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借壳国药科技仍待审批

《财经》网/2008-5-20

5月19日，正谋求与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进行资产重组的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交易所代码：600421，下称国药科技）发布公告称，重大资产重组条件尚不成熟，公司于5月20日复牌，三个月内不再讨论相关重组事宜。

一些市场人士据此认为，此前广为期待的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下称湖北日报集团）借壳整体上市一事，或已宣告失败。

不过，《财经》记者多方了解后获悉，湖北日报集团借壳上市的相关审批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但由于审批进展缓慢，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则，国药科技先行复牌。

湖北日报集团董事长江作苏告诉《财经》记者，集团与国药科技及相关主管部门的沟通一直在进行中，这个公告主要是尊重交易所监管规则发出的，具体情况不便透露。

他重申，湖北日报集团的上市计划没有变化。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相关部门负责人也向《财经》记者证实，湖北日报集团借壳上市的审批程序还没有最后完成。由于上市资产涉及一部分采编内容，有关部门非常慎重，目前仍在研究当中。

2007年8月23日，国药科技因资产重组停牌。11月19日，国药科技与公司控股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湖北日报集团签署三方《资产重组意向书》，拟以定向增发的方式，向湖北日报集团定向发行A股股票，后者以核心传媒资产认购。发行完成后，湖北日报集团将成为国药科技控股股东，公司主营业务也将变更为报刊出版和传媒经营。

其后，国药科技多次发布公告称，中介机构对公司和湖北日报集团的尽职调查已经完成，正就重组事宜与有关主管部门进行沟通。

2007年10月17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公开表示，国家支持符合条件的新闻出版类企业改制整体上市，“以体现产业的整体性”。他的这一表态被认为是，中国政府已决定将文化传媒产业向资本市场谨慎开放。

“报业都市通”展现诱人市场前景

深圳商报/2008-5-20

您只要将一个比纽扣略大的“都市通卡”轻轻往自助服务终端机感应区一靠，屏幕上立刻显示出各类别的打折信息，以及各种服务项目，您还可通过手机接入，以短信形式获取相关服务。这就是全国首创的纸媒、网络、手机三位一体新型电子服务平台——报业都市通。据介绍，一个小小的磁卡就“蕴含”了价值万余元的打折信息，还有包罗万象的各种服务门类。

5月19日，记者在文博会主展场七号展厅看到，拥有强大服务功能和巨大增值潜力的“报业都市通”展位前，围聚了众多参观者。据有关负责人介绍，连日来，前来洽谈加盟的客商络绎不绝。

据介绍，深圳报业集团报捷呼叫服务中心推出的“报业都市通”系统平台，个人只要注册成为会员，就可尽享百家行业优惠服务，商家只要加盟“报业都市通”，可便利拓展业务，发展新的客户群。

报捷呼叫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说，“都市通”卡集众多优惠于一身，其优惠内容将涵盖美食、休闲、购物、家政、家居、商务的各个方面，能真正让市民享受更实惠、更方便的现代生活消费。这位负责人解释说，报业集团所属平面媒体每天发布的各种各样的广告和优惠信息非常之多，而且读者会有一定的反馈，通过报捷呼叫服务中心对这些反馈数据进行处理，从而使销售量靠前、诚信度高的商家脱颖而出，让大家对报纸发布的广告更加信赖，也为商家提供一手市场反馈信息。

专业人士预测，随着报业“都市通”的不断推广利用，带来的将是一种全新的时尚消费模式。据报捷呼叫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都市通”集主流报刊、互联网、手机传媒为一体，将商家优惠信息及时提供给用户。它不仅汇聚各类商家基本信息、优惠信息，实现优惠券快速、精准、高效发布，同时联合各类城市商家，实现为其快速发卡、传递信息、消费者集中、便携持有。

据了解，“报业都市通”正在推行优惠加盟活动，有意加盟的商家可拨打服务热线969766咨询。

天津日报、人民日报奥运报道计划

津报网/2008-5-19

按：第二届东盟与中日韩（10＋3）媒体合作研讨会5月19日在天津举行。研讨会由人民日报社主办，天津日报报业集团承办。“共赢奥运、传播奥运”是这一大会的主题。以下为天津日报报业集团、人民日报社就奥运会报道准备情况的发言摘录。

天津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王宏介绍奥运报道计划：

迎接奥运、宣传奥运、宣传天津已经成为集团当前及今后一段工作的重中之重。为将此次奥运会宣传好、报道好，我们集团整合资源、全力备战，进行了大量的前期筹备工作。首先，天津日报报业集团将整合所有的资源，出版一份在天津最有影响的奥运特刊。具体的办法是，我们集中天津日报、每日新报、城市快报、假日一百天等四家报纸的记者、编辑，排版、印刷以及发行资源，统一出版奥运特刊，并随以上四份报纸集中上市，这样，特刊的日发行量将超过百万份。利用这些优势，我们向广大读者提供北京奥运会全面、翔实、迅速的报道。目前，奥运特刊已于3月25日、4月30日出版了两期。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5月8日在奥运圣火珠峰传递的当天，我们不仅派遣记者在西藏见证历史一刻，在火炬手成功登顶后，相隔不到3个小时，集团就出版了第一期“奥运特刊号外”，第一时间将喜讯以文字的形式传递给读者。在北京奥运期间，我们还将根据赛事的进程出版更多的奥运号外，向广大读者提供最及时的奥运特别新闻。

集团门户网站——津报网现已制作完成奥运专题频道网页，在奥运期间突出报网互动，运用聊天、论坛、博客、视频、音频全媒体模式打造一份24小时即时滚动的奥运网络报。集团旗下每日新报与全国11家强势媒体于去年8月成立捷报奥运媒体联盟。通过紧密、高效的合作机制，在奥运火炬境内外传递的第一站现场就可以看到津报集团及奥运报道联盟的特派记者。在成功完成奥运火炬境外传递报道后，联盟正紧密跟踪火炬境内传递路线，在全国各地进行大型采风活动。同日“每日新报”的时事评论员，还成为联盟国内报道的五大主笔之一。在奥运期间，津报集团及捷报奥运媒体联盟将有超过三百人参与奥运报道。

在硬件方面，我们集团已斥资新建驻北京记者站，致力于在第一时间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新闻信息。在这期间，还有两件让我们十分骄傲：第一，第29届奥运会组委会在全国媒体招考媒体运营部官员，天津日报报业集团的两名记者金榜题名，我们集团成为天津唯一有记者入选的平面媒体机构。二是在北京奥运火炬手天津传递的选拔中，我们集团的三名编辑记者入围，他们将参加奥运火炬在天津的接力仪式。

鉴于天津日报报业集团历来对体育报道的重视及在全国的影响力，我们共获得北京奥运会六个注册记者名额，这在中国所有的地方报业集团中是最多的。天津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协办城市，我们还获得13个天津赛区注册记者名额，这在天津地区也同样是最多的。此外，在北京奥运会新闻中心派发的记者名单中，我们集团还获得了10名非注册记者名额。

北京奥运会主新闻中心给全球79家媒体提供了工作间，由于天津日报报业集团在全国体育报道中的重要影响，我们也获得了北京奥运会主新闻中心的一个工作间，这个工作间与美国奥运会新闻处相邻，目前我们正在装修这个工作间。在这个工作间里，为记者设置了全程有线电视、信息资料查询系统、上网服务以及一些办公生活服务等设施，诚邀在座的媒体同行们届时把这个工作间当做自己的家，随时到那里工作、休息，并进行业务交流。

目前，我们也与人民日报等国内权威媒体签订具体合作协议。

人民日报报社体育部主任刘晓明介绍体育报道计划：

国际奥委会早就指出，媒体是现代奥运会的主要支柱之一。世界聚焦奥运，媒体不可或缺。纵观奥林匹克运动历史，东道主主流媒体向来是新闻大战的重要角色。2008年，奥运会将人民日报推上世界媒体的中心赛场，也带来了人民日报发展史上的一次难得机遇。通过北京奥运会，人民日报将向全世界展示具有60年历史的中国第一大报的成熟大气和青春活力。人民日报将组建规模空前的报道团队，投入奥运会新闻大战。

我认为，奥运会报道可以概括为激烈、集中、拥挤、技术这样四个特点。

第一，激烈。北京奥运会媒体大战之激烈可想而知。新华社持有284张采访证。美联社提出将视角从美国运动员和美国人感兴趣的比赛项目拓展到整个奥运会作全方位报道；朝日新闻从2006年都灵冬奥会结束后，就调派专门报道奥运会的记者到北京，提前两年蹲守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动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和奥运会媒体都在积极准备大干一场。

第二，集中。北京奥运会共设28个大项目、302个小项。除北京主赛场外，香港、青岛、上海、天津、秦皇岛、沈阳还设有分赛场，在项目设置上是历届奥运会最多的一次。北京奥运会有望成为历史上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的一届奥运会。在这样高度集中的赛事安排下，奥运会眼球效应在全世界范围都首屈一指。

第三，拥挤。奥运会堪称一场全球规模的媒体会战。在举办奥运会的17天时间里，全世界绝大多数有影响的媒体都将集中在北京，集中在中国。北京奥运会参赛运动员人数为10500人，而预计注册记者人数为21600人，还有超过10000名非注册记者。平均下来，三名记者“围堵”一名运动员，奥运报道空前拥挤。

第四，技术。高技术。奥运会报道的时效性要求，使得媒体对高科技装备的依赖性很高，奥运赛场也是媒体新技术的练兵场。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移动通讯技术，全球各路记者在报道手段、器材不断升级的同时，奥运报道的质量也在提升。

面对2008年奥运会全球范围的媒体大战，人民日报需要知己知彼、准确定位、抓住机会、积极探索。只有明确了形势，扬长避短，才能做出正确的战略，出色完成任务。

我们的长处是，人民日报这次投入报道奥运会的骨干记者中有多人采访过六届或者五届奥运会，这在中国媒体中是不多见的。人民日报有遍布全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国际记者网络，这也是许多平面媒体所不具备的条件。人民日报在媒体资源方面也是比较丰富的，拥有主报和20多家子报刊，特别是人民网，经过多年的发展，在网络媒体中具有很高的立脚点。

人民日报面临的困难是，首先我们的名额有限，人民日报最终拿到了26个采访名额，虽然比往届多出了不少，但就总体报道而言，仍然是非常紧张的。第二，在采访资源方面，将人民日报的奥运报道置身于全球范围审视，就会发现我们的资源仍然十分有限。同兄弟媒体相比，中央电视台握有转播权，还有网上视频的独家报道权；新华社记者队伍庞大，在国际奥委会各个层次中都有熟悉的人脉；而中国体育报属于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他们和运动队伍非常熟悉。与这些各具长项的兄弟媒体相比，人民日报需要进一步开掘和建立自己的新闻资源。

     这次奥运会报道，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所属的京华时报、环球时报、人民网都有着不同的受众对象、报道形式和报道风格。只有充分调动人民日报所属各子报刊的积极性，发挥各自特长，形成一个立体的、互动的、全方位的报道格局，人民日报奥运报道才有可能在激烈的新闻大战中取得出色成绩。这方面，我们还要与参与报道的各子报刊、各部门，多协调、多商量、集思广益、取长补短。

北京奥运会期间，人民日报的版面设置既要充分体现东道主——第一大报对这一盛会的高度重视，也要考虑发行、广告、财务等各方面的情况，应当综合各种因素做出最优的选择。人民日报计划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拿出8—12块版作为奥运特刊。以往几届奥运会，我们通常只有两块奥运专版。

我们的奥运报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奥运快评。请各方面的资深专家就奥运会话题、热点问题，撰写有深度、有思想、文字精彩的评论，力争成为人民日报奥运报道的特色和亮点。

第二，赛场纵横。报道每天的焦点赛事，主要偏重于外国的运动员，特别是中国代表团主要竞争对手的表现。

第三，中国风采。全面介绍中国代表团体育健儿的表现。

第四，介绍体育明星的故事。报道中国和世界体坛名将、新秀在奥运赛场内外发生的动人故事。

第五，报道海外各方面的关注。主要报道世界媒体和各国读者、听众、观众对北京奥运会各方面的评价。

第六，奥运瞬间。是一个摄影专版，刊登奥运赛场内外精彩的图片报道。

第七，我们心心相连。是本报利用互联网增强报纸与广大读者、网友的互动和服务。

北京奥运会，我们在报道思路上将有所创新：从以往较多关注中国运动员夺取金牌，转为不仅报道中国运动员取得好成绩、好风貌，还要积极报道其他国家运动员的优秀表现、优良的体育精神。比如，日本的柔道、游泳，韩国的射箭、摔跤男子长距离游泳、泰国的拳击，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羽毛球等。

现在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下一步我们要抓紧对参与奥运报道的记者、编辑和各有关人员进行培训，我们要请国家体育总局、北京奥组委有关专家以及国内外著名体育记者和高校新闻研究方面的专家进行授课，就奥运报道方面的注意事项、奥运报道的规律等相关业务进行培训和讨论，以提高采编人员的素质，争取在奥运报道中打一个漂亮仗。

资中筠：表达权实现需要制度保障

《炎黄春秋》2008年第5期

按：《炎黄春秋》今年第五期以“推进民主是第一要务”为题，发表了11位著名专家学者笔谈“两会”的文章，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资中筠女士谈表达权的一篇特别精彩，其中涉及新闻的提法尤其让人震撼。但是开放表达权尚待观察，尤其是要看震后那些质疑性的文字和调查报道能否见诸报道。资中筠文章转录如下:

我现在对研究领导人报告中的某个提法兴趣不是太大。只抱一种态度：看实践的情况。有一些好的话，有的时候不管用。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杂志组织了一个座谈会，那个时候刚提出“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我在会上发了个言，还根据这个发言写了一篇文章，说“以人为本”要讲人权，还说好的口号好的提法要依靠社会的健康力量来落实。对健康的力量加以压制，再好的口号也落实不了。后来这篇文章哪也发表不了了。有人说，领导人的这些好的提法是对人民作了“承诺”。我觉得。他们讲话中这么一些提法，不能当作说了就要兑现的承诺。例如，说给民众表达权，实践中照旧在控制表达权，到现在为止我个人还没发现有允许和支持表达权的切实行动。连南方最开放的报纸，也常受黄牌警告。有没有言论自由，是个试金石，你再讲民主没有用。过去我们早就讲民主了，但一直没有落实。

要落实言论自由，落实表达权，不允许民间办报、办刊不行。说是可以“依法”批评，这个“法”也掌握在领导者手里。南方的一些报纸已经市场化了，不吃皇粮，但上面依然可以撤换主编和社长。还有出版社，他也不需要公开的说不许你出这本书那本书。他少给你点儿书号你就受不了。限制表达权的手段非常多，根本不需要公开说压制言论自由，或者不许你说什么。跟主编、社长打个招呼，打个匿名电话，不敢不听。真的不听就没饭吃了，主编可以自己不在乎，手下的人就没饭吃了。到目前为止，言论没有放松的形势，只是控制手法变了。

我觉得言论自由的问题也不全在中宣部。中宣部长得听党中央的。中宣部长和中央不一致，那就换人。我们直接感受到的是中宣部的压力，实际上还是总的方针问题。要分析现在好多好话，像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七大报告里面有很多好的话，究竟是准备落实的，还是说给外国人听的，或者是为安抚舆论。我以为这个很难分辨。

另外，还有一个我不是很乐观的，就是有一批精英受到利益的影响，不再坚持原来的理念了。我最近碰到一些学者，原来思想很不错的，进了政协和人大了，或者有了一定的地位，自以为有机会受到咨询，就说现在已经很自由、很民主。至于下面是怎么样的情况他就不太关心了。现在很多教授收入非常高，有别墅。要他放弃这些利益不可能。如果他的言论和主流不一致，只要停他几堂课，一年不让他教课，或者是没有课题，或者是哪些会不请他了，他就受不了。他的收入就降低了一大块，社会地位也降低了。当然还有一批人为了坚持真理不顾这些。但是，贫贱不能移的，是少数。

我们有没有进步，一个是要竖着比，当然比改革开放以前好多了。但这个要求低了一点，现在我们还要横向比较。现在是21世纪了，周围有很大的进步。中国人对美国大选研究的非常细，但是十七大、人大政府换届应该算是我们的“大选”，而我们却稀里糊涂，对号称选出来的领导人，我们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到底有多少？大家只能从小道消息猜。我们周围东南亚这些国家，包括越南，都已经走在前面了，韩国原来那么专制，这个坎已经越过了。俄罗斯，不论有多少问题，或者有人说普京在往回收权，但是不可能回到过去，这个坎已经过来了。我们民主这个坎还没过。现在很难往前推，就算有一个非常英明的领导想要推的话，都很困难。因为那么多既得利益者在那里挡着，下面也有阻力，横的竖的都有阻力。我觉得唯一的就是放开舆论，让健康的力量表达出来。如果不能够及时放开舆论监督，下一步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

四川救灾一线的反馈

万科网/2008-5-18

按：以下是一位网友与同学在网上的通讯记录。他的同学赴北川地震灾区做志愿者。

我：可把你盼来了，情况怎样？

他：我刚从一线下来，现在成都呢，明天继续去，那里没网络，现在酒店呢。

我：说说情况，还有活人吗？

他：太惨了，现在悬湖如悬剑，头顶上一盆大水，我们只是蚂蚁，湖的堤坝一坍，死的死了，活的也得死，昨天天气不好，再多点水就可能崩决。暂时撤一下，不然也没歇着的可能。

我：那还有活的吗，说啊

他：基本没生命迹象了，中国的探测还是不如小日本的，他们那有生命红外探测仪，哪个地方有温度（比如体温）探测仪就会响，我们只靠喊，往往是“都别说话！！！嘘！！”然后再冲下喊：还有人吗...没回答的就下挖掘机了。

我：现在那里缺什么呢？再去捐点，我想过去一趟。

他：千万别，这里不需要你！

我：怎么说话呢

他：你或者任何人来了都是添乱，这里的人都不够吃的，水都不够，你来了多张嘴什么忙也帮不上，现在的灾民眼都是红的，冲人家乱拍照片可能得挨揍。

我：恩，理解，你睡会吧，怪累的，这是第3天了吧。

他：我想我回去以后得心理干预一下了，闭上眼都是那些场景，有的楼已经夷为平地，下面不可能有人了，于是就下挖掘机铁手，因为要清障嘛，一铁手下去挖出个人来往往是半截的，现在所有的人面对挖出来的死人都有着超强的免疫力，死人在救援队和工兵眼里如同土壤，麻木极了，我原本胆很小的很怕这个，现在和以后应该不再怕了。

我：好好保重啊一定。

他：还有就是味道，很多死人已经发酵了，空气中遍布着一种腐臭的味道，越来越浓烈，臭还好说，关键是这股臭味的背后是人们的联想，都知道它是由死人身上飘过来的，我们这里经常挖着挖着摘了口罩就吐了，黄疸汁都吐出来，一个人吐带着好多人吐，于是全部歇会，坐在边上看着那些半截的死人抽根烟压压什么的。

我：唉，真是惨，难为你们了。

他：还有就是余震不断和灾民问题。余震从开始到现在没断过，我们都习惯了，昨天晚上有人在喊地震了，现在都没感觉了，我们睡的地方离山体比较远，别滑坡就是好事。

我：灾民什么问题？

他：很多灾民去废墟里找亲人，但是也有些灾民在废墟里看到钱啊什么的东西通常拣起来了，而且四处的去找，四处的去看，四处的去拣。都是说来找亲人的，这个谁也不敢、也不忍拦他们啊。

我：人为财死，乱世应重典才是，把那些浑水摸鱼的严肃处理几个就没人敢了。

他：现在比较无ZF（政府）状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尸体认领了，对外公布的也是这样，不再认领尸体。挖出来就地埋掉，现场乱糟糟的，我们都不知道听谁的。

我：对啊，你们在现场听谁的？

他：这事说起来挺矛盾的，我们都是义工，都凭自觉了，当兵的领导命令我们也不好意思的，毕竟我们不是人家的手下，当地的领导一般也顾不上我们，指挥的是人家原来的群众，所以我们这批人基本上，挺滑稽的，我们听医疗队的。

我：辛苦了辛苦了。

他：辛苦倒是没有，有的时候挺委屈，有部分灾民冲我们发火，但是一想义工的这个义字也就忍了，毕竟人家都是丧亲之痛。

我：唉，现实里太多不平事啊，根捐款似的，很多大款吸干股民车民的钱却捐一点点。

他：现在钱有什么用呢？有钱没地方买东西吃啊这里！方便面，八宝粥，奶粉什么才是好东西！

我：我问过，物资可否捐助，十字会告诉俩字：不收，现在只收钱。但愿别让他们黑掉就好了。

他：差不多也没几个活人了，下一步工作反而好做，直接清障就好了。不行了，我去睡一会，家虹他们把面泡好了，吃了睡了昂。

我：好好休息，早日归来，我设回民小区的大宴给你接风。

【汶川地震中的传媒】

和地震抢时间的成都报纸

新周刊/2008-5-22

按：《新周刊》最近一期策划是“灾难时刻的信息传播”，聚焦汶川大地震突发时报纸、电视、电台、网络的表现。在此摘登关于成都晚报和中央电视台的文章，希望能对我们面对突发事件是如何快速反应有所启示，尤其是成都晚报在地震影响到报纸正常出版时作出的反应。

5月12日下午2点20多分，曾颖正在上班路上的书店看书，突然房屋摇晃起来，书架上的书往下掉落。在那短短几分钟里，他有一种无路可逃的感觉，每一幢建筑、每一根电线杆、每一棵树都显得可疑而危险。在安顿好自己的妻女之后，曾颖赶回了供职的成都晚报社。

成都报业的大厦已经关闭，楼内的所有办公人员都疏散到了街上。《成都晚报》的编委会成员在附近的露天停车场里围着一台收音机开始组织报道。报社包下了附近的一家网吧，记者编辑们在网吧里搜集资料、编写报道。与此同时，最早的一批报道人员，连摄影记者在内一共5名记者向灾区进发。

成都地区最早出街的报纸号外是当晚9点左右《成都商报》的号外，紧接着《成都晚报》的号外也开始出街，报纸号外分发到惶恐不安的市民手中，暂时稳定了市民的情绪。而后来的几天里，《成都晚报》的第一批报道组5名成员在路上陆续失散，截至5月15日，前进到最中心的是一名女记者张欧，她跟随一支武警救援队到达了汶川县城，发回了报道。

成都的新闻人没有逃避

提到5月12日那天的情景，所有成都人都会说起通讯中断时的恐慌。一时之间，所有的手机都无法接通。媒体单位也是这样，总编找不到自己的主任，主任找不到自己的记者。但让成都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何冰感到骄傲的却是，他不用费劲去寻找自己的下属，所有的新闻人都自动归位，第一时间赶回自己的单位。

下午3点，成都当地最大的纸媒《成都商报》的编委们在报业大楼下面站着开了一个碰头会。《成都商报》编委郑晔回忆说：“当时地震后，我们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应该出一张号外。而当时报业大楼是封闭的，我们就马上进行分工，让上海的《每日经济新闻》给我们编辑出版。大概在6点钟左右，上海方面就把版面编辑好，用QQ传回成都。”晚7点，《成都商报》号外准备印刷，但版面上只有政府第一号公告。派驻抗震救灾指挥部的记者在第一时间得知“可以回家”的权威判断，但因通讯不畅，他只好一字一字抄下消息后赶回报社。报社决定重新调整版面，加入最新内容，《四川汶川发生7.8级地震，震中不在成都，请市民放心回家》做成了大字标题。晚9点开始，商报全体员工上阵，总共30万份的号外被分发到街头市民手中，惊魂未定的市民开始了解事件的真相。这一切仅仅发生在几个小时内，而这几个小时，新闻人之间也无法联系，全凭着自己的职业素养而行动的几个小时。

各个媒体的第一批记者被派了出去，他们并无应对灾害的经验，很多记者没有任何装备，甚至没来得及携带水和食物就奔向了灾区。他们中很多都还是年轻人，在面对那么惨烈的场景、看到那么多遇难者遗体的时候，很多人都失声痛哭。

《成都晚报》的记者向勤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正因为这个时候交通通讯都不通畅，才需要我们把消息传给民众”。而《成都商报》记者肖刚进入灾区，有一个执勤的武警拦住了他，告诉他不要再进去了，那里面的路一直在塌方，而且是整面山整面山地塌，听说里面砸死了很多人，“我们当时想，唉，冲吧，冲哪儿没路了为止吧”。

对于民众来说，地震是灭顶之灾和无时不在的恐惧；对于新闻人来说，在恐惧之外，还有着新闻责任和为民众传递信息的义务。何冰说：“成都的新闻人在这次事件中没有一个人逃避。”

媒体也是应急系统

何冰在评价这次成都媒体的表现时用了一个词“威力无穷”，他指的是成都传媒集团下属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集合在一起的报道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传媒集团是2007年年初才成立的，新生一年的传媒聚合体突然就遭遇了这次巨大的应急突发事件。何冰认为，“如果媒体是分散作战，在这场特大自然灾害面前，它很难按平时那样的管理规律去运作。按照市委宣传部的安排，我们打破媒体之间的横向屏障，把媒体力量整合为10个报道小组，调动70辆采访车，260多名记者迅速奔赴一线，每个小组确立一个组长，组长具有最高权力，他指挥组内报纸、电视台、电台的所有成员按各自的生产规律集中采访，迅速传回新闻。这比传统层层批复的程序要快得多。”

据成都市委宣传部外宣办副处长高齐强介绍，12日当天下午，成都市抗震救灾应急指挥部就在成都市公安局内成立，指挥部下设的宣传组也同时成立，宣传组下设综合协调组、新闻报道组、媒体接待组、对外新闻策划组、网络宣传组。来自电视台、电台、报纸的记者们则混编成10个新闻报道组，包括了对省市应急指挥中心、公共服务、卫生救治、社会各界、都江堰、彭州等9个重点报道方面，还有一个设为机动组，随时应变。

在成都市抗震救灾应急指挥部里凝聚着像战时一样的气氛，大厅里工作人员紧张地工作，大厅里的喇叭不断呼唤着相关人员到指定地点去开会的消息，而不少几天几夜没有休息的记者则在大厅靠墙的地方席地而卧。

《成都商报》编委郑晔说：“成都市委市政府这次把媒体纳入抗震救灾的应急系统，我们觉得这是非常英明的决策，让我们媒体承担了应有的责任。”

新闻给市民的安慰

震后第三天，5月15日，《成都晚报》人文新闻部副主任曾颖和同事们沿着刚刚打通的西线道路向汶川进发。这已经是《成都晚报》派出的第三批采访队伍，这次出发的记者基本都是主任级的老记者以及做管理工作的领导，由副总编伍江陵带队，主要是做深度报道。

第二天下午，当记者联系他的时候，他们正在马尔康，由于下午3点左右发生在理县的那次余震导致马尔康前往汶川的道路塌方，他们滞留在这里等待前方道路抢修。在他看来，媒体的作用从来没有像这次灾难中那么重要，“如果你看到那天(5.12)街上的市民，你就能感受到一份详尽真实的信息对他们的重要性”。

《成都晚报》的地震报道至少16版，囊括了现场报道、深度报道，各种信息的发布，以及国际的、历史的各类信息资料。曾颖认为，这正体现了纸媒的优势——“在地震发生的短时间内，所有通讯中断，曾经被认为已经是夕阳媒体的广播却发挥了它的作用。而对于纸媒来说，优势则在于信息量大、全面丰富，最重要的是准确。通过广播传递的消息有些来自民众的个人体验，而纸媒则有审查等程序，具有准确性。而且，纸媒所体现的内容，文字和图片构成深度、质感和立体感，这是广播电视一闪而过的信息传播不能比拟的。”曾颖也认为，正是这么多年以来成都纸媒之间的竞争培育了良好的媒体环境，“成都报纸都是在抢新闻中锻炼出来的”，因此在这次突发事件中展示出良好的效果。

成都的媒体从来没有如此受到市民的敬佩，在成都报业大楼下面，出租车司机见到大楼出来的记者都会拒绝收钱。而这一张张记录着惨痛时刻的报纸，也成为了民众心中的记忆。

家住成都横陕西街的市民赵永华已经3天没有回家了，自从12日之后，他就把被子、食物和水装上了私家车，晚上把车停在人民公园附近的人行道上，全家人都在车上度过一个个夜晚。15日傍晚，他们回家看了看，门口的报箱已经放不进报纸了，《成都商报》的投递员把这几天的报纸都堆在了门口。

就在女主人收拾这几天的报纸的时候，在厨房里忙活的老赵突然冒了一句：“这几天的报纸都不要丢，要留着，这一个月的报纸都要留着，以后都是历史资料。”

新闻从来没有这样受关注过

谣言往往是由人际传播泛滥开来，而击破谣言依靠的却是大众传播。两种传播方式的博弈，在震后的成都显得尤为突出。

成都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何冰在描述5月12日那天的时候，最想说的是媒体人的职业素质。“所有通讯中断，这才发现平时最火的第四媒体——手机，脆弱得不堪一击。我们几位领导等于是震散了，互相不知道在哪里。”当何冰赶到台里的时候，已经有台领导冲进摇晃的大楼去检查设备能否正常播出，“第一反应就是需要我们媒体人的时候到了”。

几位领导聚在一起，立刻分成两组，一组留守单位保证运作秩序，另一组驱车前往市委市政府。当何冰一行赶到市委之后才发现市委空空如也——书记和市长已经赶往应急指挥部，何冰随即又赶往设在市公安局的应急指挥部，平时几分钟即可到达的路程却因为一片混乱、大堵车而漫长无比。“当市领导看到我们的时候，说实话，就像军人看见了武器一样——太好了，你们终于来了，立刻指挥你们的媒体，发出声音。”市长出现在电视上、广播里、报纸上，发布政府公告。“市民们第一时间看到市长还在这个城市，只要有了这个信念，立刻就稳定下来了，那个非常时期真是有这么重要。”

《成都晚报》人文新闻部副主任曾颖对大众传媒的力量有着深刻感触：“平时不觉得报纸电视有多重要，但12日那天，真是传媒力量最有力的体现。所有人都惶然不知所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街边上、汽车旁外围满了看电视、听收音机的人，新闻从来没有这样受关注过。像14日的水谣言，媒体一发布政府权威消息，立竿见影，当天就平息风波，水压恢复稳定。政府的安民告示，此时显出从未有过的亲切来。”

中央台，站出来！

新周刊/2008-5-22

中央电视台二楼大厅，一张大海报立在墙边，上面是四川灾区地图。确切地说，是该台前线记者的分布图。左下角有一个总数：145。5月18日，经济中心又有一批记者奔赴前线，这个数将要改成150多。

从海报旁边进去是一个很大的办公室，正中央有一张椭圆形的大办公桌。

“完成了什么任务……这都是废话；损失十分严重？这都不用说。要是这稿子有一丁点新闻性，我都能给你上。”坐在桌子前的采编部副主任李昕右手拿着一个文件夹，左手拿着一篇稿子抬头跟旁边的中年男编辑说，语言中带着北京人与生俱来的讽刺与幽默。前方的稿子很稀缺，但还没到来什么就上什么的地步。

5月18日上午10点多，白天的总值班李昕正在准备着当天下午的一个报道，他翻开右手的文件夹，开始跟已经站了半天的青年女编辑说话：

“本来想做一个生命的奇迹，现在看来要改变一下。目前有三个片子，一个是123小时的营救，有详尽的直升飞机运走的镜头；一个是124小时，据说很生动，你可以重点用这个；还有就是129小时的一个，昨天夜里11点多抢救出来时还活着，最后抢救无效。你也想一下，大概叫与死神赛跑。有的赛得过，有的赛不过。三个的衔接就用一个黑屏，把人名、地点、被埋时间都列出来，然后立刻就出记者。”

第二现场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采编部办公室。自5月12日15时开始，来自灾区第一现场的信息在这里加工后，通过电视信号传播到世界各地。对灾区的情况，可能很多灾区人民都没有远在千里之外的这个办公室的人清楚。

办公室的现场感很足。墙正中挂着一个大型投影幕，实时播放着CCTV新闻频道。投影幕左右两侧共有8个电视屏幕，分别放着CCTV新闻频道、CCTV-1、CCTV-4，BBC、CNN、凤凰卫视和四川卫视。办公桌上放满了报纸、选题单、磁带、电话和前线记者的联系花名册，坐在桌子旁的人正在开会、打电话、吃饭、发呆和发困。

人们的状态跟现场的状态是一样的——忙乱。桌南边的人接起电话，突然发现打电话的人在桌的北边。“有这钱可以捐到灾区了，坐在对面还打！”电视声、说话声和吼叫声占据着整个空间。

李昕笑着说：“这两天好多了，前两天乱成一锅粥。晚上开会到两点多，第二天六七点都得来了。”

这个杂乱的房间唯一能安静下来的情况是，一位满脸严肃的人走进来时说：“你们在编节目的时候，别按消息类的东西来编。镜头要长，要放开，不能剪得太多了，把原生态表现出来，要那种第一现场的感觉。”办公室里的人把这位称作大领导。

这帮忙乱的人支撑着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从5月12日15点开始的持续一百多个小时不间断的电视直播。

第一反应

5月12日下午两点半，中央电视台与灾区一起被震撼了，不少在高层办公的记者编辑跑到楼下。同一时间，各地方台也传来当地有震感的消息。宋镜是当时新闻中心的值班制片人，新闻人的第一反应让她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地震来自何方，强度如何，哪些城市感到震感？她立刻联系各地方台、地震局和气象局的记者，以确定这条新闻应该怎么做。

十几分钟后，跑地震局的记者发来报道，宋镜确认了震级、震中等等关键信息后，把这条口播新闻交给了当时正在为新闻联播化妆的海霞。15点，地震发生32分钟后，一条关于汶川地震的消息由刚化完眼线还没来得及化其他妆的海霞传到了全国各地。

“当时我们也没有更多的信息，只知道涉及的范围很大。”宋镜说，“消息在两分钟以后重播了一次。”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宋镜不停在办公室搜罗各个渠道的信息，地震局、气象局、新华社、地方台……所有能搜罗到消息的地方。当时正好有一个记者正在四川出差，“我3点多跟他联系上，了解完情况以后，就在4点钟通过四川电视台做了第一个现场报道。”

也在这个时候，新闻中心的高层决定持续直播，“第一步是把人撒出去”。在海霞播放新闻的下午3点，第一批记者已经聚集在首都机场。另一批时政记者于16点50分跟随温家宝总理从西郊机场起飞，19点50分到达成都。也在这个时候，军事部和时政部的记者，迅速联络各大军区。最早到达成都的记者是在12日下午从北京南苑军用机场跟随救灾队伍出发的6人，其中包括新闻中心副主任王晓真、采编部主任许强和军事部的副主任冀惠彦。到13日，新闻中心派往成都的记者已达58人。

抗震直播导演刘桂林说：“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的报道活动。抗冰雪也是突发事件，但经过了三四天才成为频道主体的直播事件，有一个准备的过程。这次没有这个过程，走的时候都特别仓促，充电器、衣服都没有带。”

12日，直播导演王昔在下午5点多接过宋镜手上的直播时，也体会到事件的突然。那一天她已经把行李打包好放在车里，正准备到南通进行另一场直播。在当地情形无法得知的情况下，王昔有临危受命的感觉。怎么做这个节目是个问题。

“那天晚上打谁的电话都打不通。只能是等着他们那边想尽各种办法找固定电话打回来。好判断一下我们能做什么。第一天第二天处于一个信息极其匮乏的状态。”王昔说，“因为不是在做一个规划好的东西，没法安排时间，所有的人都是在待命状态。”

这种待命的状态体现在内容上就是，一个小时后的节目，要在现在讨论决定并立刻执行。直播也一个一个小时地往后延续。“时间到了12点、1点、2点，觉得还是不够，于是继续往后延。”刘桂林说，“13号那天是4点半结束的。到目前为止，中央台的直播在一天内还没有持续这么长时候的直播。”

王昔在6天之后回忆时，身体已经很虚弱。“那两天基本上就两三个小时眯一会。第三天才有五六个小时的睡眠。”

在采编人员疯狂挖掘灾区信息的同时，新闻中心也针对地震报道重新设置组织结构。就在直播的一个小时后，新闻中心高层决定把专题和专栏的播出打破。一天后，全中心的工作人员重新调配，随后编成两个系统，统一调度。一个是直播系统，分四个导演组，分别负责凌晨、上午、下午和晚上四个时段，轮流作业，维持直播。另一个是公共系统，分成12个小组，分别负责前方物资供应、地方台信息收集等等。整个新闻中心变成了一个地震报道组。

新闻中心策划组制片人穆莉说：“除了外派的记者，我们中心留在家里的，都不同程度地介入这次报道。刚开始是打一场遭遇战，但之后就应该是一场有组织的战争。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终点。”

前方根本不可控

由于直播，一种寻找记者和寻找信息的焦虑笼罩着整个采编部。

“刚开始时信息非常匮乏，画面回不来，通讯通不了，只是偶尔打过来一个电话，才能了解局部的情况。能支撑下来挺不容易的。”这是总导演刘桂林说的，“一个采访需要有采访对象，需要有传输方式，但这些在当时当地都不具备。采访环境多变。记者采访的内容、对象都是不可控的，像以前找宣传部，再带下去，这种模式就完全没有了，跟到伊拉克报道似的。”

最困难的还不是找不到采访的人，而是你找到了采访的人和采访完了以后，你不知道怎么从那个电话打不出去的地方把视频、音频和文字传回北京。

据负责前方记者联系的副制片人李清波的介绍，从前方往回传输的渠道主要有两种，一个是卫星传输，一个是广电系统内部的传输光缆。刚到达灾区的记者，手上没有装备的，都尽各种渠道联系来卫星车。在接下来的几天，新闻中心综合编辑部向前线发送了14批应急保障物资，包括近百件编辑传送设备和药物等。

“今天上午还运了一辆卫星车过去。”李清波说：“每个省台跟我们都有内部光缆，每个地市跟省台也有传输光缆。采访完以后，没有卫星车的记者需要到有光缆的电视台把报道传输回来。比如说在德阳采到的报道，就可以从德阳传到成都，再传回北京。”

当卫星车也没有，光缆也被震断的时候，还可以找个地方上网，通过宽带传输回北京。如果这些都没有，就只能找个地方充电，进行电话连线直播，直接跟全国人民说。

“我们的选题是随时定的，选题定下来以后，再去分头落实，比如说我们希望记者在什么地方能有个直播。但落实到资源怎么样，能不能走到那个地方，都说不好。”刘桂林说，“香港回归、‘神六’升天，事先是可以设计的。这次只能是凭着想象，希望向哪个方向做，但前方根本不可控。”

“非常非常困难，雪灾的时候，也就郴州、京珠高速韶关段这两个地方的信息有点闭塞，其他地方的情况都是掌握的。这次很不一样，一开始过去都没办法布点，甚至两个记者在同一个城里都没法联系上。图片也只能用海事卫星电话一帧一帧地传过来。”

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结束了，随着灾区通信的恢复，汶川的第一个视频在14日传送回来，各种报道都变得容易。长期持续的直播导致在18日当天采编部出现了磁带荒。“刚才我跑到库里也翻出来一盘，空空荡荡的。抗冰雪的时候还每天晚上清带呢……”一个女青年跑来向刘桂林汇报。

“那是安排了人了，这次没安排过来……”这次“观众的期望值特别高”也让刘桂林感到压力很大。“平时总觉得传统媒体在与新媒体竞争的时候没什么优势，但越是到这个时候，观众越是到传统媒体来求证很多信息的真伪。”

穆莉介绍说：“已经有113个国家和地区、298个电视机构使用了我们的直播信号。我开始以为我们频道用了CNN的信号，因为CNN的台标在左下方。后来才知道，正好相反。”

根据刘桂林的经验，“每次大事我们的收视都会有几倍的增长，但这次特别突出，(新闻频道的收视)平时只有1.2左右，13日新闻频道在最高时达7.5772，翻了6倍，达到该频道开播以来最高的收视。这个数的另一个峰值是2005年“神六”升天，只有5.11。”

对于外界对新闻频道这次快速反应的赞许，刘桂林表示，这与中宣部和广电总局的支持分不开，“这次是很不一样的，表明了政府强大的执政能力。媒体的发挥需要有一个空间，这是一个机会。”

无论是刘桂林还是李昕都觉得，这次只不过是时间长一点，对于一个新闻从业者来说，直播的内容对其工作状态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李昕说：“奥运的时候也差不多，只是没这么乱。”

众媒体吹响抗震救灾“集结号”

光明网/ 2008-5-21

    的确，5月12日14点28分，一场突如其来的8级汶川特大地震，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也从那一个时刻开始，地震灾区的受灾情况，群众的生命安危，与13亿同胞的心，紧紧的联系到一起。在这个危急关头，信息的通畅对于救灾指挥、迅速凝聚国人，变得尤为重要。因此，包括电视、电台、平面、网络，以及手机短信等在内的各种媒体，立即肩负起光荣的职责与艰巨的使命。

第一时间直播灾情：电视报道争分夺秒

时间就是生命！“一分钟都不能耽搁，一分一秒就可能救出一个孩子，一个幸存者”。在地震发生之后，中央电视台高层紧急开会，在15：20实现央视1套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开始了创历史记录、100多小时不间断的《抗震救灾 众志成城》四川灾情直播专题。到14日，已有113个国家和地区的298家电视机构转播或部分使用了央视的直播信号，其中包括BBC、CNN等境外新闻机构。

为保证节目“无间断延续”，央视安排了海霞、康辉、白岩松、敬一丹、赵普等约十位主播轮流直播。在播出内容上，央视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与成都、德阳、绵阳、绵竹等当地电视台记者以及湖南、重庆等周边省市的电视台联合作战，第一时间传回灾情信息；另一方面，央视派出自己的记者奔赴灾区前线，获得第一手新闻。据央视新闻中心负责人徐主任表示，13日央视就派了58位前方记者，后来增加到145人。此外，央视还首次采用直升机、滑翔伞等较危险的航拍，对地面无法达到的灾区中心进行直播。

专题播出以来，央视新闻频道收视翻6倍左右，央视一套收视翻1倍左右。就连资深互联网评论家方兴东也在博客中表示，“我自己第一主看CCTV，其次才是凤凰卫视等。”

在全世界华人内享有盛誉的凤凰卫视，其资讯台也启动直播服务，实时跟进地震发生后的各方面信息。凤凰卫视派出了何润锋、王莹和郑羽丹等多名记者，奔赴灾区前线，实地挖掘新闻，再加上凤凰卫视的独特视角，对央视直播形成很好的互补，尤其对港澳台三地和其他国家华人都起到很好的传播，将全球华人的心紧密联结到一起。

四川卫视、重庆卫视、绵阳电视台等地方电视台的记者，在采集一线新闻素材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在12日下午，四川卫视就向央视及时提供了地震相关新闻。

从图文到视频：多角度直击抗震救灾

与往常重大突发事件一样，互联网的及时性、快速性和灵活性等优势，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得到体现。尤其是搜狐、网易、腾讯等主流门户网站，不仅在第一时间的首页报道文字新闻，同时还在极短的时间内，策划出汶川地震相关专题，进行全面、及时、参与互动的图文报道。

门户网站的地震专题充分整合了主流的网络传播形式，包括新闻滚动、评论、图片集合、博客、论坛、播客、各地灾情等等，可以让网友全方位了解与汶川地震相关的方方面面。此外，门户网站还设立了祈福、在线募捐等专区。截止到目前，新浪与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的网友在线募捐，总额超过120万元。

在门户网站对地震进行图文为主报道的同时，主流视频网站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其中国内最大的中文电视和视频新媒体平台天线视频（www.openv.com）与中央电视台同步，率先开通了地震24小时网络直播专区，并随后提供了四川卫视、重庆卫视等联播服务。12日下午，天线视频迅速设立地震抗灾专题，汇集各个电视频道关于地震的视频资源，以及部分原创，在编辑们精心剪辑制作、整理归类之后，全天候呈现给上亿网民，让他们第一时间了解灾区前线最新救援状况。

据天线视频相关负责人透漏，截至日前，天线视频抗灾专题上的地震视频已达11000多段，远远超过其他几个主流视频网站。同时，该专题下还设立了“领导人在一线”、“平民英雄”、“获救里程碑”、“最可爱的人”、“感动主持人”、“热血中华”、 “国际援助”、“祈福平安”、“新闻特写”、“现场目击”十个特色小专题，从不同角度对视频进行汇总，以最全面的内容、最丰富的视角来直播报道抗灾状况。相关数据统计，浏览该专题的用户IP来自于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内地、港澳台和新加坡等华人聚集区域。

分析人士认为，视频相对于图文报道更生动、更直观，因此感染力更强。比如温总理鼓励被困群众和安慰地震孤儿、央视主播赵普哽咽等感人片段，都是以视频形式在网络上广泛流传。

手机媒体：互动5亿用户

中国拥有超过5亿的手机用户，因此，手机也成为覆盖力最广泛的媒体之一。在本次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两大移动运营商，都很好发挥了手机的先天优势。

5月15日，新华社联手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推出了免费的《抗震救灾手机报》，分彩信、短信两种形式，每日二期。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创办这份免费手机报，是运用手机独特优势，为灾区人民夺取抗震救灾胜利提供信息服务。《抗震救灾手机报》由新华社负责编辑，主要报道党和国家抗震救灾的重大部署，各级党委政府贯彻中央部署的具体措施，抗震救灾的最新进展，以及生产生活、防震防疫自救常识等实用信息。此外，中国移动在第一时间将“10086/12580”客户服务热线开通为中国移动救灾服务专线，其中10086为抗震救灾热线，12580则提供抗震救灾信息查询。

为了发挥手机的方便和互动优势，中国移动与中国红十字会在地震之后，立即联合开展“红十字救援行动”，为用户开通短信捐款平台向灾区献爱心。截至5月18日20：30，中国移动用户抗震救灾短信捐款总额已达到1.09亿元。此外，招商银行信用卡也借助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这个平台，向持卡者提供捐助服务。而手机也成为到捐款点之外的又一爱心渠道，其方便性尤其受到认可。

另外，即将运营的3G门户，在地震后以最快的速度做出新闻专题，直播报道震区情况和专家分析评论，并以滚动形式不断更新。3G门户还开设震区互动专题，呼吁5000万G友齐为灾区人民祈福，很快就收到8万名余网友的祝福留言，2000网友上传灾情照片、视频和通过博客描述亲身感受。此外，3G门户第一时间将各种捐助途径都传递出去，充分发挥了手机媒体的独特价值。

【汶川地震报道反思】

采访活动请勿影响救援行动

光明网/2008-5-21

光明网特约记者申进科报道：“大家冒着生命危险在震区采访都很辛苦，但新闻采访活动绝不能影响抢救生命行动！”一直战斗在灾区的一名军事记者，今天通过记者向新闻同仁提出这一建议。

这名军事记者说，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面前，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与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共同抗击这一巨大的灾难。他们不顾个人安危，踏泥泞，攀山崖，奔波于废墟之上，辗转于震区之间，通过一篇篇感人肺腑的报道、一张张震撼心灵的图片、一个个凝聚人心的镜头，把灾情以最快的时间传递出去。在灾区通讯中断、群众一度陷入恐慌和无望的时候，是记者的声音和身影给了他们希望和勇气。在交通中断、通讯中断、抗震救灾信息极度不对称的情况下，是记者的第一手报道成为中央和地方各级部门抗震救灾决策的重要依据。

这名军事记者说，他时常在为新闻同仁的使命意识、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而感动的同时，也目睹了一些记者为了“抢镜头”、“抢新闻”而影响抢救生命行动。有的拦着救援的解放军官兵作不适宜的“现场采访”，有的为了“补拍镜头”要求救援官兵“再重复一下这个动作”，有的缠着医护人员反复盘问抢救细节，有的竟然挡住急救车的去路要求采访……

这名军事记者认为，正确处理“抢新闻”和“抢救生命”的关系，应是所有战斗在地震灾区记者的必修课。必须把“生命至上”永远地放在第一位，切实解决好诸如“如果在灾难现场你看到有一个儿童危在旦夕，你是先举起相机，还是先去救治他？”这类的问题。

这名军事记者还认为，在抗震救灾采访活动中，记者最重要的职业道德就是要有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是人道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是职业道德在特殊场合下的特殊要求。这种职业道德要求记者，不但要去积极客观、不遗余力地报道新闻事实和新闻事件，还要力争在采访报道中，去体现人道主义精神，体现让人感动的人性。

这名军事记者提出，抗震救灾采访活动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记者固然要努力去拍摄到现场的画面，采访到现场的人，描述好现场的情景。但是，在努力做到这一切的时候，需要根据现场的情况灵活对待，不能影响救援行动，更不能耽误和干扰。比如，救灾过程中，当医生给伤病员做手术时，如果贴近采访会影响治疗，必须保持相当距离。

这名军事记者还建议，在抗震救灾采访活动中，要尊重和保护被采访对象。受到重大灾难袭击遭受损害的灾民，心理很脆弱，往往不愿开口，不愿交流，不愿接受采访。这个时候，他们需要的是理解、关怀、帮助。要取得采访的成功，记者必须要从心里去理解他们，在行动上体现出关怀和帮助。尽量使采访对象减少压力，放松心情，建立信心。而不是为了挖出所谓的新闻，不顾被采访对象的感受，去撕裂他们心灵的伤口。

灾难前，节制采访是记者的一种美德

人民网/2008-5-22

据人民网北京5月21日电，中国心理学界联合人民网发布关于地震救灾媒体报道的倡议。对儿童的采访：不建议采访此次受灾的儿童青少年，特别是伤残的儿童青少年；如果要采访儿童，需监护人及本人同意；如果必要的话建议文字采访，即使同意电视采访，应用马赛克遮住面部……

这一倡议是及时的，是理性的，也是人道的，极富现实针对性，比如我们看了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个案：被埋废墟里，9岁小学生唱着歌等着被救；面对媒体频繁采访，孩子却情绪失控，变得十分惊恐，开始大喊大叫，拒绝所有人接近。

这是一个典型的悲剧，我们都不愿意看到，但又找不出“元凶”。因为记者们一定会一脸无辜，认为这是无心之失，这是职业要求。但必须承认，正是一些记者的言行，加重了孩子的心理创伤，从而变得崩溃。正如一句歌词所唱的：“你不懂我伤有多深，要剥开伤口总是很残忍”。记者的多番追问，貌似有理，但殊不知这是在剥开孩子的伤口。

其实，一些记者采访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得体，还有很多。当然，很多记者还是很善解人意的，兹不赘述。

体贴是一种美德，节制也是一种美德。如果无法做到体贴，请做到节制和收敛。因为你们的这些不得体行为，会造成多重伤害。

其一、使受访者厌恶、厌烦，甚至受到伤害。遭受震难，已是人生大不幸，已是对心理的巨大戕害，当心理还没缓冲时，如果记者无休止地采访，这采访就是伤害。如果说再度采访是二次伤害，那么十几次、几十次地采访，无疑是对人心翻来覆去地揉捏，岂能忍心？

其二、会延误救治时间，对受伤者的身体造成损害。比如，被埋在废墟里许久的伤者，被营救出来时，眼睛最害怕强光，那些闪烁不停的强光对他们的眼睛无疑是强烈的灼伤。再比如，有的记者乱闯手术室，不停地不停地询问伤者和医生，这就必然延宕医生珍贵的救治时间。

其三、片面追求现场的惨烈，给他人造成心理不适。有的记者沉迷于技术理性，汲汲于拍摄那些恐怖性的场景，有的媒体不经过谨慎推敲，就把那些过于惊悚的图片发布出来，令人观之心堵、恐慌。正因为此，有人提议，媒体在发布灾区照片时，要冷静、有节制，不要一味发布过于悲惨和恐怖的图片，以减少对生者的不良刺激。

“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一定程度上说，笔者以为记者的过度采访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心理干预方面的常识，不懂得心理学。当然，也不排除与媒体的激烈竞争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采访不是帮忙，而是添乱。

“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请记住，记者在什么时候，职业属性都要从属于人性，要服从于良知，尤其在灾区群众亟需伸出援手的时候。笔者曾看到一篇名为《记者忆述：那一夜，我们没有采访》的文章――中新社几名记者在灾区前线，面对那一张张泪脸，面对哀求的目光，采访还是救人？这个新闻课堂上的道德问题，从未像现在这样来得如此突然。他们放下了手中的相机，此时任何的采访行为都和这里的气氛格格不入。“救人，十万火急”！

   大爱无痕。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相反，如果自私，难免残忍。在救灾现场，有时，一份柔软的关怀，一个温和的眼神，一种及时的帮助，一声温暖的问候，或许才是一篇精彩报道真正的精神内涵。

因此，针对心理学界的倡议，每个记者都应抽出一点时间，认真读一读，想一想。

最后，向在抗灾一线奋战的新闻同行致敬！

一份冷血的“新势力”报纸

人民网强国博客/2008-5-19

5月19日是为四川地震死难同胞的三天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

5月19日，人民网以《全国哀悼日国内各大报纸沉痛悼念遇难同胞》为题，于9时57分在“人民网>>传媒>>动态”登出一页《5月19日国内各大报纸头版扫描》，共有28家国内报纸5月19日的头版。

在这28份报纸当中，绝大多数报纸的头版都登载了国务院今起三天为全国哀悼日的公告或消息、全国降半旗志哀的消息，过半的报纸还将整个头版作为志哀版，很多报纸都以各种方式哀悼遇难同胞，报道救灾进展，激励全国人民同灾区人民一道团结一心奋发救灾。

可是，这28份报纸当中有一份特殊的报纸，叫作《信息时报》。这份报纸19日头版头条是标题导读新闻《广州首条高峰快线今上路》，二条是大幅图片导读新闻《温州爆炸案告破：赌徒引爆煤气瓶炸死17人》，下面半版全是各种广告。整个头版绝无一字涉及地震灾情，也绝无一字同抗震救灾相关。

对这份报纸在全国哀悼日的头版居然毫无只字同灾区灾情关联，我先是感到无比震惊，继而无比愤慨。

从网上找到这份《信息时报》简介，读到这样一些文字：《信息时报》是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投入巨额资金打造的该报业集团又一份（也是唯一一份）重量级、综合性、城市性新锐日报，是一份与广州日报领跑华南报业市场的主流报纸。《信息时报》是一份是“新势力”人群看的报纸，报道城市中“新财富人群、新生活人群、新思维人群、新权力人群”，永远掌握着变化中的城市主流。

看看这份报纸5月19日的头版，再看看这份报纸所谓面向“新势力”人群的标榜，尤其是该报所称的这些“新势力”人群就是城市中的“新财富人群、新生活人群、新思维人群、新权力人群”，我不禁要问：这些新势力是冷血势力，这些人群是冷血人群，还是这份报纸是冷血报纸？

我相信，这份报纸的读者群没有那么冷血。

有一种恶搞叫丧尽天良

人民网/2008-5-18日

所谓恶搞，按照坊间说法，指当前网络上流行的，以文字、图片和动画为手段表达个人思想的一种方式，完全以颠覆的、滑稽的、莫名其妙的无厘头表达来解构所谓“正常”。应该说，作为一种再度阐释，恶搞不是洪水猛兽。然而，在当前抗震救灾的紧要关头，有一种恶搞让人愤怒得抽搐，让人悲哀得颤抖。

近日，笔者看到一些对5·12汶川地震的恶搞。兹举例如下：

版本一：外交部发言人杨洁篪申明：中国政府于2008年5月12日14时30分在罗布泊地下核基地成功试爆了一枚高爆小型核武器，使得全国各个地区普遍觉察到了震感,在此中国政府严正申明：此项核实验，不针对任何国家和地区，中国只在提高自己的国防实力，对他国不构成任何威胁。

版本二：各位网民，请大家稍安毋躁，全国都有地震的感觉。经国家科学院最新研究得出结果，此次地震是因为外星人来看奥运会，飞船着陆没处理好造成的。请大家继续聊天。

版本三：这是最让人愤慨的一个版本，是一段名为“四川地震后重庆某高中生的恶搞访谈”的视频，长达1分47秒，视频中，几个高中生模样的女孩子兴高采烈地表示：对发生地震很激动；每天都希望发生地震，希望高考时也发生地震；地震时首先想到的是Twins，没有想到自己爸爸……

哲学家罗素说过：“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我的一生，那就是对爱情的渴望，对于知识的寻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通彻肺腑的怜悯。”5·12汶川强震，地震强度和范围都超过唐山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一次地震。这是人类的灾难，这是普天下的灾难，也是每个人的灾难，此时，我们必须对这一人类苦难抱以通彻肺腑的怜悯，而不是无动于衷，更不是以轻佻和荒谬的态度恶搞之。

从总理流泪看新闻报道

新京报/2008-5-17

按：本文作者展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

5·12四川大地震，举世震惊和痛惜巨大的生命损失以及幸存者的苦难。我们对灾情的了解，既拜基于互联网和通讯卫星的传播科技之赐，更得益于政府开放信息的新政和日报、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即时海量报道。

对后者，国人同胞和国际社会一样，都给予了很高评价，因为对比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甚至今年年初的雪灾，这次的信息披露和社会动员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普世价值观得到空前的弘扬。这些精神力量和改革开放积累的物质力量的结合，为后续的救灾、防病和重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巨大进步的一个最新写照。

我们通过各种大众的和小众的传播工具得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古代遗迹，在交通通讯发达的今天已经改观。然而遇到特大灾害，它还可能再现。由于通讯和道路中断，由于连日暴雨，配备各种尖端装备的救灾部队，一度也很难从陆路和空路进入最重的灾区。在救灾初期，努力接近救灾前沿的温家宝总理目睹灾情惨状和群众苦难，不禁泪流满面。这是国家最高行政首长的人道主义悲悯，也是总理作为一个人的真实情感。这种表达最自然情感的体态语言，经常比正式的语言更有感染力。历史将会记住这样的瞬间镜头。

然而，如果说中央政府将“以人为本”落实在对灾民和灾区的体察、悲悯和救助的话，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受传统的思维方式影响，一些媒体在新闻报道中总是出现“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灾区群众情绪稳定”之类的语句，好像非如此不能显示制度的优越性，不能表现官员的亲民和对灾民的体恤。

温总理的身体语言和这次的媒体报道表明，上述媒体处理方式应该改变了，它们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首先，在民主和法制日益推进的今天，“观其行”已经成为人民考察政府官员的惟一尺度。其次，在这么大的灾难面前，铁人也要动容，上苍也会落泪，何况生离死别之百姓乎？灾民的恐惧、悲怆、哀痛属于人类最值得珍视的情感。第三，新闻媒体的第一大功能是监测环境，尤其是难测之风云，如果片面捕捉灾区人民“像过年一样的心情”，而舍弃更多反映灾情严重的画面，虽然媒体的镜头上一片祥和，但是全国人民何以全面认识灾情呢？

大灾面前，有的政府部门还通过新闻媒体发布通告，将严厉打击散布谣言、扰乱人心和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不法分子。对后者，笔者坚决支持政府的威慑和打击行动，因为那是基于一种“肮脏的理性”。但是对前者，笔者希望有关部门慎重行事，因为基于信息受阻和人之常情之一的恐惧，部分灾民中可能会流行一些不一定可靠和准确的传言。而这是无心之过，况且通过大道消息的消弭，这些传言的寿命很短，很难造成可查证的社会危害。至少到目前为止，灾区人民的行为既符合人性和道义，也合乎法度。

另一种人道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08-5-21

按：本文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王孟龙。

汶川大地震无一时一刻不牵连着所有中国人的心。

但是，就在这种揪心的痛的背后，还有一种更让人愤怒乃至绝望的情绪在酝酿。因为我看到了这样一组组的照片。

有一张是一个青年被埋在瓦砾之下，整个画面仅仅暴露了这个青年的头颅，已经骨折鼻骨、紧闭的双眼和干裂的嘴唇，显然这是一个才刚刚开始绽放的生命。整个画面没有任何救援动作的干扰，而脸部显然是为了拍摄而刻意做了些许清洁。

类似的照片还有很多，而这张照片无疑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度。但是，从这张照片的背后，我丝毫阅读不出一个新闻从业者的道德心，甚至连基本的人道也被媒体抢镜头的竞争冲刷得一干二净。

也许是我不够坚强，看到这张照片，我无语了。人命和新闻，甚至新闻与生命的敬重，在所谓这些前线的媒体英雄们眼里，那个更重要？

无独有偶。班加明·巴林克，波特兰市《波特兰人报》社的摄影记者来中国给新闻院校的学生讲学时也发现了这种漠视生命的现象：当班加明·巴林克把搜集到的911照片罗列出来，要同学们选出两张作为新闻图片刊登在报纸上时，所有的同学在选择了飞机摧毁市贸中心的全景照片后，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一张有人从楼上掉下来的照片。

而当时在美国，所有的报社都没有选择这样一张图片刊登在报纸上，因为一方面这张图片让人感到实再是太过残忍，刺激性太强，如果刊登出去有失伦理道德。

在中国的汶川大地震中，同样也有一组不同职业观和道德观对比鲜明的照片：

15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刊登了一组图片，记录下中国抗震救灾过程中的一个瞬间：在地震中痛失妻子的男子用绳子将妻子的尸体绑在背部，这名男子坚持认为妻子不应该遗弃在那些尖利的碎石中，而应送她去太平间，他在极大悲痛的折磨中，他努力要给予自己的妻子死后些许的尊严。

而在国内某媒体上，一张张孩子们在废墟中惨不忍睹的尸骸的照片却被放在了显赫位置，还有很多流传至网上的照片，大多是以惨烈来吸引人的目光。摄影记者忠实地记录了这一惨状，但是却表现出了另类的心态，丝毫没有顾及死者的尊严，顾及生命的尊严，甚至也没有顾及观者的感受。

我朋友的母亲，居住在距离震区不远的地方，看了这些惨不忍睹的照片后心源性哮喘发作，被送进了医院。这不是个例，在我周围已经有一些朋友开始呼吁不要再发这种刺激人们视觉的照片了。

讲述这些并非是否认前线新闻记者所做出的奉献，而是想提醒大家从另一个方面来反思一个行业的职业观和作为新闻人的道德观。刚被停刊的《旅游新报》其主要原因就是以灾区赈灾为题目大搞时装秀，缺乏媒体和公民所应有的基本道德；还有某国内发行量第一的财经杂志记者在救援现场用俯视的眼光看待受难者，将直击现场的新闻准则当作名利诱惑的遮羞布；央视某主持人在救援现场居然让救援人员“让开，让我们先拍5分钟”，伤者的痛楚已经成为某些利益机器贩卖的商品。

我无意谴责个人的道德观，因为我也有新闻的从业经历。在我的理解中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归结到某个人、某个记者缺乏新闻道德，而更是整个国家的道德框架被经济浪潮冲溃所显露的一角。

我理解新闻从业者的竞争压力，残酷的竞争已经将从业者从人变成了机器，而在竞争中的所有行为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注意力，也就是经济。

万般皆下品惟有经济高，缺乏良性竞争的制度性引导已经给这个民族的长久发展欠下了太多的债务，曾经的纸馅包子就是这种驱动力下的典型案例。

央视为了煽情和追逐收视率大肆将人性作价商品加以贩卖，而今我们又看到了缺乏人文道德底限的图片新闻。当一个社会的道德准则已经被经济浪潮冲刷殆尽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未来可以期盼？

遗憾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历来喜好浮华的面子而缺乏理性的反思，任何阶段、任何事情仅仅处理一下当事人，杀一儆百就算了事。一个社会相当长时间所追逐的目标导向发生偏差并非是以朝一夕就可以纠正的，主流的央视导向况且如此，又怎么能够渴望代表主流声音的个体的良知复苏？所以我们可以出现血汗工厂造就的首富，可以看到单位强制性向个人扣款然后领导人物去媒体上做秀赈灾。

我丝毫没有幻想道德有多么巨大的力量，我更相信好人是逼出来，劣币驱逐良币责任不出在个体本身，当作奸犯科的成本远远低于诚实守法者的成本的时候，依靠一时的良知发现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执法者的无力和监督者的缺位，只有法律让流于形式，也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豆腐渣惨剧的再次重演。

当然，地震是不可抗拒的天灾。而震后，媒体铺天盖地的传播也是有原因的，政府的高调亮相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媒体最大程度的新闻化市场化以博取大众眼球，大众在平淡平凡的现实生活也找到了释放感情宣泄，体验真情感悟生死的机会。但是我相信，爱不是在灾后的特定环境下才该有的，爱真实的常在才能随时给身边的人以最强大可贵的力量。不仅仅汶川的受难者需要，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更是需要这种最基础的养料。

让生者和忘者都多一些尊严，因此我们不仅仅呼唤给灾区的人道，更呼唤有制度性的人道，我们不愿看到贩卖死者的悲伤，也不愿看到对生命尊严的漠视，我们更不希望看到如狼似虎的城管和奴隶一样的小煤窑的打工仔。

真心希望这次地震的教训能够唤醒我们体系的良知，让我们的制度体系能够维系这种爱，能够给这种爱一个生长的空间。

灾难、遗忘与不朽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08-5-15

     按：本文作者许知远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现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像对待新闻事件一样，这场地震带给我的冲击是缓慢到来的。5月12日下午，我坐在北京的一幢楼房里，经历过短暂的晕眩，事后才知这是地震，而它的源头来自四川省的汶川县。但我尚未意识到它的危害有多么严重。

接着，消息开始四面八方传来。那些触目惊心的照片开始出现了，被压在废墟中的孩学生们的消息不断出现，死亡的人数从几千名上升到1万2千名……而且，一个我去年的旅行经过的地方也成为重灾区。

我再次听到了北川这个名字。我记得去年那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和朋友顺着一条窄窄的山道向上。山腰之中的石纽村，据说正是大禹的故乡。这是8月末的四川的北川县，除去大禹，此地还以羌族与汉族人的争斗史著称。但现在，除去房屋外墙上的图案，羌族的痕迹基本消失了。

对于那个湿漉漉的、设计呆滞的大禹纪念馆，我没有太多印象。到是记住了山间村落的静谧，阵阵香气从放满了菜与辣椒的油锅里飘出，小孩子正在石板小路上奔跑。还有山间的那条河流，因裹着沙石而变成了白灰色的，和山谷里的腾腾雾气，拼凑出一幅神秘图像。

而现在，我印象中那个安静的新县城六成以上建筑物垮塌了，而老县城的更多。很多人仍被压在建筑物之下，1000名中学生正在北川中学的那七层的主教学楼里上课，除个别逃生以外，大部分被掩埋在废墟下……

我接到了好几个年轻朋友的电话。他们说自己被电视画面里的惨状和人们齐心救灾的场景弄得既伤心又感动，他们在反思为何自己之前为何对这个国家付出这么少的感情。

我理解年轻人的热血。我甚至开始怀疑，是否我的血已经变冷了。我内心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道德困境。当事情出现时，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却没有想到前往第一线；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没有对此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冲动。甚至偶尔，我还会有点怀疑人们立刻表现出的“众志成城”的决心，或是那种“爱心”。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太善于重复那些“政治正确”的话、太容易被自己感动……我记得4个月前的雪灾，人们表现出一种同样强烈的悲情感。但是在悲情之后呢？那些被唤出的同情心、关爱与责任，没有转化成一种持续的建设性力量，那种空前的社会团结与公共热忱，也没有转变成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庆祝的声音压倒了所有反省的可能。

因为24小时的新闻台、互联网和每个城市的报纸，中国可以轻易形成一种国家情绪。于是，一种新的传播与表达模式形成了。灾难到来了，它迅速成为舆论的唯一中心，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公众压力，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觉得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然后通过这些态度的表达过程，人们认为自己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所有的新闻事件，都有成为娱乐新闻的倾向。即使，那些严肃的情感，也经常被消解。

当处于灾难之中时，人们认为应该“团结一致”，不应该对政府的反应做出质疑，而当灾难结束时，人们则又忘记去质疑，很有可能，一个新的兴奋点再次出现，人们又再加入表态之中。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泛滥、记忆短暂的年代。《扬子晚报》的那篇评论的标题代表了此刻的普遍情绪：请把镜头对准灾民请把反思放在抗灾之后。但是，我相信，之后，我们很难再反思。要么，你看看关于2月雪灾，关于3月的西藏，关于4月的火炬传递和民族主义，我们做出了何种反思？

二

但是该反思什么呢？去煞有介事的批评政府的效率，去责问为什么见到一所所学校倒塌、却没听到一所政府大楼倒塌的消息，去追问为何在现代通讯如此发达的岁月，汶川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成为盲点……关于整个事件，我们所知的信息太少了，以至于想要批评都无从下手。

或是去反思公众来得快也去得快的热情吗？滥情的背后，经常是情感的空洞。但是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世界各地的灾难场面、惊恐的面孔，都通过电视屏幕和报纸展现在你眼前时，情感上的某种迟钝与麻木经常是被迫的选择。如果你是个真诚的、如此易被感动的人，那么你简直无法在现实世界生存下去。在这场地震之前，不正是缅甸的规模更巨大的灾难吗？

我真正想表达的是，我们如何在一场场考验面前，培养出成熟的内心与理智。现代社会是复杂的，它需要强大专业分工和快速的反应能力，每个部分都应该提供其各自的责任，一名抢险人员对地震知识的了解，可以直接影响到几条生命，而一名高级官员的判断，则可能影响更多的生命。那么，信息的流畅、多种声音的并存，是防止错误决策的最佳方式。但我们要承认，这个政府正在陷入某种僵化，它的统治能力因为组织内理想主义色彩的消退，而变得日益迟缓和唯利是图，他们或许在发展经济、卖出土地方面显现出惊人的高效，但在维护公共利益上面，则经常是迟缓和漠不关心的。以至于任何一桩重大事件，只有来自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坐镇，才可能驱动变化。

同时，即使一个政府再强大，它也无法承担所有救灾任务。一个健康、强大的民间社会往往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在1899—1901年的陕西的饥荒中，是江浙一带的士绅阶层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组织救灾。但此刻，这个强大的政府限制了所有的民间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它将减少对现政权的挑战，但也将所有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但即使再强大的政权、再有为的官员，能做的事也是少数。

最后一点则是关于我们的内心的，关于我们那去不掉的悲情特征。我不是在要求人们冷漠，而是相信：毫无节制的抒情，既会妨碍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更容易稀释掉我们的情感浓度。很多时候，人们会爱上的自己的“崇高”与“同情心”，而不是受难者。每个人的一生、每个社会在运行过程中，总会遭遇到各种不测。人的悲剧性似乎在诞生一刻起就已开始，他/她注定走向死亡。但是正是这种内在悲剧性，给予了人生的厚度与丰沛。我们赞叹海明威笔下的硬汉，或是孟子所说的“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是因为他们在不可逆转的环境中，仍保持了镇定和勇气，这种镇定与勇敢赋予了人类以尊严，提供了人生活的意义。那些苦难的面庞当然值得同情，但同情也有着更深沉的形式，这种深沉使得同情可以持续得更久，并可能上升到良知。

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并没有因为5月12日的地震发生改变。那些所有的问题仍是问题，政府依旧是个傲慢的政府，而我们社会依旧被一种功利、自私、冷漠所包围，我们仍面临的深刻的环境、腐败问题，每个人仍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并抱有一种犬儒主义的心态……这些问题可能因为突然到来的巨大悲情而暂时被遗忘，但是它们并没有自动消失。但是，这因巨大灾难所带来的同情与能量，如果被妥善处理，或引向正常的道路上，引发我们所期待的社会变革。汶川地震带来了死亡、鲜血、眼泪与绝望，也唤醒了人们的同情心与良知——很多时刻，人们内心最温暖与光辉不正在逆境时刻爆发出来了吗？

遗忘一直是我们的传统。我无法期待它在此刻改变，但至少，我期望我们可能想得更多些。

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08-5-22

   按：本文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

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林语堂

一

去年8月到9月，我与几个朋友在一起旅行。路线是不确切存在、却充满了象征意义的。从黑龙江的爱晖出发，一直到云南的腾冲。在地图上，这是一条斜线，一位叫胡焕庸的人口地理学家在1935年创造了这条线——爱晖—腾冲线，它也被称作“胡焕庸线”。以此线为界，约有94%的人口居住在约占全国土地面积40%左右的东南部地区，6%的人口居住在60%左右的西北部地区。

出生于1901年的胡焕庸是典型的“五四一代”，他先后在东南大学和巴黎大学接受教育，像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他学习现代知识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也被当作拯救古老中国的手段。

但是，如果你都不理解自己国家，你能够帮助她吗？鲁迅不是在1927年说我们是“无声的中国”——“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这些应说的话……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地图上的斜线，不可能成为真实道路。我们的旅行大致沿着它进行，乘坐长途公共汽车我们经过东北的黑土地，在山西浓重的烟尘中穿行，在秦岭中绕来绕去后抵达了风物不同的汉中，然后从川北的绵阳到成都平原，最终进入云南……我们路过很多小城，和形形色色的人谈话，我迅速忘记了试图通过这条胡焕庸线来了解中国本质的宏大愿望，但是和这些不同土地、不同人的接触，却带给我某种更细微的触动——他们每个人都经历着时代的迅速变迁、种种的社会运动，20世纪的中国被各种灾难与实验截成了很多不同的段落，人们必须顽强的在其中寻找平衡，为自己创造更大的空间。那个古老中国很多特性在他们身上存在着，他们勤劳、忍耐、富有韧性、随遇而安，另一方面，最近一个时期的气质也改变了他们，他们渴望各种“新生活”、不害怕流动性，甚至胆大妄为，也不再能做到精神上的自足……

这次旅行或许浮光掠影，观察或许不够深入，我试着打破在我的头脑正在形成的某种僵化。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你很可能被书籍、互联网、咖啡馆里的谈话所封闭起来。你以为自己无所不知，但是很有可能你只是接受了某种狭隘的信息；即使你知道了，但由于没有亲身的体验，你的知识与理解则流于抽象与苍白；你或许有一个宏观的框架，却没有细节可以补充。双眼、双手与双脚的感受，与电子屏幕很不同。

一个人与一个国家的感情，不是来自于抽象的名词，而是来自于具体的人、山水、食物的味道、对往事的追忆。在很多时刻，一个人对于一座城市念念不忘，是因为他曾爱上那里的一个姑娘，他的年少时光是在那滴水的屋檐下度过的。也因此，每个人对于他的国家的感受也该是不同的，它既具体又复杂，或单纯或浓烈，一个国家和她的人民，就像是一棵大树和她的树叶，树叶吸收类似的养料，树叶的形状相像，却永远不会有相同的两片叶子。

二

绵阳的北川县是这次旅行中的一站。那是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记得那冷冷清清的街道，我坐在北川县的县志办公室内，和一位县志编纂者的闲谈。那是个气氛沉闷的办公室，有着典型的机关气氛，黄色的写字台，绿色的文件柜，鼻梁上架着眼镜的年轻文员正安静打着字。那位县志编纂者——真抱歉，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则和我们谈着北川县的变迁。他就是那种我在旅行中经常遭遇的中年地方知识分子的模样，一开始羞涩、谨慎，但当谈话展开时，逐渐变得兴奋、并对自己的知识充满骄傲。他说起了自己如何在文革之后考上大学，如何放弃了在绵阳中学教书的好机会，他也向我展示了他刚刚编辑出版的厚厚的地方志，似乎是对他被迫偏安这种小县城的境遇的某种补偿。在谈话时，我偶尔向窗外看去，几个老太太一直坐在街旁，她们的藤椅和她们的年龄一样老。然后，这位业余却热忱的历史学者，还带我们到办公室对面的新政府大楼的广场前，一座大禹的铜雕像正矗立在那儿。这是座新的县城，带有中国很多新建城市的特征——平庸、廉价的簇新，看不到历史的痕迹。

和途经的很多小县城一样，我觉得自己可能永远不会再来了。但是5月16日的下午，我又来了。

成都通往北川的道路拥挤异常，我和同事先下了车，徒步向上走。最终，我们抵达了北川中学。进入用黄色瓷砖砌成的窄窄校门，我们看到了一片忙碌与混乱，连成一片的蓝色帐篷，绿色的军人、白色的医护、橙色的消防队员、深蓝色的专业救护队，还有各种颜色不等的受伤者、志愿者……它也是北川县的救灾指挥中心。

校园中心是一大片废墟，4天前，它还是一座6层高的楼房，一群少年还在它前面的操场上嬉戏。如今，五台吊车正巍然矗立在那里。我走到废墟的边缘，踩在破碎的混凝土块上，发现在灰色的硬梆梆的碎片之间，是各式各样的课本。“优化的设计”、“思想品德课本”、“中国历史填充图册”，我不知道如今课本已是这样的大开本的。有两队救援者正在忙碌，一个巨大的水泥柱被吊起——围观者散落在周围，他们中的很多是在等待废墟下的亲人和朋友的突然出现。人们都带着口罩，既是为了过滤掉灰尘，更是为了隔离蔓延在空气里的尸体的腐臭。

距离地震已超过96个小时，也就是幸存者生还的可能性已迅速减小。救援者的动作缓慢，如果你在现场，就会发现在水泥板中将一个人救出是多么的困难，大型机械经常帮不上忙，而用手挖掘又太困难与缓慢。我的同事在一个废墟中心处看到了堆放的、尚未被清理的尸体，柔软的肉体被包围在灰色的、冷硬的混凝土中。

我身旁，一个穿着浅绿色的T恤、瘦瘦的小伙子摘下口罩，问我是不是记者，然后突然开始给我讲他的故事。四年前，他毕业于北川中学，现在绵阳的一所大学里读书。他的父亲被埋在县城里，生还无望。“北川的下一代都没了”，他突然感慨说，“从幼儿园到高中，不知以后怎么办。”

从北川中学出来，延盘山公路而下。从山上滚落的巨大石头不断出现在眼前，从它们旁边绕过时，令人不寒而栗。远远的我开始看到县城的废墟，像是一片倒塌的积木。路上，是形神涣散的灾民，他们正赶往北川中学附近，然后等待被运往绵阳。还有一小队一小队的军人，他们年轻而疲倦，其中的一些正背着老人，或抱着走不动路的小孩子。

当我走到县城时，远望像是倒塌的积木的房屋，甚至开始变得更不真实了。它是意料中的面目全非，但是当它真的摆在眼前时，仍有一股超现实的味道，它们的大部分只能看到残余的一角，或干脆像是一堆水泥材料零乱的堆在了一起，一些保存相对完整的楼房则大角度的倾斜着，保持着暂时的平衡，仿佛一阵风吹来，它们就将轰然倒塌。到处都是巨大的黄色山石，在其中的一个下面，我看到了压成了片状的汽车，另两个巨石之间的微小缝隙里，是一个小孩子的脚，上面是红色的小鞋子。在县城中心的北川中学新校区，则完全看不昔日的痕迹，上面堆了一层又一层的巨石。唯一可见的是仍旧飘扬的国旗、一个歪斜的蓝球架，和白底黑字的校牌。

去年8月我走过的街道早已难辨。最终，我找到了那个下午聊天的办公室，它已严重坍塌。而在它对面的崭新的县政府也只剩下废墟了，广场上的大禹像倒在地上，依旧昨日的坚毅神情。广场上矿泉水瓶、废纸、各式垃圾、还有带着血色的棉絮——它是用来裹尸体的。“昨天，这里排着几十具尸体”，一个摄影记者走到我身边说。

县城空空荡荡的，散发出一种巨大的悲痛和疲惫之后的散漫，一些士兵坐在马路中央，一些人走向另一个方向，偶尔有一具尸体被抬过，一位消毒人员正在上面喷洒消毒液。仍有救援者在营救，但是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在空气里飘荡。人们担心不远处的堰塞湖可能会崩溃，瘟疫可能蔓延……我不知道地方志的作者的踪影，也不知道他日后的继任者该怎样记录北川县在2008年5月12日这一天？

三

自从5月12日以来，我的情绪一直在摇摆。一开始，我无意加入那个迅速蔓延的悲痛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