就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崇拜中解放出来。第二次思想解放留下的遗憾是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未能匹配。这个遗憾需要在我们这次思想解放中弥补。

3、“群众利益说”。过去三十年的改革进程，虽然给群众带来了实惠。但是，相对而言，利益结构越来越不均衡。强势群体拿走了过多的利益；有一些是合理回报，有一些却未必合理，有些群体利用制度缺陷、借助自己的特殊地位获取利益；还有一些甚至是罪恶得利。新一轮解放思想的根本动力就在于广大群众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迫切愿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的热切追求。

目前，人们对于解放思想的具体举措的看法，主要集中于以下五个方面。

1、转变思想观念。解放思想首先是转变思想观念：一是树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政绩观。二是破除高度集权、排斥民主的传统观念。三是破除把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一概视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传统观念。

2、扩大经济自由。由于解放思想的对象是体制、机制和管制，思想解放主要针对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和管制，因此，解放思想实际上就是扩展经济上的自由、社会上的自由，从而保证全体人民能创业，个体、微型、中小企业能够大力发展，中等收入的人迅速增加，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减少，农民转移到城市有事干。

3、改革政治体制。解放思想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改革方向。从解决问题的角度讲，政府要改；立法要改；收费体制要改；单位公权与利益关系要改。而更深的改革是建立人大对政府的制约，真正实现立法民主化。

4、促进科学发展。思想解放的着力点应该是指向两个方面：一是就中国发展方式而言，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二是就保障社会公正和谐而言，渐进稳妥地推动以人民民主为根本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

5、系统加以推进。有些学者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提出解放思想应从四个方面着手：推进改革是解放思想的主题；改善民生是解放思想的要务；制度创新是解放思想的关键；和谐发展是解放思想的目标。

尽管对解放思想具体措施的论述各式各样，但贯穿于其中的一条主线和主题就是改革，这更加说明：改革是解放思想的实践之路，离开了改革，解放思想将寸步难行。

　　无论做多小的决定，要做到不迷惘，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回想起来，从我刚进入索尼公司的初出茅庐，到长驻欧洲、担任总公司课长、事业部长，乃至后来担任董事，在做各种决断时，那些迷惘徘徊的画面，仿佛昨日般历历在目。

　　更何况，经营一个销售总额达7.5兆日元，拥有员工多达16万名的公司所作的决断，更是无处不迷惘。在我担任索尼总裁时做每个重大决策前所度过的无数个不眠之夜，即使在远离索尼经营事务的今天，我脑子里仍然常常在反思：“当初我所作的那个决策是否真的正确？”

　　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毕竟，我所作的每一个决策都关系着公司的命运……

　　作为索尼首位不属于创业者集体的“职业经理人”，我担任了长达10年的经营管理工作。再次回首，我深感到我担任索尼领导者的那10年，无论对于索尼还是对于日本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转折期。

　　当时，随着索尼的创业者们凭借创业理想和个人魅力执掌公司时代画上句号，索尼进入了一个迫切需要冷静分析和判断的“技术性经营”时期，同时，那也是急需构建兼具“技术性经营”和“职业经理人”特性的制度，也即“公司治理”制度的时期。

　　在事业领域，随着电子产业全盛期落下帷幕，因特网时代的序幕即将拉开。索尼需要扩大事业领域，转移重心，使整个公司的发展转向适合网络社会发展的方向。

　　就任总裁之初，我就着手将IT事业引入迄今为止一直专注于传统AV领域的索尼公司。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因特网的影响力超越计算机领域进一步向其他领域扩展这一点已经一目了然。我常常说，“因特网是降落在商界的一颗陨石”。假如当初索尼未能准确预测因特网即将带来的巨变而错过变革的绝好时机，即便是索尼，恐怕也早已如恐龙般遭遇了灭绝的命运。

　　索尼从创业者经营时代向职业经营时代的转变，正好处于以国别、产品划分市场的时代开始向真正的全球化市场转变的时期。但索尼面临的更重大转变则是从模拟时代向数字时代的转变。我被委以索尼经营重任的时期，正处于这一巨大的时代转折点。

　　在这个重大的时代转折期，索尼这一巨大的生命体并非一帆风顺。索尼的10年变革，可以说是相当于“二次创业”的重大举措。

　　我认为，作为公司最高经营责任人的CEO肩负着四项重任：

第一，明确企业经营的理念。第二，建立能够实现这一理念的制度，并贯彻执行。也即高效执行以确保自己的比较优势。第三，建立防止组织失控的企业统治（企业治理）制度。最后是培养接班人的制度以及选择实际的接班人。

　　作为总裁，作为CEO，这10年来我时刻将这４项重任铭记在心，而我所作的挑战，无一不是为了推进索尼的融合战略。

　　因此，无论是打造索尼的公司治理制度，还是推进“AV/IT”战略，开始索尼银行等网络银行业务，都是思考如何才能让索尼步入新的轨道而作出的选择，同时也是为适应环境所作出的经营判断。

　　在增强公司的凝聚力方面我也煞费苦心。正如大家看到日本的许多大企业在经历从创业家到职业经理人的过渡时都会作出苦心安排一样，要让那些在创业时代立下汗马功劳的元老们转变怀旧情绪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并非易事。如果不能常求变革，无益于员工职业生涯的发展，而且那些公司迄今为止积累起来的设备和网络资源等曾经是公司的重要资产反而会成为公司的负面资产。

　　另外，作为制造业的企业，常常无法避免不可预期的商品缺陷和事故的发生。在我执笔此书期间，索尼生产的组件出现了品质不良的问题。对此，作为前任CEO我也感到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此类事故的发生却是制造企业难以逃脱的宿命。无论如何，我坚信，索尼优秀的管理团队，一定可以渡过这次的难关。

　　尽管索尼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2006年在美国消费者所评选的“最佳品牌”中，索尼仍然荣居榜首。这是美国哈里斯调查公司发表的数据。自2000年以来索尼已经连续7年蝉联榜首（顺便提一句，排名第二位以下的依次是戴尔电脑公司、可口可乐公司、丰田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等大家熟悉的名字）。索尼在美国的品牌形象远远高于索尼在日本的形象，已经完全成为足以代表美国的“家庭品牌”。

　　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索尼通过无数的革命性产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成为“文化信息发祥地”，从而拥有了一大批忠诚于索尼品牌的消费者群体。

　　另外，也常常有人赞赏索尼不同于其他的日本企业，它允许经营者的个性凌驾于组织，经营者可以发挥更大的个性魅力，是一家很与众不同的大企业。

　　拥有世界第一的品牌影响力，不断向社会传递新的文化信号，经营者个性突出。索尼的这些特点，即使在今天我离开了它的组织机构中心从外部来观察，仍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它们的存在。

　　为了保持企业的稳定与团结，管理者如何处理员工之间的纠纷十分重要。处理员工之间的纠纷的最好方式是暂时让双方继续争执。当的确感到争论无法停止时，你就必须亲自前往了解员工双方争执的情形了。

　　当下属之间出现矛盾时，处理这种矛盾是可以突显管理者水平的。处理得好，化干戈为玉帛，共同进步；处理不当，矛盾终会导致“白热化”，至此程度，管理者也会很棘手。当下属之间出现摩擦时，首先要保持镇静，不能因此风风火火，甚至火冒三丈，这样，管理者的情绪对矛盾双方无异于火上浇油。这时不妨来个冷处理，于不紧不慢之中，给人以此事不在话下之感……这样，人们会更相信你能公正处理，假如管理者自己先“一跳三尺高”，那么处理起来显然不太合适，效果也不会很好。

　　管理者常常要在工作中调解员工之间的纠纷和矛盾。在协调纠纷时，管理者要牢记，千万不可倾向于一边，却强行另一边服从你判决的结果。这种做法是十分危险的，往往会导致受到批评或者利益受到削弱的一方对企业或者管理者产生记恨心理。

　　管理者要讲究对下属人才的感情，但是，又不能讲私情、拉关系、结团伙。秉公办事，不仅是每一个管理者都应当具备的品质，而且还是从事管理活动的必备条件。避免引起下属之间不必要的猜疑和误解，避免在工作中掺杂多余的“私情”，坚持“等距交往”，这是精明的管理者自觉采取的一条“处人”良策。

　　很多时候，为了公事的需要，管理者需要撇开私人的感情。比如企业制度有些变动和调整，管理者要从你所掌握的部门中调离一些人手。这的确是一件令人苦恼的事，因为每个下属都有特长，更主要的是，你与下属早已建立了这种团体的关系，公事上合作得非常愉快，私下的交情也非常深厚，那么，此时你该怎么办呢？

　　作为管理者，你必须考虑企业的人事下属、经营策略和本部门的工作方针，明确自己的工作需要；再仔细分析下属的工作能力、性情、耐力和其他潜质；然后，你就应该做出你的选择，决定取舍。你必须跟你的下属讲清楚，这需要诚恳的态度，开门见山地去说：“这是出于对企业的考虑，尽管你一直在努力地工作，工作成绩也不错，但正是因为你对本部门的工作比较熟悉，调入其他部门后，会有更新的发展。”虽然这有时会让你陷入难堪的境地，但公事上你应该对企业负责，而不是对某个下属负责。这与个人的感情无关，私下里你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误会向下属解释清楚，这样你就不会失去一位朋友。

　　如果双方出现了矛盾，就一定要圆满解决。你可分别向两方了解情况，采取“非官方”的态度，跟双方“谈心”。此时，你绝不能像处理两个人的矛盾那样过于正式。交谈中旁敲侧击地了解双方的矛盾所在，要善于听别人发牢骚，找出双方争议的关键所在，然后才进一步实行改善行动。这时你不妨把过失揽到自己身上：“这些问题都怪我事先没考虑清楚，以至于造成今天的局面，今后我一定注意。希望你们能破除‘门户之见’，以后互相体谅，为企业大业共同献计献策。”这样一来，你说了一些无关大局的话，把错揽在了自己的身上，双方也就没有什么怨言了，此乃模糊处理。

　　不过，有时公平的确很难做到，有人说世间没有绝对的公平，说来也对，人们不可能不受主观的影响。当你实在不能端平或不可能端平时，就不妨退一步——也许可以“退一步海阔天空”。

　　法律上有一种制度叫做“回避”。指执法人员由于某种原因不便参与某案的审判时，主动或经人申请退出这种案件的审理、调查工作。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一下，实在不行了，就回避。回避并不意味着退缩，它本身就是一种公平。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回避了，就更能显示你的公平。

　　下属因为公事产生矛盾的太极之道。假如下属之间因公事产生了矛盾，“官司”打到管理者的跟前，这时管理者不能同时向两人问话，因为此时双方的矛盾正处于顶峰，此时谈话，双方定会在管理者面前又吵一顿，让管理者也卷入这场“战争”，双方可能会由于谁最先说一句话而争论不休。到底是先有鸡后有蛋，还是先有蛋后有鸡，此时是争论不出个一二三的。这种细节的问题也委实难以证明谁是谁非。此时，不妨倒上两杯茶，请他们坐下喝完茶后让他们先回去，然后再分别接见。

　　单独接见时，请他们平心静气地把事情的始末讲述一遍，此时你最好不要插话，更不能妄加批评，要着重在淡化事情上下工夫。

　　事情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两个人所讲的当然会有出入，且都有道理，管理者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也不必去证明谁说得对。但是非还是要由你断定，当你心中有数了，此时尽管黑白已明，也不要公开说谁是谁非，以免进一步影响两人的感情。假如管理者公开站在一方这边，显然这方会因有了支持而气焰大涨，而另一方则会觉得管理者在偏袒对方。

　　管理者不妨这么说：“事情我已经清楚了，你们完全没有必要吵得这么凶，事情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关键是你们要从大局出发，以后要不计前嫌，精诚合作。”想必经过几天的冷静，双方都已有所收敛，经管理者这么一说，双方有了台阶下，互相道个歉，事情也就一了百了。

　　下属因为私事产生矛盾的太极之道。如果纯属私事，管理者也应该慎重处理，切不可袖手旁观，因为两人私事上的矛盾会直接影响到工作，此时也可以分别召见两人，但要和处理公事不同。

　　对于他们之间的私事，管理者没有必要“洞察秋毫”，非得判定出谁是谁非，有许多私事是十分微妙的，看似简单，实则越处理越复杂，可能还会扯进来很多旁人，事情越闹越大，定会影响企业的整体工作。

　　这时，管理者不妨说：“我不想知道你们之间的那些事，但基于工作我要求你们通力合作，不容许工作受私事影响，希望你们能清楚这一点。”

　　俗话说：“钓鱼不在急水滩。”选择风平浪静的地方，选择风和日丽的时间，这样一定会有所收获。否则，不但可能于事无补，说不定自己还会被卷入漩涡中。这一点必须牢记在心。

　　但是，许多时候事情并非都能如此顺利。或许会有一方觉得不满，甚至在双方的内心皆会留下不好的印象。作为管理者，即使想顾全双方的颜面，也必须有个限度。明知员工的内心不满，管理者也要闭起眼睛下结论。

　　当管理者发现员工之间的争吵相当频繁时，则必须考虑重新分配任务。你需要认真的检讨每个成员所负责的工作性质是否适当，有没有不自然或者太过勉强，若不是明显地角色分配不均，管理者就必须多制造与大家共同商讨的机会，并努力化解员工们心中的结。

　　当员工之间的争吵相当激烈时，管理者必须能够持保留的态度并向员工表明：“这个问题让我考虑看看！”这样也能够起到良好的效果。管理者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思考解决的方案，之后再召集当事者共同讨论前些时候发生的事情，只要这样做，员工便能自我反省。虽然员工双方在争吵时都很情绪化，但一旦冷静下来，便会觉得那也不是件需要争得面红耳赤的事情。时间具有缓和人类情绪的特殊作用。这一点管理者必须注意到并要善加利用。

　　总之，管理者一定要做一个称职而公正的裁判，不要试图改变任何人，这样对他人不公平。只有如此，才能够促使员工对企业产生信任，并为之奉献。

　　管理者如果可以使企业内的成员达成共识：“我们这个企业拥有共同的目标，我们一致为追求共同的利益而努力。”相信大家必能调整彼此的步调。除非他是一个相当特立独行的人，否则企业的所有成员都会衷心期待自己所属的团体能够成功。

　　商场就是战场，最终获胜的企业总是有它独到的方法。最近，看了许多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史料，感触颇深。发生在1894年的那场战争，成为人类海战历史的一次标志性战役，也是一场几乎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海战。

　　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当时甲午海战双方实力：大战爆发前，北洋舰队的装甲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日本联合舰队。当时，北洋水师与联合舰队铁甲舰方面的数量比是6：1，中国遥遥领先；非铁甲舰方面，8：9，日本略胜一筹。定远号、镇远号的护甲厚14寸，即使是经远号、来远号的护甲厚也达9.5寸。日本方面，即使威力最大的“三景号”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堪称当时亚洲最令人生畏的铁甲堡式军舰，在世界也处于领先水平。

　　就炮火而言，无论大口径火炮、还是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均占优势。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26：11，我方遥遥领先；小口径火炮方面，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92：50；只有中口径火炮方面，日本稍稍领先，中日比例是209：141；就平均船速说，日舰每小时比我舰快1.44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的那么大。清朝政府正是基于这种力量对比，才毅然对日宣战。最后结果我们也知道了。

　　从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做出许多反思。就像经营企业，规模大小并非追求的唯一目标。有时候，大并非一定是强，就像当时清朝政府倾尽全力建立起来的北洋舰队，最终不堪一击。做企业，关键要灵活应对市场变化，并随时调整自身的经营行为，并做出快速有效的反应，中日甲午战争就其力量对比来看，清朝其实是占上风的，但由于闭关锁国带来的反应迟缓、布局失策、力量分散等原因而远远比不上整体协调强、组织反应快、战斗攻势猛的日本舰队。这给企业带来的启发是，在发展中一定不要盲目贪大求快，要与时俱进、整合资源打造好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才是最本质的基础，只有这样，才有进一步做强做大的可能。

　　数字指标唯一。旧管理观念的主要表现是：榨干员工的能量，以此创造更多的收入、获取更大的利润。你会听到这些人喋喋不休地谈论数字指标，仿佛那是企业的唯一目的。

　　员工只是经济人。传统管理中，那种把人只看作为一种资源，是管理的对象，被指挥者、执行者的理论。其实质是只崇拜物，不崇拜人的思维的体现。是建立在把员工设想为经济人的前提下的。

　　干部是一群家长。在企业管理中，传统的“组织人”模式是建立在管理人员的权威性基础上的，这种管理模式主张：只有将员工变成像他们管理的资产一样可以进行预测和控制后，企业管理才是成功的。家长式管理在我国企业管理中普遍存在，奉行上述管理模式的企业也是俯拾皆是。然而实践证明，在选择这种管理模式的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注重员工对企业管理的一致性和服从性，不会倡导员工的个人创新意识和能动精神，也不会鼓励员工去承担风险，久而久之，企业就会陷入一种死气沉沉的管理状态中。这时，有才能的员工往往备受压抑和排挤，他们的才能和专业技能也受到限制；基层管理者失去了寻求企业发展机遇或创造新设想的激情与动力，他们不关心会发生哪些问题和如何解决问题，而是做完必须要做的活。现代企业正面临着一种新的竞争环境——不间断地变革和高度不确定性。企业一旦陷入死气沉沉的管理状态，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自然会逐步走向死亡。

　　第一条规矩。BMC公司副总裁维尔森强调管理时说:“企业确实需要规矩，但规矩的第一条就是尊重个人，如果把这一条规矩做好了，一切也就好办了”。

　　员工同时是社会人。其实，企业员工既有经济人，劳动是为挣钱生存的一面，还有社会人寻找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一面。管理也就存在着制约与自律两个方面的作用。积极创造使员工全面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在全面提高员工素质的前提下，变指挥型、命令式的管理思维为引导型、协调式的管理思维，是高明的选择。

　　关心员工的前途和未来。世界上最大的咨询公司安德森公司原掌门人温白克说：我喜欢那些最善于鼓励企业所有的员工去实施他们自己的目标的人，而不喜欢向国王一样只会指挥发布命令的独裁者，因为管理真正亲和于员工，不仅要在表面上要拉近与员工的距离，还要真正关心员工的前途和未来，这包括员工的薪水和股票，也包括员工的学习机会、发展机会。

　　关心员工的家人和家庭。尊重员工，不时地关心一下他的家人，问候一下他的家人。只要让他觉得你很真诚，他就会以极大的忠心和热忱来回报你和你的企业。

　　批评莫伤自尊心。尊重员工，不仅仅反映在赞扬方面，当你必须批评你的员工时，你必须考虑时间和场合，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批评员工，这样会极端伤害他的自尊心。一般最好在电话中批评员工。这样的“批评”也是尊重，不仅不会使员工产生怨恨心理，还会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努力改进，报效企业。

　　心理上的公平感。海尔企业文化主要致力于解决三个问题：一是给人以公平感，如果不是事实上的公平感，起码也是心里感受的公平感……

　　政策上的保证。美国联邦捷运总裁史密斯在每个办公室的墙上都张贴了一份新的布告——保证公平对待的政策，该政策具体要求所有主管的办公室大门应该全天候的敞开，属下可以随时找上司沟通，在他们之间的冲突与问题闹到更高层的主管面前之前，就可以获得私下的协调。另外，员工有任何不满也可以把它写在意见书上，公司的申诉委员会会定期加以公平的处理。

　　公平比公正更重要。只要公平，有些不合理的东西也能忍受。

　　管理的头等大事。所以，作为一个管理者，建立自己正确的（即符合企业、组织根本利益的）、明确的（即不是模棱两可、摇摆不定的）价值标准，并通过奖罚手段的具体实施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应该是管理中的头等大事。

　　你越多奖励的行为，你得到的越多。你不会得到你所希望的、要求的、渴望的或哀求的，你得到的是你所奖励的。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可以判定人和动物会做对他（它）们最有利的事。

　　在尝试着要做正确的事时，人们很容易掉入这样的陷阱：即奖励错误的行为，而忽视或惩罚正确的行为。结果是，我们希望得到A，却不经意地奖励B，而且还在困惑为什么会得到B。

　　经常夸奖。尊重员工，不时地夸奖一下你的员工，肯定他最近的工作，这是促使一个员工更加努力工作的最简单最实惠的方法。

美国福克斯公司急需一项重要的技术改造。一天深夜，一位科学家拿了一台能解决问题的原型机闯进总裁的办公室。总裁看到这个主意非常妙，非常高兴，立即琢磨该怎样给予他奖励。他翻遍了办公室的所有抽屉，总算找了一样东西，于是躬身对那位科学家说；“这个给你！”他手上拿的竟是一只香蕉。

　　有实验表明，当管理者以公开的形式正面表扬和评价员工的成绩时，他们的工作效率能提高90％；私下的正面表扬和评价虽不及公开效果好，但工作效率仍有75％的提高。

　　威尔逊在美国经营着多家超市，每个月都会和不同分店的管理者开会。在举行会议时，威尔逊通常会发表半个小时的讲话，让分店的管理者知道正在发生的事，以及企业对他们的期望。一年夏天，由于市场疲软，威尔逊的几家超市业绩持续低迷。某星期初，威尔逊收到了最近一期的业绩报告。从业绩报告上威尔逊发现，虽然业绩改善不是很显著，但的的确确已有了进步。于是威尔逊在会议开始，便极力表扬业绩有进步的超市管理者。

　　威尔逊表扬的话还未说完，受肯定的效应便产生了。每位管理者都显得神采奕奕，充满奋斗的激情。威尔逊的话音刚落，一位超市管理者便主动站起来发言。他向威尔逊表示，他也打算在超市实行一些新政策，力求让下一个季度获得更多利润。随后，其他的超市管理者也相继发言，表明自己的决心和解决方法。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的。以前开会，都是威尔逊在讲话，每个管理者安静得像一尊雕塑。而今天对工作成绩的小小肯定，使威尔逊不需要问问题，他们便主动让问题浮出水面，并想方设法去解决它。这一良好结果是威尔逊始料不及的。

　　威尔逊的经验，也给现在的管理者上了很重要的一课：让“正面表扬和评价”产生效果，并非一定要针对出色的成绩。哪怕员工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给予正面表扬的评价，同样也可以让员工产生被肯定和被重视的感觉，而且其效果丝毫不亚于前者。正如著名行为学家赫茨伯格所指出的那样：对一些小成就的及时肯定，会激励着人们试着取得更大的成就。因此，不论员工的成绩有多少，优秀的管理者，都会大方地给予正面表扬和评价，肯定他们的员工。

　　表扬下属，不仅要符合表扬的基本要求，而且需要管理者掌握具体的表扬方法。只有表扬方法运用得当，才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管理者表扬方法不当，就可能起到消极作用。比如，单独表扬一个人可能会造成同事对他采取孤立的态度，泛泛表扬不能真正发挥激励的作用，表扬一个人的同时指出另一个人的错误可能会让下属之间更难相处，等等。

　　批评同样是沟通的有效方式之一。管理者有对员工进行管理的职责，如果管理者羞于批评，员工就不会明白他的错误在什么地方，更谈不上改正错误了，但批评也是有艺术的。

　　虽然批评是一件令人十分难为情的事情，无论是作为批评者还是作为被批评者，在那种特定的氛围之中一定都多少有些尴尬，同时，它又像一根锋利的针，扎得人痛不可挡，也许还可能留下一些伤痕。很少有人知道批评的要领，而艺术的批评可以说100个人之中约99人无法成功地做到，正因为如此，批评两个字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看到批评，员工很自然地会联想到那些令自己不快的往事，想到自己没有丝毫的辩解余地，被管理者压迫，毫不留情的暴露缺点。

　　其实批评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批得下属体无完肤，彻底地打倒下属，而是纠正下属的错误。因此，艺术的批评不应伤害下属，而是通过艺术的批评激励他，使下属能做出更好的业绩。

　　虽然表扬和批评都是激励实施中不可缺少的手段，对人们成长和发展都有积极作用，但是，从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上来说，从两者比较的意义上来说，表扬的效果要比批评的效果好。善于发现和强化对象的长处和优点，善于把对象的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是我们科学掌握激励理论和方法的表现。在实施中如何把握表扬与批评的比重呢？

　　相互结合，不可分割。表扬和批评虽然是激励的两种不同的手段，但在实施时常常是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的。任何企业，为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必须同时制定表扬和批评条例，并保证严格实行，不得轻视或取消任何一方。

　　为了保证激励对大家都有作用，在表扬或者批评时，要将标准和下属的情况向集体成员实事求是地介绍，并施以大家能接受的表扬或者批评形式，帮助大家正确认识表扬和批评的目的和作用。只有这样才能起到表扬一人，带动全体；处分一人，教育一片的目的。

　　不可在表扬或者批评中拿当事人和其他人作比较。在表扬或批评的实践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这种情况：在表扬某某的长处时，常常提醒另一个人，把他的行为和受表扬者的行为相比较，希望他向先进学习；在批评某一人时，也举另一人的事例作对比，希望大家从中受到教育。从激励执行者的角度来看，这也许是不错的，“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

　　人们为什么会在表扬或批评后受到教育和鼓舞呢？就是他们在拿自己的行为或成果与受表扬或受批评者的行为或成果相比较，这种比较是自觉自愿地私下个别地进行的。如果管理者在公开场合将其他人与受表扬者或受批评者相比较，无异于将他的行为公开曝光，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惩罚，势必引起当事人的不满，影响了激励效应的正常发挥。

　　正确的做法是，在实施表扬或批评时，充分地说明受表扬或受批评的情况，使大家从中受到教育和鼓舞。如有的特别需要提醒，可用含糊的、婉转的、善意的暗示予以表明，不必指出具体的人名来。

　　以奖为主，以惩为辅。在实践中，要有主有辅，有重有轻，不可同等对待，平分秋色。一般来说，表扬的次数宜多，批评的次数宜少；表扬的气氛宜浓，批评的气氛宜淡；表扬的场合宜大，批评的场合宜小；表扬宜公开进行，批评宜个别进行；可表扬可不表扬者，表扬，可批评可不批评者，不批评。

　　在对下属行为进行考察时，要着眼于发掘人们的长处和优点，而尽量淡化和忽略他们的短处和缺点。日本的许多管理者都指出：“工人的缺点知道得越少越好。我们要知道的是他们能做些什么和他们的优点。”正是在这种激励的氛围之中，日本人把企业视为自己的生命，把自己和企业联为一体，几乎没有人想和企业分离。日本人的这些思想和行为对我们来说是有很大启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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