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资讯集萃2008.5.11

新闻出版改革时间表路线图确定

辽报集团与铁岭日报社合作出报

新华日报组团赴韩国以色列“取经”

北京青年报出版圣火登顶珠峰号外

津报出版圣火登珠峰号外

羊城晚报号外庆圣火广州传递

广州日报出版圣火特刊庆火炬广州传递

海南日报出版号外庆特区20周年

中国南北报系剑拔弩张

南都周刊员工签名挽留长平

《财经》：与民间力量一起成长

新闻集团第三财季净赚27亿美元

梁衡：怎样让政治与我们更亲近

梁衡：为文第一要激动

梁衡：谁敢极言？谁能极言？

管理的减法

管理者节约工作时间有捷径

决策要警惕“喂来”的信息

注意避免集体决策的偏差

中国：走出敌人遍天下的困境

草根包围中国外交

今年是全球经济转折点

今年5月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展30周年。5月5日，围绕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主题，新闻出版总署召开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扩大）会议，今后三年的新闻出版改革具体部署首次披露。

“在原有模式上修修补补，只是改良；建立一套适合市场经济体制的生产、流通、消费模式，才是改革。”总署党组书记、署长柳斌杰指出，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思路和办法就会越来越多。他强调，新闻出版改革今年要有大突破，政府将进一步完善宏观环境，加大对改革的支持力度和推动力度，加快高校出版改革步伐，推动部委出版单位按不同类型兼并重组转企改制。

新闻出版改革任务相当于文化体制改革任务的三分之二，任务艰巨。柳斌杰强调，全行业必须从三方面提高认识。进一步深化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增强改革的自觉性，要从大局考虑新闻出版业的体制改革，不改革，整个行业将成为孤岛，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大环境；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大胆探索、大胆实践，什么体制适合发展就用什么体制，什么机制管用就用什么机制，在改革创新中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进一步明确新闻出版改革总体部署，三年内基本完成体制改革，打破地域、行业限制，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的大市场格局。

会上，邬书林传达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精神，要求新闻出版单位认真领会贯彻十七大精神，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新环境；加强学习提高认识，进一步加强改革自觉性和坚定性；统筹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将改革引向深入；抓住关键、突出重点，通过解决改革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推动改革发展；为改革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加强领导合力，确保完成改革任务。

会议透露，新闻出版改革三年规划、北京地区改革单位加入社保办法、分类指导方案、解决投融资问题的实施细则等一系列改革细化指导方案将出台，一套针对“主管主办体制”的改革办法也有望年内颁布。

今后三年新闻出版改革时间表、路线图也基本确定。会议透露，在图书出版方面，今后三年将大力推进158家中央在京出版社（含副牌）改革，计划年底完成50家出版社的转企改制；三年内基本完成103家高校出版社转企改制，今年任务是20多家。报刊业改革将分三步走，国有企业主办的报刊社改革排在第一阶段，依次是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主办的报刊社、部委所属报刊社，目标是培育10至15家大型综合性传媒集团；整合行业、学科等多种资源，培育强势期刊群。

《辽沈晚报·铁岭版》5月5日正式面世，这标志着辽北地区居民将拥有一份量身定做的精神食粮。《辽沈晚报·铁岭版》内容上不仅有贴近性的当地新闻，还将对省内及国内外各类新闻进行宏观审视。《辽沈晚报·铁岭版》的推出，是辽宁日报传媒集团与铁岭日报社实施的一项战略合作，具体形式为辽宁日报传媒集团旗下辽沈晚报与铁岭日报社所属子报铁岭晚报合作创办《辽沈晚报·铁岭版》。

辽宁日报传媒集团将《辽沈晚报》强大的品牌优势、丰富的新闻资源、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模式、强大的资金及人员优势输送到铁岭市，从而实现报纸产业优化升级、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事实上，《辽沈晚报·铁岭版》的启动仪式早在今年3月21日就已在沈阳举行，这也开创了省级报业集团与地市级报纸之间优势互补、合作经营的先河。

《辽沈晚报·铁岭版》的成功面世，不仅是新闻资源的有效整合，还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此前，《辽沈晚报·鞍山版》已于2007年年初“诞生”，其运行的成功经验将对《辽沈晚报·铁岭版》的发展壮大提供借鉴。

为给江苏科技自主创新寻找可供启迪和借鉴的“他山之石”，新华日报报业集团和省科技厅、省外办共同组织采访团，赴韩国、以色列采访。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十分重视这次采访并专门做出批示。4月28日，在新华日报报业集团举行的座谈会上，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杨新力也对采访团提出了要求。

据了解，本次采访是新华日报报业集团首次组团出国采访。采访团由新华日报、扬子晚报6名骨干特派记者组成，在5月初启程。

梁保华在批示中充分肯定新华日报报业集团的出国采访行动，要求采访团充分准备，深入采访，全面了解两国科技创新的成功经验；除了进行系列报道，建议还能形成一份综合性考察报告，介绍两国科技创新的主要经验。

杨新力在座谈会上说，新华日报报业集团派团赴韩国、以色列是一次不同寻常的采访。这次采访时机好。当前，全省正在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精神，省级机关正在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全省上下都在为“推动科学发展、建设美好江苏”展开解放思想大讨论。在这样的形势下，出国采访团可以把国外的创新理念、创新做法和创新成果介绍给江苏人民。这次采访主题好。党的十七大把科技创新提到了战略高度，江苏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也强调，要大幅度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韩国和以色列国土面积不大，但独到之处都是科技创新能力强，出国采访选择这两个国家对江苏很有借鉴意义。这次采访创意好。这是新华日报报业集团首次组织记者团赴国外进行系列报道，这对推动媒体走出去，推动江苏走向世界、用世界的眼光看江苏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号外号外！登顶了！奥运圣火刚刚成功登顶珠峰！”随着奥运圣火成功登顶珠峰，本报特别策划出版的“号外”也在第一时间传递到了市民手中。5月8日上午11时许，“号外”陆续进入京城地铁站发放，两小时内共发出10万份。

“几乎是在圣火成功登顶的同时，我们便开始了‘号外’的出版工作。”站在新华社印刷厂车间的小红帽发行公司经理全峰说，“我们现在就等登山队员从珠峰发回照片就可以印刷了。”上午10时54分，印刷厂的电脑上显示“号外”传版完成。“马上开始印刷！”新华社印刷厂李厂长一声令下，五分钟后，一份份新鲜出炉的“号外”从机器里陆续弹出。

为了让读者第一时间看到“号外”，北京小红帽发行公司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圣火登顶前全部到岗待命。全峰介绍说，“号外”采取了随印随发的方式发行，“这边机器印出来后，那边分发人员就开始打包，打好三十包就给投递员送，这样可以保证在最快时间内把‘号外’发出去。”

上午11时10分，打好包的“号外”被工作人员从一个专用传送口送出后，投递人员就开始陆续搬走并前往地铁站。记者在现场看到，6组投递员带着第一批“号外”于11点15分进入了地铁长椿街站。

本次“号外”共发行10万份，小红帽发行公司的100名投递员分成了50组沿地铁进行派发。投递员殷广三告诉记者：“我们的投递员按计划分成了九路人马，分别从不同的地铁站点进入，这样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平均地铺满地铁沿线站点。”两个小时内，“号外”全部发放完毕。

5月8日上午9点17分，北京奥运会圣火成功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为此，天津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天津日报、每日新报、城市快报、假日100联合出版10万份号外“祥云绝顶，圣火为峰”，并于中午12时开始在天津市车站、机场、商场以及每日新传媒有限公司报亭散发。

津报集团这份号外，是天津最早将奥运圣火在珠峰成功传递消息发布出来的纸媒体。津报集团出版的这份号外为双面彩印。

据悉，津报集团将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多次出版号外，将北京奥运会的重大新闻以最快的速度传播给本市读者。

今天早上8时15分，北京奥运圣火开始在广州传递。仅仅过了半个小时左右，报道这一盛事的《羊城晚报》号外就率先出现在广州街头。

在羊城各个人群聚集的地方，免费派发、还残留着墨香的《羊城晚报》号外一出现就被人们抢光。

“好快啊！没想到我也可以‘看到’火炬的传递。”在东风东路候车的杨女士成了第一个幸运的读者。

携带着火种灯的奥运会圣火团队将于今晚（5月6日）抵达广州，而在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广州站）正式展开的明天，本报将刊出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的《“传递”——圣火特刊》。届时，沿途为火炬传递呐喊加油的幸运读者，有望获得本报赠送的“神秘礼物”。

《“传递”——圣火特刊》致力于让读者全方位了解北京奥运会圣火在广州传递的每一细节，版面均经过精心打造。本特刊将为读者提前介绍白云国际会展中心、白云山山顶公园、中山纪念堂、北京路、海珠广场等10个景点文艺表演的时间与内容。“隔岸观火小贴士”可以说是追看火炬传递最实用的指南之一，详细地列出了市民观看圣火传递的观景指南。

参与广州站传递的一共有208名火炬手，其中包括雅典奥运会跳水冠军杨景辉、两届奥运会击剑银牌得主董兆致、著名帅哥艺人陈坤、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倪惠英、著名说书人颜志图等大众耳熟能详的人物。本报特地从208名火炬手中数出8大“最”，包括唱功最了得的火炬手、最漂亮的主播火炬手、年纪最大的中外火炬手等等，并详细介绍这些明星火炬手的传递路线，让追星一族可以找到贴近偶像的最佳时机。另外，我们新鲜热辣地对第一棒火炬手杨景辉、最后一棒火炬手董兆致等焦点火炬手进行了详尽的独家专访。

除了有关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广州站的全方位介绍之外，本特刊还对奥运火炬在境内113个城市的传递地图以全景图的形式展现于读者眼前。

最震撼的是，这份特刊还抖出相当多的“内幕”和“猛料”。你想知道奥运火炬传递路线的制定内幕吗？你想知道北京奥运火炬在珠峰成功登顶的关键所在吗？你想知道火炬传递背后的故事吗？你想知道火炬手的着装要求吗？你想知道火炬车队是怎么组成的吗？你想知道火炬传递团队的人员组成吗？你想知道奥运火炬传递路线与2010年广州亚运会火炬传递路线设计方案存在哪些差异吗？这些“秘密”，都能在明天的《“传递”——圣火特刊》中找到答案。

5月7日一早，广州日报发行公司的员工披上红色战袍，高举着祥云造型的纸筒出现在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广州站传递的启动仪式现场，吸引了众人的眼球。原来，这是广州日报设计的奥运火炬传递特刊。16个版的特刊斜斜卷起来，再套上印有“广州日报”及祥云图案的大红色锥状纸套，远远看去和祥云火炬颇有几分神似。

广州日报社社长戴玉庆在火炬手集结点向媒体展示了《广州日报火炬特刊》(以下简称《火炬特刊》)。他说，报社的同事一直在想怎么为今天的传递设计一些好的创意作品，“最有创意的就是这个火炬了，每个市民都希望自己能有机会高擎火炬来展示风采，我们就把今天的报纸设计成了火炬的外形，今天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这个画面。”

80万份图文并茂的《火炬特刊》一上街便受到市民热捧。从早上8时奥运火炬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传递第一棒开始，《火炬特刊》便沿着12个传递点一路伴随着火炬前行。广州日报发行公司专门选派200名投递员担任奥运志愿者和义务治安员，跟随火炬一路免费将《火炬特刊》派送到市民手中。此外，广州日报还出动七八百人充当拉拉队，为火炬传递加油助威。

广州日报发行公司负责人介绍说，因有部分《火炬特刊》在广州随报派送，昨日《广州日报》的发行量增加了30%。“这充分显示了广州市民对奥运的热情，我们为能为奥运火炬传递出一份力深感自豪。”

记者在现场看到，得知《广州日报火炬特刊》是免费派送后，数十名市民朝着本报发行员蜂拥而去，顿时发行员袋中的“报纸火炬”便被一抢而空。

“16个版的《火炬特刊》不仅是火炬传递的指南，而且编辑和印刷得很精美，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火炬传递纪念品。我将永远收藏。”在中山纪念堂观看火炬传递的陈小姐说。在小北路，一名高擎着报纸火炬的学生妹则一边喘气一边笑着告诉记者，她举着特刊跟跑了两棒，“虽然触摸不到真火炬，举着‘报纸火炬’跑一趟，同样过瘾！”

（注：5月8日，广州日报还推出11个版的《5·7广州人的奥运节日》专刊）

20年前，海南日报曾出版号外，向海南人民报道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消息，20年后的今天，海南日报再次出版号外，报道海南庆祝建省办经济特区20周年的庆典。这份号外，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4月26日上午，我省隆重集会，庆祝建省办经济特区20周年。在庆祝大会进行当中，本报记者和编辑便加班加点，用号外的方式，第一时间将庆祝大会的内容传递给广大读者。

4月26日下午3时50分，本报第一批一万份“号外”装上本报开往国贸的发行车;4点10分，国贸中衡大厦下，前往各个点的发行员在有条不紊地分发着报纸;4点30分，海口宜欣广场入口处，许多市民拿到了新鲜出炉的“号外”。

从报纸印出到送到读者手中，仅仅半个多小时的时间，许多市民第一时间在本报送出的“号外”特别大餐上，感受到了20周年庆典的隆重气氛。

在国贸宜欣广场、万绿园、金龙路美食一条街，统一身穿蓝色外衣、手捧着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发行员一出现，许多市民就围过来领报纸。不到20分钟，许多分发点的上千份报纸都被分发一空。

“想不到，今天上午的新闻现在就能看到。”在省政府工作的叶先生拿到号外，十分的兴奋，他说自己今天上午没有看到电视直播，但从本报号外的新闻报道中，可以感受到庆祝大会的隆重和热烈，令人振奋。而且从中央领导和省领导的讲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海南的美好明天。

在南亚广场、第一百货、海口宾馆前等区域，海南日报号外也很快被分发完。在明珠商圈这一带，看海南日报号外已成了一道突出的风景。同时，海口国贸、秀英港、府城、白龙路等众多区域也同时进行号外发放。

从发放人员手中接过海南日报号外时，在海口工业企业工作的翁女士感到很意外，以往在电影中出现的号外，今天真实且热情地出现在了她的生活中。翁女士说，海南日报今天这份号外，不仅让人第一时间了解到了今天的庆祝大会内容，了解到了海南20年的风雨历程及成就，让人欢欣鼓舞。

在东方电信部门工作、来海口出差的赵日辉，仔细阅读了号外后感叹：“这份号外意义重大，我会好好珍藏这份海南日报号外。”赵日辉说，正如号外上所说的一样，站在2008年门槛的海南，注定将开启另一个“改革风云时代”，海南一定会让世人刮目相看。

4月26日下午4时26分，《海南日报》号外刚刚送抵世纪公园“心连心”晚会现场门口，准备入场的观众当即纷纷伸手抢拿。仅仅27分钟后，3000份号外即被观众瓜分一空。

“这份号外是给今晚这台‘心连心’晚会锦上添花了。”海南农垦海口中专学校的林桢老师说，112个版的《海南日报》，展示了我省各行各业的健康、向上的形象，晚上看“心连心”晚会之前，又看到《海南日报》的号外。这接连不断的文化大餐太振奋人心了。

16时53分，3000份《海南日报》号外被等候入场的观众抢完了。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发行处国贸发行站负责人紧急协调，17时21分，1650份号外又调运到晚会现场门口。17时38分，1650份号外全到了观众手里。

在三亚汽车站，等车的李东煦先生特意赶了10多米远，从本报发行人员的手中，领取了一份本报的建省20周年号外。据本报三亚发行站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天在凤凰机场、汽车总站、步行街、亚龙湾、三亚湾等10多个发送点，8000多份本报的建省20周年号外，在大约半个小时内，就被“哄抢一空”。

李东煦说，昨天他从本报头版看到了今天本报要出庆祝建省20周年百版珍藏巨献，之后他就一直在等今天的号外。

在三亚步行街的发送现场，来自武汉的老先生张伟成告诉记者：“好多年没有看到这种号外了，真的很激动啊。“他说，今天看到《海南日报》为庆祝海南建省20周年而发的号外，觉得做得非常好，这显示了一种党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希望这份报纸越办越好。

就在世界注视中共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的同时，曾在英国《金融时报》网络版撰文批评中国政府没有让媒体自由讨论西藏问题真相的中国编辑，忽然被免去主管职务。

《南都周刊》副总编辑兼总主笔张平被免去副总位置，留下总主笔的职务，最近成了境外和国际媒体的新闻素材。面对询问，南都管理层反驳张平因言获罪的说法，他们的解释是，张平副总职务被免是因为他不适合行政工作。

然而，在这个节骨眼上采取这一动作，不能不引起外界联想，这项人事调动不单纯，是外界的压力迫使做此决定。有外国通讯社评论说：张平的处境显示在敏感时机刺激中国政府的风险，而且是中共官员用暧昧方式表达不快的又一个例证。

网上，《南都》早已被反西方情绪炽热的中国“愤青”痛批为“反华媒体”、“汉奸媒体”。上个月中，有北京市委背景的《北京晚报》还发表署名“文峰”的文章讥讽南方报系多年来提倡的普世价值与新闻自由，是造谣与抹黑的自由。

网上有传闻说，“文峰”背后是京报集团高层，甚至就是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社长，这似乎更印证了官方出手“打”南都的说法。

但换一个角度看，事件还透露出国内媒体竞争的滚滚硝烟。张平以个人名义投稿《金融时报》，攻击他的板子却瞄准了《南都周刊》以至整个南方报系。出手的不是更高规格的官方媒体，而是京报集团，就显示出事情与南北报系之间剑拔弩张的形势不无关系。

《北京晚报》在民众对西方媒体反感强烈的时候跳出来炮轰南方报系以及西方的新闻理念，同样是从南方报系派生出来、近年在京城媒体竞争上屡有斩获的《新京报》，大概可以感觉到对手炮火的指向。

中国南北报系竞争，并非新鲜事。只是这次事件再次提醒我们，中国在相对程度上已是一个意见分立，存在多种力量和论点博弈的社会。对立力量的背后，既存在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差距问题，也有利益因素作祟。从单一视角出发，会越来越难真正了解这个社会是怎么回事。

两周前，新华社发出消息说中共准备和达赖接触，《人民日报》在刊登上述消息的同一个版上，又发表文章痛批达赖败坏藏传佛教。当网民呼吁杯葛法国超市时，有官方媒体劝民众“理性爱国”，又有外交部赞扬民众表达了“正义的声音”。

官方对达赖的矛盾姿态，可以解读为中共缺乏诚意，也可以解读为中央一边要和达赖接触，体制内其他人出于意识形态或为维护自身权力的动机，则拼命骂达赖，发泄他们对中央决策的不满。

实际上，有关西藏问题处理以及对达赖的态度，中共内部一直存在鹰派和开明派之争。从负面看，“官方”现在似有多张嘴巴，讲不同的话语；往积极面解读，我们也看到体制内的多元意见在显性化。这个情况对当局的不利之处在于，官员、官方媒体发出混杂信号，外界永远可以挑其中最有愤青色彩的声音来加以解读，混乱的信息既误导本国民众也误导观察者。不过，在现有体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有“杂音”的统治机构还是比铁板一块的好些。再者，从目前中共已和达赖接触，而且还可能继续接触这一事实看，鹰派虽然用语愤恨，他们应该是处于下风。

广州《南都周刊》副主编长平将被免职的消息出后，《南都周刊》有员工发起集体签名活动，希望挽留长平。

消息人士说，为了应对上级压力，南方报业集团免除长平副主编职务的决定已经作出，长平仍保留总主笔头衔。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南都周刊》的记者、编辑们认为，长平是一个优秀的领导。撤换这个领导，他们感觉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工作人员说，长平的名字仍然印在最新一期《南都周刊》上。

据广州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媒体人士透露，长平被免职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他的那篇评论。最近，南方报业集团下属的媒体刊登了有关四川童工被卖到广东东莞的报道，另外他们还报道了成都市民集体散步抗议建化工厂的消息。有关方面对南方报业这些负面报道以及长平的评论感到不满。为了应对上级的压力，南方报业不得不找一个替罪羊。不过这名媒体人士强调，南方报业集团对处理这种事件已经颇有经验，他们会想方设法对受处理的人员进行保护。

2008年4月18日，是《财经》杂志创刊十周年纪念日。
　　在4月28日出版的2008年第9期《财经》杂志上，《财经》编辑部以“改革十年我们十岁”为题，发表了一组创刊十周年纪念文字，并推出《财经》封面十佳评选活动。
　　这组纪念文字回顾了从1998年至2008年，中国十年改革的历程以及《财经》在此期间的重要报道。
　　自1998年4月创刊至今，《财经》杂志已出版200余期。十年来，《财经》始终秉承“独立、独家、独到”的编辑理念，以新闻的权威性、公正性、专业性的视角，以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的身份，持续关注、报道影响中国及世界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和焦点人物，成为目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财经新闻媒本。
　　《财经》走过的十年，是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风雨十年，也是开始全面融入国际竞争的挑战十年。《财经》在探索新兴独立新闻媒体的发展之路上，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共同成长。十年来，在中国改革最重要的时刻，《财经》都有比较完整的报道和忠实的记录；在改革中一些有争议、有困惑、有风险的重要事件上，《财经》以敏锐的眼光，率先作出了报道，推动了事件的转折和改革的进步；《财经》不仅致力于现实问题的正本清源，在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启蒙性质的报道。
　　北京大学教授、《财经》学术顾问汪丁丁写了纪念文章的代跋《与民间力量一起成长》——

（一）
　　《财经》乃民间社会一株小草，它与民间力量一起成长。它相信，只有民间力量的成长，能够有效地遏制“大政府”与“大公司”的垄断倾向。也是基于对民间力量的信任和对公共空间的渴求，多年来，《财经》坚持不懈地争取新闻自由，为公众对公共政策的知情权奋斗不息——这就是十年来我参与并观察《财经》的结论。
　　过去的十年风雨，需要放到过去30年的背景中，再做思量。
　　刚刚过去的30年，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过程，故而，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是这一过程的潜在趋势。基于民众在1949年-1979年期间计划体制之下的生活体验，自由市场作为一种潜在趋势，在此后步入改革开放进程的中国社会里获得了自我实现的巨大动力。
　　与此同时，自由市场明确地要激发和试图满足每一个卷入市场生活的人的私欲——它在许多方面是阴暗的和具有破坏性的——并因此而使资源配置变得更有效率。“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没有明确界定让谁先富裕起来，但内置于自由市场机制的效率与私欲之间的逻辑关系意味着，那些更少限制地追求私欲并懂得借助于他人私欲的人将会先富裕起来。为什么“剥削有功”？因为剥削者可以极大地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故有功于社会整体。
　　鉴于上述种种，我以为始有《财经》对于中国转型期社会根本问题的根本立场：既坚持效率原则又坚持正义原则，既赞同市场化改革又批判市场之弊端，既要引领潮流又要批判社会。
　　很显然，一个没有批判的市场经济不可能演变为健康的市场经济；同理，一个从不反省的自由社会终将失去自由。

（二）
　　基于这一立场，在市场曾经或仍然弱小的领域里，《财经》为其鼓而呼之。例如，它在电信业支持反垄断和自由竞争的运动，在银行业主张脱胎换骨的改革迎接“市场大考”，在教育领域和医疗卫生领域坚持批评“大政府”及其官僚化倾向，在劳动力市场批评极端不发展的状况和 “反市场”政策，等等。
　　另一方面，在市场已经占据着主导位置的领域里，《财经》更多地报道其弊端并予以批判。例如，它在金融领域和土地开发等领域批判营私舞弊，揭露黑幕，反对不负责任和无视伦理的自由放任，在环境保护、文化遗产、食品安全等问题上主张以更有效的政府监管来弥补企业伦理的普遍缺失。
　　也是基于这一立场，可以看到《财经》对“大政府”和“大公司”保持着同样的批判态度，因为它们内置了“利维坦”倾向，它们都倾向于垄断——对自由的垄断。并且，我们尤其警惕和批判这两种垄断势力相勾结的倾向。当然，转型期中国社会，不得不容忍一个异常庞大的政府。因为转型期内的政府必须部分地履行它在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各项职能，同时还必须履行它在新的市场体制下的各项职能。然而，一切政府，内在地具有“利维坦怪兽”冲动，这是一项无可否认的事实—— 如同“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趋于腐败”是一项无可否认的事实一样。

（三）
　　事实上，以往十年的中国政府行为大致可分做两阶段，即1998年-2003年，及2003年以来。
　　后一阶段，政府行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迅速官僚化”——尤其是在市场最可能失灵的领域，如“教育”和“卫生”，以及所谓“需要宏观经济调控”的诸领域。辨其原因，主要是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持续多年，大大超过了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导致中央和各地政府部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及相应职能的迅速扩张；与此同时，政府行为并未发生显著改变，其基本模式仍是官僚化的。
　　与后一阶段相比，在前一阶段，政府试图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两种本质不同的行为模式之间实现职能转换。但是政府官员们的思想方法及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仍陷于旧的计划时代的惯式；他们常常以计划方式求解市场问题——典型地，曾引发经济学家群体的广泛批评的“粮食政策”，所谓“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一般而言，以计划方式求解市场问题的政府行为，被群众称之为“瞎指挥”。与此同时，腐败，在金融领域、电信领域、石油、铁路、航空、电力以及一切被美其名曰“天然垄断”的领域里，随着权力的扩展和诸如“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而迅速蔓延，成为那一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阴暗部分。
　　十年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引发的许多深层问题都开始“浮出水面”。其中，最具广泛和深远影响的，是“劳动-资本”关系问题，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潮，以及劳动者自发组织的维权行动。主要由于各地政府沉迷于早已过时的惯式，劳动者维权困难重重，劳动的要素价格在市场上被普遍低估。中国经济结构难以获得“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
　　以往十年，国际社会发生的最具深远意义的事件，莫过于2001年9月11日震惊世界的恐怖主义袭击。所谓“文明的冲突”，经这一事件演变成为以族群灭绝为特征的恐怖主义行动，所谓“种族恐怖主义”。这一事件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含义，寻求具有文化包容性和更好缓解文明之冲突的发展道路。
　　以往十年，中国社会经历的最具深远意义的事件，应属2003年爆发的SARS流行病及延续至今的可能爆发“禽流感”的持续威胁。这一事件不仅迫使中国政府重新建设全国性的疫病预防体系和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非常规机制，而且迫使每一个中国人重新思考既有的生活方式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与此相关地，许多中国人也开始重新审视他们在医药、中西医关系、养生、修身、心理和心性等方面的不健康与不和谐状态。
　　今天，当市场不仅主导了我们的社会，且因它而生的经济发展的冲动正迅速地耗尽我们社会的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时，当环境问题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时候，鼓吹环境政策、支持环境运动、批评无节制的经济发展和廉价的工业化政策当为正途。

（四）
　　展望中国社会转型的最近的未来，我以为，应当相信，中国人均财富的持续增长，必会引发“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之普遍诉求，从而“教育”和“卫生”必会成为中国人普遍关心的领域。
　　就教育制度而言，如钱穆指出，中国历史上曾经实施过的五大类制度，最符合现代教育原则的是“社会自由教育”，或可辅以“官办教育”和“官督民办教育”。可是关于社会自由教育，最大的阻力来自我们社会的根深蒂固的与“应试教育”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其次，阻力还来自政府官员的与计划体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古今中西，教育必须有独立之精神和独立之权利，而后才可能培养具有高远之理想且能从事原创之学术研究和兼济天下之技能的人才。故而，教育之自由化是当务之急，教育成果之考核应退居次要或以“官督民办”方式实施。
　　就卫生和医疗制度而言，应当承认，现阶段，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市场主导的”或“官督民办的”，而不应是“政府主导的”或“官办的”。我们主张医疗服务的市场化供给制度——以医护人员为收益中心，逐步取消行政化的收益管理，逐步建立医疗保障体系和社区服务体系。政府应当做的事情是：（1）鼓励尽量多样化的消费者维权组织，（2）保护为消费者维权组织提供咨询的医疗专家的独立性，（3）资助或鼓励更加多样化的医疗服务供给方式，包括本土的和西方的医药研发以及本土的和西方的养生实践。

（五）
　　作为“结语”，应当承认，《财经》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解决中国问题的完美处方。它努力做的，不过是在每一重大事件中运用独立判断能力，忠实记录时代和历史，而且一以贯之。我以为，这是《财经》与中国社会在它们共同的演化中求解中国问题的可靠途径。

美国新闻集团5月8日公布了2008年第三财季的业绩报告。第三财季公司实现净利润27亿美元，同比增长210%，去年同期为8.71亿美元；实现营业额87.5亿美元，同比增长16%，高于华尔街分析家预期的86亿美元；如果不计入非经常项目，每股收益为30美分。

新闻集团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福克斯电视网和福克斯新闻频道广告销售额大幅增加，以及与美国自由媒体集团(Liberty Media)之间的股票交易产生17亿美元的一次性收入。

第三财季，新闻集团电视部门（包括福克斯电视网和电视台）运营利润上升53%，这归功于黄金时间节目制作成本降低，以及在转播超级碗棒球比赛中广告销售额增加。新闻集团报纸业务盈利增长38%，主要原因是报纸广告收入上升，英国报纸成本降低，以及新收购的道琼斯集团的报纸业务被纳入计算范围。而电影制作成本上升则使电视和电影制作业务盈利下降36%。

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政治总是在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我们确曾经历过一段“突出政治”的“左”的时期，使人们的心理产了一些逆反。但如果因此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淡化政治也是不对的。如何让人能理解和接受政治，并发挥它的指导作用，化为思想力量，化为行动，这不仅是政治思想工作的课题，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学术课题、艺术课题。

政治是某一个时期影响较大的关乎全社会的大事，它的共性较强，对每个人来说，有时关系紧密，甚至命运悠关；而有时并不直接，难免会有一点距离感，甚至觉得与已无关。政治是经济文化的集中表现，也是社会意志的集中表现，要集中就要抽象，它常常要被抽象为理论、政策、方针，对常人来讲这难免会觉得有些枯燥，并常被误解为政治就是条文、口号。

针对以上这两条误解，政治思想方面的文章、讲话，要遵循两个思路。

一是要切实联系实际，包括个人的生活、工作、思想的实际，社会历史的实际及我们工作方面的实际。恩格斯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已出丑。”十六大报告指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过去我们的一些政治文章、口号之所以让人觉得空泛，就是没有能紧扣群众所关心的问题，没有说到这个方针、理论、思想与群众利益的关联点。只有在结合实际，关联到对象的具体利益，才能消除大政治与小个人之间的距离感。读者、听者才会感到一个政治理论或一种思想是这样的可亲可信。

二是要讲清道理，说清理论的来胧去脉，将口号还原为根据、事实，甚至是故事。持之有故，言之有理。一个人的行为标准除了利益选择外还有理性选择，人总是遵循一个他认为正确的、合乎逻辑的理去行事。为了这个“理”，他甚至可以抛弃眼前的“利”。孔子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第一代革命家中就有许多人是抛弃个人利益，背叛剥削家庭，明社会发展进步之大理而投身人民解放事业的。理可以服人。总之，只要力避空泛，求实际，讲道理，每一个人都会感到政治于已确实是用得着，离不开的东西。

我长期从事意识形态工作，不管是写理论文章、思想评论还是从事政治题材的文学创作，都谨记以上这两条，一般来讲效果还好。另外还要加一个第三条，就是在求讲清利害，以理服人的同时，要尽量追求美感。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因为政治从本质上说是社会历史之大美大情，感人最深。只要文字运用得当，完全可以给政治插上美的翅膀，政治文章完全可以写成一篇美文。

我常听到这样的话：你看到此情此景又可写一篇好文章了。但我大多数情况下却心静如水，没有创作的激动。

写作就是一种感情和思想的喷发。你可以在学识、技巧各方面已有足够的准备，但是没有一个契机，它还是不能成文。就像一座火山它可能百年千年才喷一次，也可能永远地怀抱岩浆，沉默不语。

文章之有激动和无激动大不一样。有激动为真文章，能感到作者想说话，说真话，读者就有新感觉，新启发。无激动，作者所含必抄袭，必重复，必说教，读来令人心烦生厌。无激动之文有四种：

一是新手学而为文，比如学生作文。这时作者的主要目标在掌握文字技巧，训练对文字的驾驭能力，文字通顺皆可，重在掌握形式，还不能以气贯文，所以也多找不到什么激动之情。

二是外行为文。有一部分人并不是当作家的料，但是对写作十分爱好，十分投入，而且自以为找到了感觉，自我陶醉，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地写。我们一些领导干部也会犯这个毛病。实际上他是在照样画葫芦。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找到那个激动点，没有找到进山的路。如果他有发表的条件，就更促成了这种恶性循环。甚至他一生就这样穿着皇帝的新衣，接受吹捧，出席作家会议，上台领奖，为人签名等等。

三是匠人原地踏步为文。有的人确实写过几篇成名作，但是再找不到新突破，又不甘心被人忘掉，就在自已原有的高度上不断重复。像一个匠人，在熟练地重复工作，所提高的只是速度，增加的是产量，与结构、造型的新突破无关，上不到大师这个台阶。

四是老手敷衍为文。文章写多了就累人，名家也难篇篇激动，老手在为文债所逼时也会敷衍为文，并不去动真情。就像一个名演员，一生总演这一出戏，也有腻的时候，要他场场激动受不了。

这四种人，第一、二种是根本不知道为文要激动；第三种是丢失了激动；第四种是懒得激动。

为文为什么要激动，就是为了产生一种爆发力，爆炸力，这样才能震撼人心，感动读者。读者捧读一篇新文章前，本来心静如水，全靠作者这一粒石子投入他心海之中，激起情感的涟漪。能不能投石入心是关键。而投之前，又要看作者是不是自己先激动，即先产生投的欲望。刘勰所谓“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心不动，难为文。如果作者心如止水，又怎么能奢望读者其心潮澎湃呢？激动者，情为所激，心为所动，实际上是一个由写作对象到作者，再到读者的连动过程，必得“双动”才行。作者不动情，不能为文；就算为文，读者不动心，不算好文。所以这个“激动点”一般要找在最大多数人的共振点上，才能收大激动、大影响之效。最好是时代的共振点。比如，家家婚丧嫁娶，都有个人之喜，个人之悲。但这并不是社会全体之喜、之悲，这种文章写出来自已激动，别人并不激动。这就是为什么小情小景不足取。凡历史上留下来的名篇都是大激动之文。虽也有取之常情常景者，如朱自清《背影》，但实际上它已超越个人，寓共性于个性揭示出人伦之大情。

怎样才算是有激动之文呢？简单说，就是无中生有，死中求活。无论是作者内心平静的世界，还是外部的客观事物（对象），原本是孤立的，不成文章。只有两相一激，才无中生有，生出新的思想，便于死寂之中跃出活灵灵的情感。像春天第一声春雷，震醒冬眠的蛩伏之物，像春雨浸润土中的种子，催生新芽。作家的滿腹的修养学识经外部事物这一激，就如原子辐射产生生物变异，就激发出作者的新思想，新情意，新文章。作家许多时候并不想为文，但忽遇外事外景所激，反会顺手写出一篇好文，正所谓“文章乃天成，妙手偶得之”。我写过许多山水文章，对象都是万年旧物，前人咏过何止千遍，但仍觉有可激动之处，也写过许多历史题材的文章，都是旧人旧事，别人也写过多遍，但仍有激动我的地方。也还有许多的山水人物我不知看过想过多少遍，但就是不想写，因为我还没有发现激动我的那个点。

一个作品的成功过程，概括来说是“二次激动”、“三点一线。先要作者激动，并发而为文，像杜甫那样“感时花泪溅，恨别鸟惊心”，再用这种文章去激动读者，洛阳纸贵。作者、写作对象、读者三点一线，在激动这根弦上共振才行。鲁迅说写不出时不要硬写，不激动时，就不要提笔。

我们平常讲到一个问题的重要，或者为引起重视，就说“极言之……”如何，如何。可见，人们的思维习惯是要听要害之点，不愿听不痛不痒的套话。

我们现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不能忘记小平同志在1980年1月的一段著名讲话：“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当时为强调不受干扰，他还说了一句话：“我要买两吨棉花，把耳朵塞起来。”你看，“横下心”、“不受干扰”、“始终如一”、“顽固一点”、“买两吨棉花”，何等坚决，这就是“极言”，抓住问题的要点，以极其鲜明的态度，表达自己的意见。

我们回首三十年的大发展，大成功，不能不佩服邓小平这段话的精辟。什么叫振聋发聩，什么叫挽狂澜于既倒，什么叫力排众议，此言之谓也。

就像名医号脉、扎针，政治家、思想家之评事论政也是号脉扎针，不过取的是思想之穴，号的是时代之脉。回顾28年前邓小平这段话，又使我们想起马克思也有一句“极言之”的话，讲得更彻底：“无论哪个旧的社会形态，在它的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无论”、“决不”，其口气之坚决，不容半点商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小平那段话，经30年的检验足见其真，而马克思的这一段话已过去一百多年，我们是在栽了几个跟斗，吃了许多亏后才深刻理解的。

能极言，敢极言，除了深刻的洞察力，还要有坚持己见的勇气。自信自己是站在真理一边。彭德怀在庐山遭批判后六年不认输，1965年毛泽东给他分配工作时说：“也许真理在你一边。”近读到一则史料。当年袁世凯要复辟称帝，大造舆论。梁启超毅然站出来写文章反对，其中有一段可谓极言，掷地有声：“由此行之，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当年马寅初因为提倡节制生育受到批判，他也是这种勇敢：“老夫年过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制，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极”是什么？是极点，是的思想的最深处，问题的最关键点。观察事物要能找到那个点，写文章要能说出那个点。福楼拜说：“写一个动作，就要找到唯一的动词，写一件物体，要找到唯一的名词。”中国古代叫“推敲”。这是求语言层次的准确，而进一步求思想层次的准确，就是要找到那个唯一的思想和问题的极点、拐点。这样的文章才有个性，有深度，才是一把开启人思想的钥匙，是一座照路的灯塔。极言，是指极准确、极深刻，决不是我们平时说的意气用事，故走极端。而且这些文字也都神采飞扬，让人过目不忘。文章为什么而写，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古今文章无不在追求两个极点，一是形式美：字、词、音韵、格律、结构；二是思想的极点。一言成名，彪炳千古。

我们还可举出一些著名的例子。如毛泽东在1930年革命低潮时讲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东西。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茫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一个婴儿。”还有林则徐封关于禁烟的著名奏折：“鸦片不禁几十年后将无可以御敌之兵，无可以充饷之银。若鸦片一日不禁，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还有当年左宗棠在湖南初露头角，遭人构陷，险掉脑袋。大臣潘祖荫等上书也有一句极言：“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救了一个历史功臣。这一句话也成了名言。

凡在历史上站得住的极言，都成了思想的里程碑。可惜我们现在报章上的套话太多，有思想光茫的极言难得一见。这是学风文风不振的表现，极言之，将是民族思想的萎缩，令人担忧。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文章。

管理的目的是要让事情更单纯，而经理人的主要工作就是要不断除去多余、无用的部分，回归到简单的本质，将力气用在正确的地方，顺利地把事情做对、做好，这套“少就是多”的简单管理原则，正是所有高生产力公司共有的铁律。

对经理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本质上来看，管理的目的，就是要让事情更单纯，使管理者可以找出最适宜的方式，达到最大的成果。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对大多数经理人来说，却没有想象中简单，而且往往适得其反，总是不自觉地让事情往复杂的方向走。

苹果公司的前执行长约翰·史考利就是典型的例子。史考利曾在一场演说中提到他对简单的看法，他认为身处在工业时代，事情往往容易变得更复杂，所以现代人最好要开始懂得将事情简化。只是，史考利虽然这么说，自己却无法做到。他投入大量的资源，研发出“牛顿”（Newton）这款号称“个人数字助理”的电子产品。虽然牛顿的功能在当时可说是十分先进，但操作起来实在过于复杂，使得牛顿的销售一败涂地，最后还让史考利因而下台。

为什么企业的经理人，常会让复杂凌驾于简单之上？这和心态有密切关系。元智大学管理讲座教授许士军就指出，当企业面对变动莫测的状况，本身又是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在经营上就会倾向先有详尽的计划再逐步实行，并且会将构想细密分工、增加许多协调控制机制，以求充分掌握执行过程。在这样的状况下，自然就会逐渐让管理复杂化。

《80／20法则》（The 80/20 Principle）的作者理查德·柯克则反讽地说，其实很多企业的经理人本就喜爱复杂。对这些经理人而言，复杂是思考上的挑战，使人精神为之一振；复杂是平日单调工作中的酵素，使工作更有意思。所以企业的管理会变得复杂，有一部分也是因为这些经理人的推波助澜。

在这样的情况下，经理人可能时常被动或主动地让事情“不简单”，如果想要把事情简化，甚至还可能受到以下的质疑：

——被批评为“不懂状况”，因为对于复杂的问题，就该用复杂的解决方案。

——别人会跟你说“我们全知道”，因为简单的解答看起来太基本了，问题似乎应该有更精彩的答案。

——别人会骂你“很懒”，因为解决问题要有一堆数据和方案，如果只有简单的方法，就是不够用心。

但是，管理工作如果让复杂凌驾简单，柯克认为很可能会让经理人付出许多代价。比如说，复杂的产品线，物流成本和营销难度就会增加。复杂的工作流程，会浪费大家的时间和精力。复杂的策略，会让组织失去方向和士气。复杂的阶级体制，则会降低沟通的效率、甚至丧失员工的信任。

针对这一点，美国通用公司（GE）前总裁杰克·韦尔奇提出了他的看法。“企业界过去倾向于将一切复杂化，连生活上很多事情也完全复杂化了，”韦尔奇指出，“在未来几年，我们要开始努力进行简化，在沟通、生产各方面都要更简单地进行。”德国管理顾问冈特·侯默，曾经针对39家德国公司进行一项研究，他发现在市场赢家和表现平平的公司之间，只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单纯与否。比如说市场赢家的产品类型比较少，顾客数目比较少，供货商也往往比较少。

另一位管理顾问杰森·詹宁斯则在全球各地找出10家最具生产力的企业，结果也发现高生产力公司的共有铁律就是“少就是多”，这些公司总是一切力求简单、明白，以求发挥最大的力量。

举例来说，美国诺斯壮百货（Nordstrom）一直以出类拔萃的服务闻名，因为诺斯壮的经营目标非常简单，就是“提供最卓越的顾客服务”。在诺斯壮的员工手册上，只有一条员工守则：“在任何场合，运用个人良好的判断力，这是唯一的规则。”所以诺斯壮的员工很清楚工作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因而在面对顾客时，都能致力于满足顾客的各种需求，而创造出惊人的服务质量和口碑。

被誉为“欧洲沃尔玛”的德国阿尔迪超市（Aldi），也是化繁为简的高手。阿尔迪超市的企业文化很注重简单，强调以简单的产品选择（全店只有大约600种商品）和定价策略、朴实的装潢和设备，专注满足顾客“便宜、方便”的购物需求，不仅成为德国最大的超市，也让企业在管理上可以更简化、更有效率。

至于知名日用品制造商宝洁（P&G），则特别注重组织沟通的简化。多年来，宝洁一直有“一页备忘录”的传统，也就是所有的报告尽量用一页的篇幅来呈现。

对于这项作法，宝洁的前总裁艾德·哈尼斯曾表示：“将事实或意见摘要于一页的简单书面报告，就是我们决策的基础……这样所有注意的焦点，就会放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由此观之，简单可说是现代经理人的管理必修课，但要具有化繁为简的能力，阿尔迪超市前总裁、德国知名管理专家迪特·布朗德斯认为，经理人需要注意几件事。他指出，经理人必须要能够设定明确的目标，要能专注在要达成目标所要做的事，并且有勇气舍弃不必要的枝节，然后必须要懂得信任别人、信任自己。能把这几件事做好，就可以让管理工作往简单的目标一步步迈进。

宜家（IKEA）家具的创办人英格瓦·坎普拉曾被问到，为什么宜家家居以简单作为企业的中心文化，坎普拉以他一贯简洁的语气回答说：“简单是一种美德，简单会增加优势。”当管理变得复杂，往往就会僵化而脱离人性。但如果能不断除去多余、无用的部分，回归到简单的本质，就能将力气用在正确的地方，顺利地把事情做对、做好。这不正是管理最美好的境界吗？

和做任何事情一样，企业决策也要有轻重缓急之分。这是管理者应当把握的问题。美国决策大师皮尔斯·卡特有一句名言：“决策的最佳时机并不仅仅是快速，而是适速。”

懂得轻重缓急的管理者，能将好的想法转化为有效的承诺，能将远见卓识转化成实际行动。轻重缓急的决策体现了管理层的远见和认真的程度，决定了企业的基本行为和战略。

确定先做的事对于任何人来说似乎并不困难，使人犯难的倒是决定“后做的事”，也就是决定什么不应该做。重拾先前不得不推迟的旧事，不管当时它看来是多么可取，几乎始终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当然也是人们之所以如此不愿意确定后做的原因所在。

当你知道什么工作可以由别人来做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们分配出去，就不要再去费心地考虑它们。对于那些剩下来的、必须由你亲自处理的事情，你也得分出主次和先后。那么，该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呢？

现在你就把你急于要办的事情列出一个顺序表，然后按照主次顺序依次处理，在同一个序号下不要列出两项工作。在你列出工作顺序之后，你就全力以赴地去解决排在第一位的问题，一直要坚持到做完为止。然后再用同样的办法去处理第二号问题。不要担心这样做一天只能解决一两个问题，关键在于这样做可以逐渐解决你以往日积月累下来的许多问题。这样一来，你真正关心，真正着急的事情，马上就可以解决了。

简单点说，你要实行急事先办的原则，一次只办一件事。即使这样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你也不要采取其他办法，一旦你使这个系统运转起来，你就要坚持到底。只有这样，你才能逐渐清理掉过去积压下来的一些问题。下面是一些在时间的使用上十分有效的技巧，供管理者参考：

做好时间消耗记录。要想科学地运用时间，首先必须善于检查自己的时间使用状况。办法是在做完每一件事的“当时”，立即记下所耗的时间，每天一小结，连续记两周或一个月，然后进行一次总结分析，看看自己的时间究竟用到了什么地方，并从中找出浪费时间的原因。据专家研究证明，凡是这样做的人，对于节省时间、提高效率收效甚大。如果能抓住大量容易溜掉的时间，就可以按时完成更多的工作。

当日事当日毕。检查时间消耗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时间。昨天已经过去，明天只是带有一定概率的可能，只有今天，才是我们可以采取行动的惟一时间。世界上所有的成就都是“今天”所创造的。所以，从现在做起，从今天做起，当日事当日毕，应该成为一切管理者的行动准则。今天的事不要等到明天，上午的事不要拖到下午，白天的事不要延至晚上。某项工作一旦开始，就要一鼓作气地完成它，完成一项，然后再做下一项，这样会使你加快速度，并不断享受到完成任务的喜悦。事实表明，精力在成功之中更新，而在拖延之中衰竭。如果一个管理者在上班伊始就拖拖拉拉，不在乎什么上午下午、今天明天，那就绝不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善于从重复的工作中节约时间。对于管理者来说，有许多工作是周期性地重复出现的，如阅文、开会、会客等。这些反复性的工作占用了管理者大部分的时间。如果是有心人，在每一次循环中都能节约点滴时间，那么就会通过多次反复比别人多赢得大量时间。

凡事应做好准备。有无准备，做起事来效率大不一样。有准备，就会使工作一开始就进入“重负荷运转”状态，可以减少“空运转”的时间。因此，对每个时期的工作应有预见性，走上步，看下步，免得“现上轿现扎耳朵眼”，消极被动，贻误时间。对待每天的工作也要这样，如果头一天做好计划，当天又能提前一会上班，不仅能为下属和群众树立良好的榜样，还可以对当天的安排进行思考，使一天的工作处于主动状态。再如，管理者要在办公室里尽可能地多准备一些必需的手册、参考资料和各种工具书，以便在需要时随手拈来，减少时间上的浪费。

设法保持时间利用的连续性。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当专心做一项工作或思考某一个问题时，最好能够一气呵成，不要间断，因为被中断的注意力通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有人曾在上班时间对25位管理者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管理者几乎无法持续工作一个小时以上而不受干扰。所以，当需要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思考重要问题或处理关键工作时，事先要估计到可能出现的干扰，预先安排出一段相对集中、不受干扰的时间，以保证其相对连续性。

养成快速准时的习惯。管理者要提高时间利用率，必须缩小时间计算单位。用“分”计算时间的人，比用“时”计算时间的人，效率要高得多。做每项工作都要给自己定出一个时间限度，何时起，何时止，能用半个小时完成的，绝不扯到一小时。开会和约见要准时，要养成开短会、说短话、写短文的良好习惯。同一位健谈的人讨论工作上的事时，最好能站着谈，迫使他开门见山，免得口若悬河，没完没了。

摸清自己一天中的最佳工作时间。人在一天中的精力就像大海的潮水一样，有高潮也有低潮。只是因每个人生理素质的不同，高低潮的时间有很大差异。有的人早晨精力最充沛，有的人晚上能动性最高。管理者要留心摸清自己的精力涨落规律，把一天中最重要的事情放在最佳的工作时间里办，而把一些较简单的事情放在其他时间处理。

1949年西方国家搞了个“巴黎统筹会”，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技术（包括科技信息）封锁，后来又是中苏关系破裂，加上经济困难外汇短缺，于是我们经历过长期的外国信息资料（公开发表的期刊图书报告等）极度短缺。现在的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内外文献资料的供应已经非常丰富，会议、考察和培训等人与人直接交流的机会也已经显得平常，更不要说网络和数字资源的普及，今天建设创新国家的信息环境已经与过去有天壤之别。但是今天的决策者还是会遇到信息问题，许多人认为关键是如何在信息海洋里找到真正需要的东西，的确如此。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陷阱，可能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那就是决策者被人家送到门前的信息误导。

决策者的行为必定受到其所处信息环境的很大影响，如果被错误信息、虚假信息或不完整的信息所包围，发生决策错误的概率将是极大的。袁世凯“称帝”就是近代史上一个典型的案例。袁世凯本人预计到迈出那一步可能激发外界的强力谴责，所以也曾谨慎乃至犹豫过，但是他周围的人们出乎自身利益则刻意制造了一个虚假的信息环境，让他看到社会各界人士上街游行表示“拥戴”；梦想继承帝位的嫡长子袁克定甚至还伪造了一种只给他们一家人看的《顺天时报》，让其父亲以为社会舆论支持自己当“中华帝国大皇帝”。袁世凯的最后下水直至迅速灭亡当然主要有其本身的原因，“拥戴”活动其中有些也不排除是他本人授意所为，但是从袁后来得知《顺天时报》的真相而大怒这个情况来看，虚假信息环境无疑是推他“入瓮”的重要一击。

下属提供的信息明显误导也是美国出兵伊拉克的直接原因之一，当然根本原因在于下属相信布什总统愿意听到这样的结论，而美国今天在伊拉克陷入这样的困境，应该是布什等“主战派”料所不及的。

笔者曾有十多年时间主管过单位的信息化工作，因为每年预算达到数百万元甚至更多，所以需要经常关注电脑网络这些高科技领域发展，我慢慢就感到国内许多关于新技术新动向的信息，无论是记者在媒体上报道还是通过一些专家之口传达的，其中不少都是国外大公司主动送上门来的。从朗讯等公司揭露出的情况看，我国一些国有企业在信息技术采购方面确有受贿等腐败现象存在。但另外一种情况可能更加普遍：有些地方分管信息化的领导到国外“考察高科技产业”，高规格接待都是由这些厂商埋单，享受私人飞机接送、公司总部升起中国国旗，与全球著名专家见面等等待遇；还有些“话语权”较大的专家也容易得到国际上的青睐，得到资助参加“研讨会”，听取“国际最新技术动向”，例如跨国医药企业频频邀请大医院专家出席各种场合的活动，这在业内早就不是秘密。一般人只看到其中疑似“回扣”的影子，其实还不止于此。这些行为大多没有越过法律、商业规则的界线，但对我们的决策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经过一段时间“某技术确定无疑是未来趋势”的信息轰炸之后，有关产品和服务在这里就找到了市场，其中有些确实不错，但也有的未必适合中国市场，甚至完全是误导的。

同样的因素也表现在相反的方向上。上世纪末开始国际上数字内容产业热火朝天，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什么著名跨国公司专家或学术界知名人士过来“指点江山”，因为大公司关心的是卖最终产品，后来也希望我们纳入其产业链低端帮他们画动画等，结果国内政府相关部门和专家圈子里对这个领域一段时间内也显得孤陋寡闻。在信息技术产业的其他领域国外出现的新概念、新技术和新设备通常迅速传播到国内的情况下，对这个数字内容产业的认识则明显地“姗姗来迟”。这正反两方面的例子说明在某些方面我们的信息供应是多么依赖外来“和尚”。

现在政府部门普遍设置了信息部门，主要是对政务公开的技术支持和数据库服务，一般不承担信息收集分析那样的功能。许多人认为在媒体发达和网络兴旺的时代，决策需要的信息到处可得，需要的只是专家的智慧。实际情况并非这样简单。专家虽然有自己获得信息的特殊渠道和能力（决策者同样如此），他们需要依赖外部信息源，包括专业信息服务和大众媒体，也很有可能被人家“喂给”信息。比如不少在国内大张旗鼓宣传的所谓“世界最新动向”，多半是来自“发布会”，是人家推送过来的，其中不少是通过国内专家之口传播出去的。

我看到国内经由外国“转手”过来的消息，如果工作上有需要，一般会到相关原始出处查一下，经常可以发现那些信息早就已经公布，在公开网络上可以免费获得。两年前我自己做了个小小的案例研究，发现一条我国应当关注的信息延误至少半年时间才通过第三方报道传导到我们这里来的。

2006年3月3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了其驻东京通讯员写的报道，提到日本文部科学省建立了一个专门收集分析中国科技情报的“中国情报中心”。《联合早报》电子版同日上网，30日当天和31日起国内多家网站和报纸纷纷出现了类似的新闻，反应不算迟缓。这个消息“眼球吸引力”较大，直到4月中旬还有几个内地媒体将其当作新闻在报道。但是仔细分析这些报道可以看出，所有国内不同媒体报道的核心事实部分几乎全部来自《联合早报》，甚至还屡屡出现不准确的解读。据笔者调查，早在2005年8—9月间日本有关建立“中国情报中心”的明确信号已经在网络上发布。2005年10月18日该中心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人在中国某机构公开讲话，明确提到2006年将建立“中国情报中心”，然而在国内没有引起任何反应。这就证明对一些重要的国际信息，即便是可以通过某些渠道获得，我们还是多么依赖外部的供应。

如果说由于外国强势媒体资源丰富，我们要跟它们竞争一手国际新闻有困难，那么假如在跟进之后能够进一步挖掘，也可以有所弥补，甚至可以对与我们直接有关的消息加以深度解读。由此可见，整体上来说我们的信息环境和信息能力是大有改进余地的。日本某杂志多年前就主张，国家的情报分析力是衡量国力的十大指标之一。我们要充分认识这种能力的重要性和目前我国存在的不足，而信息技术应用的进步并不意味着这方面能力的自然提高。

在国内信息方面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况，现在社会上人人喊打的“特殊利益集团”影响公共决策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控制信息的流通。对于公共决策来说，由于政府一般拥有完整的体系构架，主动报送的信息应该是相当充分的，因此尤其要注意“缺少什么”信息。因为来自社会上各种不同群体、反映不同利益的信息，单独来看很难做到完全公正平衡，这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关键是是否能建立一种能够让所有意见（包括少数人群）都充分表达的信息环境，这对决策者能否真正从公共利益出发正确决策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一文里表达出的意思，对外来的东西我们要自己主动去拿，自动送上门来的不但未必都是好东西，而且往往需要格外小心。尤其在这个高度竞争的国际社会里，对决策有用的信息主要应当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发现、寻觅、挖掘和验证；同时必须对推送到自己面前的各种信息进行筛选和研判，对此领导人作为决策者必须警惕，而专职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则是责无旁贷。

集体决策有一定规则，不遵守集体决策规则，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协商出来的决策有时候错得很离谱，那是因为大多数人的意见会左右少数其他协商者的看法。虽然群体会比单独个体有更高的道德标准和智慧，但是，协商往往以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

美国心理学家谢里夫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做过社会心理学中的从众行为的实验研究。但经典的从众行为实验，是心理学家阿瑟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过程如下：将长短不一的三条线平行等距放在一起，分别标A、B、C，然后在这三条线的旁边再画一条线，与B线等长，作为测试线，让测试者找出这三条线中哪条线与测试线等长。

本来视力正常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结果，但是，测试者做了一点手脚，在被测试的人群中，安插了“自己人”。他让“自己人”先回答问题。最后的实验结果让世人不可理解：如果前一位选择A时，将有3%的人回答错误；如果前两位都答A时，将有13%的人都选A；如果前三位都答A时，错误率立即上升到33%。

阿瑟实验不是测试视力，而是心理测试。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很多人进行是否判断的标准之一是看别人是怎么想的，尤其是当我们要决定什么是正确的时候。因为“当大家都以相同的方式去思考，就没有谁会去想得太认真”。成员们草率地同意了错误的解决方案，接着互相反馈，使整个群体产生错误，悲剧由此而生。

美国入侵古巴猪湾被彻底击败后，肯尼迪说：我们怎么会这样笨？然而，策划这次行动的全是美国的精英。他们并不是因为智商导致的失败，而是因为他们遵循着一条差劲的过程达成决策才导致他们的失败。在决策前有一位专家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入侵古巴应谨慎对待。但是，当进行最后决策时，一位老兄把他拉到一边，俯耳忠告：“你不想找麻烦就别再提出你的想法，肯尼迪总统已经拿定了主意。”这位专家因此在最后决策时，避而不谈反对意见。

在处理突发事件时，由于没有预案，对信息不掌握，又必须马上做出决策时，使群体的成员处于巨大的压力下，每个人都没有主意。由于决策的重要性、复杂性、与现实的紧迫性，往往是决策框架或政策上的可供选择方案不管是好是坏，只要谁先提出意见，谁的意见就可能被马上采纳，使群体很快形成一致思维。而这时的信息收集也呈现出一面倒，努力附和这个方案。

有时候，决策正确与否并非全与学历和智商有关。在紧急情况下，任何一个人的经验都可以干扰群体的决策，甚至在集体决策中起决定作用。因此，集体在决策时，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下，对经验也须质疑，决策的依据更多的应该是数据。

如果一个人搞错了方向，可以很简单地转向、还原或归零。但是，如果一个群体跑错了方向，要把他们纠正过来，就需要较长一段艰苦的时间和较大的代价。

决策讨论或协商要得到更多的方案：一是领导要避免提前透露自己的意见。日本决策小组有个规定，就是职位低的必须第一个发言，依次轮流发言，最后一个才是拍板的人。二是专家避免提前透露意见。我国黄河有个大型水电站，建于建国初，当时苏联专家定调了，认为方案可行，与会国内专家包括领导为了“讲政治”都举手赞同。虽然有人提出建坝要考虑淤沙沉积的问题，但专家们的一致意见已经定了。结果每年都要花巨资清理河道，连年亏损。三是寻求差异。成功群体审慎讨论要靠对冲突与异议的技巧管理。在会议的早期阶段，应鼓励群体成员各自抒发自己的见解，以求差异化。群体若要得出一个结论，一靠事实，二靠思考周密的争论。通用汽车前任董事长施诺安在主持一项会议时说：“各位先生，我认为我们都同意了。所以我建议这件事留到下次会议时再讨论，让我们有时间想想不同意的理由。或许可以更了解这个决定的意义。”只有不同意见都充分表达，才可能得到更多的方案。

按：作者丁学良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国际经济研究的数据证实，在1990年代初期以来的最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在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国家或经济体中，受益最多。

今天众多的中国年轻人很难想象，就是这个高效地搭上全球化快速列车、实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和迅速增长的发展奇迹的中国，30多年前，是一个比当今伊朗还要孤立的国家。

怎样总结中国开放三十年的历程，特别是它的对外关系？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回归理性与常识的道路。

在30年以前，中国的政治家们遇到的外交挑战是：如何针对那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把这个伤痕累累的国家从“文革”的疯狂状态，重新带回世界发展成功的主流体系？这个体系众所周知，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一个虽然很不完美、但仍然是在世界上相对来讲最有效的经济体系。

那时摆在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如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人面前的最重要的外交事务，是怎样大面积地减少中国在国际上的敌人。这对邓小平这位最高拍板人来讲，是最大的挑战。或许对今天35岁以下的众多中国人来说，那是很难想象的，因为他们并不清楚那时的中国以及世界是怎样的状态。

1978年以前的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孤立的两三个国家之一。中国从“文革”开始以来越来越激进的国内政策，把中国的对外交往也带入绝境，几乎是到处为敌。

一个鲜明直接的例证是当时的政治口号。当时的中国，但凡重大的节日或重要场所，比如首都国际机场，最醒目的口号有：“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

这些口号生动地表明中国的敌人包括哪些。可以说，那个时代，无论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还是中国周边的国家，几乎统统是敌人。

在这些好战的宣传语言后面，可以强烈感受到，那年代中国处理国际关系时，树立的是什么目标。在“文革“期间，中国把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兜售自己的革命模式，作为最重要的外交目标。所谓中国的革命模式，就是要发动武装革命的游击战，即中国共产党当年依靠农民和贫困的边缘分子来推翻本国政府的成功模式。这比输出单纯的毛主义意识形态更为激进。

尽管在以上三个“打倒”的口号旁边，当时中国官方的另一个口号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但它激进的对外政策把这个口号变成了一种孤独者心理上的自我安慰。

所以，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口号相反，那个时代的中国面临的实际状况是“我们的敌人遍天下”。那时候，在全天下的政府当中，中国基本上没有朋友：因为中苏意识形态之争，它和整个苏联集团搞翻了；因为冷战的因素，它和整个西方集团差不多也搞翻了。而罕见的是，它和周边的国家也基本上全闹翻了。按理说，类似东南亚地区的周边国家，比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既不属于苏联集团，也不完全属于西方集团，中国也无法与它们正常相处。原因很简单，中国支持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游击队去推翻所谓那些“反动派政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年代中国虽然喊着“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但是中国在全球能够称之为朋友的政府，只有一个，即被称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的明灯”、人口只有几百万的阿尔巴尼亚。即令是曾以“鲜血凝结成战斗友谊”的邻国北朝鲜，也一度被中国认为是在中苏之间玩“平衡游戏”的修正主义国家而予以疏远。

那种罕见的全球孤立状况，对中国来说负担太沉重了！因为中国不能和绝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发生正常的贸易关系，中国驻外使馆的外交官们也不得不服从国内极左的意识形态，很难在国外展开正常的外交活动。这样一个庞大的欠发展的穷国，在国际上没有正常的经济贸易交往、没有正常的技术交往，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间的交往之门被紧紧关闭。在中国周边，没有一个善意的眼光。中国成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敌意的焦点，由此带来的压力实在是难以估算。而中国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下，为支持“帝修反”国家的激进派共产党、游击队，投入了惊人数额的资金，去协助那些造反集团，这些援助的总数，至今仍是机密数字。

中国对国际上或“文”或“武”的造反集团的支持，直接导致那些国家政权的反弹，反弹不仅是针对中国政府，更殃及那些生活在海外的华侨族群。那些持有中国国籍或放弃了中国国籍的华人在他们的客居国，被认为是中共的“第五纵队”，是特别具有潜在威胁的族群，因此而受到迫害，承受这种迫害带来的人身和财产的损失。比如，1960年代末的印度尼西亚，因为中国支持印尼共产党，刚上台的苏哈托军事政权在印尼全国进行了一场大屠杀。这场屠杀导致大约250万人被肉体消灭，而其中约有100万是华人（这一数据在国际学界存在分歧，也有学家认为，相关数字只有前述的50％）。直到今天，并没有对这场屠杀进行彻底的调查。

三十年前邓小平要做的，就是要把中国的外交政策从输出激进的毛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革命的模式，扭转到尽可能与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政府关系正常化的轨道上来。

中国对外政策要大转向，从支持“文的”、“武的”极端造反派团体，改成对最发达国家的政府正常往来，与周边国家的政府和平相处。这是一条回归国际社会主流的理性之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面积减少敌人”的基本扭转。没有这种扭转，中国不可能接上世界经济的主流，不可能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组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逐渐接轨。

尽管这种对外政策的转变与当时中国国内政治的根本调整有关，但必须点明，中国转型初期的最高决策人邓小平，在处理对外事务上确实显露了高瞻远瞩的全球视野。因为像华国锋那样的毛主义信徒，在1970年代后期就拒绝作这种大转向。

这是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在对外开放中最为明智的一步。这一步跨出去，使中国卸掉了在国际社会里对全球输出颠覆和动乱的糟糕形象。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贸易和技术的交往，才逐步走向稳定的发展。尽管这中间不乏美苏争夺世界影响的驱使，美国希望中国成为制衡苏联的力量。但要特别点明，1978年以后，中国的外交关系已从意识形态考量，即主要是激进的毛主义定位，变为对中国基本的国家民族利益的考虑。这个改变是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国家民族利益是可以用理性的办法算出来的，它以实际功利和实际效果为导向，而不是以对狂热的革命终极目标的向背来判别。

这是开放政策底下的最重要的观念架构。在毛泽东时代的后期，中国基本上没有国家民族利益的概念，那时中国的外交领域异常敏感，稍有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建议或意见，就会被激进派攻击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冠以“出卖革命利益”、“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帽子，然后就是把你往死里整。直到今天，我们有时还能在网上或者媒体的言辞间，看到这种极端主义、非理性主义、恐怖主义的言辞遗风——拒绝理性的对话，全是民粹主义的声讨。

中国对外政策30年前实现的第一步转向，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现实的利益。多项国际研究表明，1990年代初期到现在的全球化新一波浪潮里，在全世界最主要的国家或经济体中，得益指数最高的就是中国。可以断言，如果没有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当年的对外政策大转向，中国不可能搭上这列全球化的列车，不可能获得这样多的实际利益。尽管这过程中中国也付出了种种代价，但整体看来，所得远远超过所失。

按：作者丁学良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依从邓小平的设计，中国从站在国际社会外面作激进的挑战，到回归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迄今已有30年。三十年后，已把对外开放奉为基本国策的中国突然发现，他们似乎非常熟悉的对外事务却遇到空前的挑战。最近的例子便是这次奥运火炬传递，抗议之声随处可闻。那些激愤的面庞，对希望拥抱世界的自信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震撼。

这也许是当今的中国，或者是下一代的中国领导层要认真对待的最重要的外交问题之一。实际上，走向世界的中国遇到的麻烦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不是从奥运火炬才开始的。

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间，学会了与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及周边国家的政府打交道的本事。政府对政府的交往已进入程序化的操作，中国外交人员的办事技巧也日益成熟。相比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过去这些年中国在对外交往上，是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

但是，中国政府和政治精英们却发现，一个较之三十年前更为吊诡的新型挑战在最近十多年里一直挥之不去。这个新挑战就是：等到中国的政治领导层学会了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政府打交道的能力和技巧之后，国际局势却在冷战结束之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大变化。

1992年以来的冷战后时代，国际局势最戏剧性的重大变化是：NGO（非政府组织）和 GCS(Global Civil Society 国际公民社会)开始冒头奋进。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最流行的口号之一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实际上这个“人民”当时指的是其他国家边缘化的底层人士，或者极端主义的团体。那时中国的策略是要和这些最极端的团体和个人手拉手，来对抗他们国家的政府。到了邓小平时代，不愿意四面为敌的中国认真着手与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政府实现关系正常化。按照中国政治精英的思路，只要把一个国家的政府搞定了，也就把一切都搞定了。然而问题在于，近十几年来的国际社会已经迥异于冷战时期。以前存在于口号里的“各国人民”，现在成了新麻烦的一个主要来源。

迅速冒头奋进的各国NGO和GCS，在我看来是中国的外交和对外开放上，遇到的最大的两个挑战之一（另一个将在后一篇文章里讨论）。

从二战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再到冷战结束前夕的四十多年时间里，世界上的非民主国家阵营，当然一直把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锁定为政府最高层绝对垄断的领地，不但普通老百姓绝无机会涉足，地方政府也无缘置喙，就连当年中国政府的二把手周恩来都说，“外交无小事”，“我授权有限……”。那时的中国，外交大事完全由毛泽东一人拍板。

即便在西方成熟的民主政体中，虽然它们的国内政治生态多元，多政党、多团体、多种政治声音可以公开参与竞争，但外交领域在冷战期间，也基本上是行政部门最高首脑们的垄断领域。在这些西方国家，“民主参与”体现在国内政治，而不是对外政策。

冷战结束后情况开始变化，一个越发明显的趋势是：大量的NGO和GCS的兴起，使得传统上是西方国家行政首脑和政治精英们垄断的外事领域，一下子被NGO们和GCS猛然挤了进来。他们先是推门，接着就是打破门闯了进来。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现在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IMF）开年会，要到处躲着。躲谁？就是怕这些NGO们和GCS。在冷战时代，国际事务包括国际金融事务，基本上都是政治精英和行政最高层关起门来运作，大不了有些大公司在外围游说，普通公民很少能够进到这样的场合发声。冷战时期在战争乃至核冲突可能爆发的阴影下，“国家安全”是各国政府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对外政策自然被行政高层垄断。那时的地球基本上被冷战划出的壕沟所分裂，“西方”与“东方”泾渭分明，并无全球互动的常规过程。重要的政治经济的决策，都在各自的区域内完成。“国家”是重大利益分配、得失、博弈的主角。

冷战结束后，国际事务中的“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独断的状况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也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这种空前的变化，对开放国门才30年的中国来说，显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其他国家形形色色的NGO和GCS，开始介入过去被政府高层垄断的国际事务中来，它们就各自最关心的利益、话题或理念，对相关事务发言、参与或抗衡。信息技术的发达，解决了这些各国散兵游勇们参与国际事务的大障碍。通讯联络异常廉价迅速，全球联系和协调的成本急剧下降，互联网等使得“地球村”从乌托邦变成现实。

冷战结束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中，还带来另一个深刻变化。在这些国家的青年人心中，Nation-state（即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这个概念渐渐淡化。对他们来说，个人利益和 Group interest（群组利益）是最实在的东西。这在欧洲尤为明显，Nation-state 对于那里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上一个世纪的概念，对他们来说，很多事务都是以他们关心的问题和价值观来划分，比如环境问题、性别平等问题、同性恋人的权利问题、单亲妈妈问题以及宗教、公共卫生等等，这一切越来越难再以Nation-state来界定，愈益呈现出跨越国界甚至跨越洲界的特点，“国家”概念越来越淡漠。

NGO和GCS的兴起，对于以前通常由Nation-state主宰、由行政最高层垄断的外交和国际事务领域，有了越来越广泛深刻的影响力。他们用各种方式跨进这块禁区，而且往往是用令人猝不及防的招数强行进入这个禁地。

本次奥运火炬传递所遇到的，正属于这种情况。今年初，我曾与中国的几位官员聊天，当时我说：目前我看不出来在当今世界上，会有哪个国家或地区会动用政府的力量来破坏北京奥运会。如果真有的话，唯一可能的就是陈水扁领导的台湾政府。而其他最可能对北京奥运会抗议、叫板的，一定是国际上某些NGO组织。尽管那时我并未料到事态发展得会如此严重，但后来的事态验证了我当时的基本判断合乎实际。

不过，中国政府和官员迄今还未有冷静、系统、客观、全面地研究这些现象或趋势。

NGO和GCS的出现，是全球互动史上的空前变化，其基本特点是：形形色色的NGO和GCS，很难用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概括界定。以前分析国际政治事务，最基本的无外乎两个大框架：Nation-state（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的框架，或者意识形态的框架。当年邓小平引导中国从激进的意识形态为旗帜的对外关系，转到以Nation-state 为主的对外交往。他引导的那个转向，中国跨得相当好。然而冷战之后，国际舞台戏剧性的大变化，却使我们今天不能再用老的意识形态框架来界定世界，也不能用Nation-state的框架来涵盖一切。那些出现在今天国际舞台上的新来者们，目标千差万别，有些组织关心的问题在大部分中国人看来或许很好笑，比如“动物权利”。但凡遇到一些国际会议，这些动物权益组织就会跑去呼吁。此外，像同性恋者的婚姻、环保激进组织等等，以及在全球化过程中，那些认为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体，如南韩的农民。近几年每次WTO的年会，那些农民都会去闹一闹，前年他们在香港的闹场，令人瞠目结舌。这些团体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为吸引媒体的眼睛，他们会采用各种戏剧性的、夸张的行为，且必须是新型的、非传统的形式。

这一切，造成令中国政府官员头疼的一大堆问题，而且到现在为止，看不出他们能拿出奏效的对策。

应对国际上形形色色的NGO和GCS，你很难依靠一而贯之的意识形态目标；你也不能用某个国家的政治归属或公民归属来界定他们，他们的联系很多都是跨国界的，他们自己国家的政府也管不住他们，他们也经常令本国的政客难堪。你也很难用固定组织的方式来对付他们，他们之间往往只有观念或者目标的一致性，却没有组织上的“总司令部”、全球的一致系统。这些人是新世纪国际舞台上的散兵游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是issue organization，亦即由一些具体的事件吸引和在有限时段里协调起来的力量。平时他们各干各的，一遇有事件，便一声呼啸聚成网络，出招施压。他们的战术，也不像以前在国际舞台上“以国家为行为主体”的基本运作模式。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对抗，一国政府最初通常会以政治手段或者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如果不行，再采取经济制裁，或动用自己的秘密机构，比如CIA或者英国的军情局、苏联的克格勃等，去扶持对手的敌人，或者暗杀、策动政变等。当所有这些手段都失效时，战争或者战争的威胁随之而来。

但是国际上的NGO和GCS，并不以这些手段来运作，他们每遇到一个机会或问题，就会自主地发展出一些技巧和手段，下一次这些技巧和手段会不会再用，你还说不准。下一次他们会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出招施压，多半也是未知数。这很像新兴股票市场上的投资，任何一支股票，都有可能发生奇迹，但很难作为下一步投资的定规。这些散兵游勇结成的issue grouping（即以共同关心的问题为连接的群体），有着巨大的多变性、多发性和戏剧性，让官僚机构防不胜防。

过去三十年的对外开放，让中国学会了搞定各主要国家的政府。但冷战结束之后，这个天下变了，政府不再是国际舞台上的唯一玩家。遗憾的是，中国政府对这一国际趋势不敏感。中国的官员里也并非无人关注这些现象，但这种关注，还没有发展成冷静、客观、系统的研究，导致中国政府官员面对国际上的突发事件，常常束手无策，很尴尬。

问题的深层根源何在？因为中国政府没有允许国内的NGO以法律保障的足够空间来发展，并让它们成长后参与国际社会关心的种种事务。因此，中国政府官员在某种意义上是淡水鱼，他们对所有淡水系统里的大鱼、中鱼、小鱼，对付起来已经游刃有余，但对新的国际形势下冒出来的那些咸水鱼，却没了招数。他们对那些海里来的鱼，还想用解决淡水鱼的方法来对付，当然力不从心。

中国政府若想发展出与国际上形形色色的“咸水鱼们”打交道的视野、观念、策略和技能，除非日常生活里有机会和国内形形色色的NGO打交道。否则，永远被动。换句话说，你必须让中国的淡水鱼，也变成能到大海里搏击的咸水鱼才行。

在西方，政府官员们最初也被那些新型社会运动搞得焦头烂额，但他们很快适应了。因为这些官员在国内常遇到这样的挑战，于是突发事件变成了常态。他们明白了，这些NGO和GCS是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长期存在的行动者，不管将来怎样，他们都会是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如果中国政府和政治精英们不能以冷静和开放的胸怀来应对这个世界事务的新局面，要把“和平崛起”推展下去，显然会难关重重。任你制定了再好的国际政策和外交战略，若眼中只有外国政府而没有国际上的NGO和GCS，当遇到随时可能的突如其来的挑战，一定会手忙脚乱，事半功倍。

按：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

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一份《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所言：“世界经济已经进入新的不稳定地带。”也许最引入瞩目的地方可能是一些矛盾现象：一边是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一边是信贷市场崩溃；一边是新兴经济体高速增长，一边是美国开始步入经济衰退。那么，我们处在什么境况？我们何以至此？我们该怎么做？

《世界经济展望》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在去年第四季度至今年第四季度之间，美国经济可能下降0.7%。与今年1月份《世界经济展望》所预计的增长0.9%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此外，预计美国经济在未来四个季度的增幅将只有1.6%。与此同时，预计欧元区去年第四季度至今年第四季度之间的经济增长率将减至仅0.9%。

在最重要的高收入国家跌跌撞撞之际，新兴经济体的增速却将只会略有下降：亚洲新兴经济体今年的增长率为7.5%，其中中国为9.3%，印度为7.9%；非洲经济今年预计将增长6.3%；西半球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幅为4.4%。

总体而言，预计全球经济增速将显著下降，从去年的4.9%降至今年的3.7%（按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以市场汇率计算的降幅更大：将从2007年的3.7%降至2.6%。即便如此，全球经济增速仍将远远高于2001年和2002年的水平。

因此，目前的情况应该是“大地震，但伤亡不大”。然而，这一预测伴随着两个重大事件：金融危机和大宗商品价格冲击。《世界经济展望》对金融危机的描述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休克”。至于大宗商品价格冲击，既可能是通胀风暴“风起云涌”的结果，也可能是经济增长达到极限的结果（或者，更可信的是，两者兼而有之）。

毫不奇怪，《世界经济展望》的结论是，总体风险偏向下行方向。可以列举的下行风险很多：不断恶化的金融环境；通胀风险；石油市场进一步遭受负面冲击；全球收支“失衡”的无序释放，尤其是如果投资者认为美联储已经放弃了保持美元购买力的职责的话。

导致我们落入这一境地的至少有5个原因：新兴经济体加速增长，尤其是中国；大型新兴经济体的储蓄大大高于投资，尤其是中国和石油输出国；高收入国家长期的低通胀和相对稳定的经济活动；金融自由化与创新；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

过去5年，新兴经济体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中国占四分之一；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约占另外四分之一；所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量占全球经济增量的三分之二（按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此外，《世界经济展望》指出，“自2002年以来，全球石油产品和金属消费增量的90%以上、全球粮食消费增量的80%以上”来自这些经济体。（其余的粮食消费增量主要来自浪费极其严重的生物燃料工程。）

新兴经济体还是巨大的资本出口国。去年，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高达11.1%。石油价格上涨也导致收入向高储蓄国家转移。IMF预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总额今年将达到7290亿美元。他们的过剩储蓄大多被高收入国家吸收，因为高收入国家自由化的金融体系，善于以所需的规模将信贷引向有意借贷的人：家庭。

美国一直是这些国家中最重要的一个。为了使国内经济产出基本保持在潜力水平上下，美联储接纳了这些资本流入。不过，在一个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环境中，由此而来的各种过度，导致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混乱。

最后，我们应该怎么办？《世界经济展望》支持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行动，并建议欧洲央行放松货币政策；它建议某些国家酌情实施财政激励。它还提议一些新兴经济体允许货币进一步升值，并提高利率，尤其是中国。

首先，全球收支模式能否平稳调整，而不至于在几年后激发新一轮金融危机（可能是在新兴经济体）。这些新兴经济体的金融状况现在是否足够强劲，能够安全地承受经常账户赤字？

第二个问题是，在严重的大宗商品价格冲击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如何实施货币政策。通胀鹰派人士认为，其它所有商品的价格涨幅都应该压下来。其结果将是一个较长的低增长期。与此同时，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持续的时间越长，反对这一论调的难度就越大。

第三，对于一个如此严重失灵的金融体系，我们该如何处理。监管层面应该进行何等根本性的改革？是否真的存在某种做法，能够使得金融体系不易诱发危机，同时还保持创新性和灵活性？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高收入国家能否保持某种政治共识，支持一个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在我们的公民遭受金融混乱、房产价格下跌、经济衰退和基本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的时候，我们如何说服他们相信，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这个时代最光明的亮点，对此应当欢迎，而不是心怀不满甚至抵制？

今年是一个转折点。需要由我们让它转向正确的方向。这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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