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18日·第49期）
浙报集团参股公司大立科技即将上市
全国2008年度报刊大收订完成情况通报
北京奥运期间运动员开博只能写个人
《纽约时报》裁员百人应对竞争压力
美四大报业集团创建网络广告销售联盟
传统媒体如何能够不死？
春来春又去：台湾报禁解除20年
周为民：否定书生办报是不对的
冯仑的“风马牛”
华尔街日报：北京奥运遇政治话题困扰
浙报集团参股公司大立科技即将上市
据中国证券报等/2008-2-14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发起人、第二大股东的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大立科技；股票代码：002214）2008年2月18日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公开发行2500万股社会公众股，上市流通股本2000万股。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大立科技1053.5万股，占总股本的10.54%；其中，877.92万股2009年2月18日可上市交易；175.58万股2010年4月25日可上市交易。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第一大股东庞惠民持3157.417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57%。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经浙江省人民政府2005年10月10日出具的浙政股[2005]59号文件批准，由浙江大立科技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即股份公司由原浙江大立科技有限公司的40 名股东（其中自然人38 名、法人2名）作为发起人，以经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定的浙江大立科技有限公司截止2005年8月31日的净资产6000万元为依据，按1：1的比例折成股本6000万股。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前后，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
大立科技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7500万股，本次公开发行2500万A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为10000万股。本次发行的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00%。
本次发行的股份每股发行价 6.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17000万元。联合证券预测股票上市后股价的合理区间为18-20元/股。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红外热像仪系列产品和数字硬盘录像机系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红外热像仪主要用于军队、电力、化工、冶金、建筑、消防、科研、安防等行业；硬盘录像机主要用于电力、电信、金融、交通、政府机关、工厂仓库、机场、码头、超市、娱乐场所等领域的安防监控。公司是国内较早从事红外热像仪研发、生产的企业，是国内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民用红外热像仪生产厂商之一，在国内民用红外热像仪领域的市场占有率超过20%。
大立科技发展历程
1、1984年8月浙江省测试技术研究所成立
2、1993年6月改为浙江大立机电技术开发公司
3、2001年7月改制成立浙江大立科技有限公司
4、2002年9月设立大立科技上海研发中心
5、2004年12月公司产业化基地建成投入使用
6、2004年12月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注资浙江大立科技有限公司
7、2005年10月变更设立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报集团2004年12月开始介入
大立科技公司的2名法人股东，除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外，另一家为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771423，占总股本的1.77%。
1、2004年12月，浙江大立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及股权转让
2004年12月7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每股5.81元的价格对有限公司增资280万元，合计出资1626.8万元，增资后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为2799.8096万元。2004年12月10日，董事长庞惠民代表全体股东与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2004年12月14日，有限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庞惠民等30名自然人股东将其拥有的有限公司出资额140万元转让给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每股5.18元，转让价款为725.2万元。2004年12月18日，董事长庞惠民代表上述股东与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经过上述增资及股权转让后，浙报集团成为第二大股东，持股15%。
2、2005年8月，浙江大立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2005年8月22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同意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以每股7.08元的价格向有限公司增资70.6215万元，合计出资500万元，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从2799.8096万元增加至2870.4311万元。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成为大立科技股东。
3、浙江大立科技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
2005年9月9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将有限公司以截止2005年8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按1：1的比例折为股本，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2005年10月10日，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政股[2005]59号文件《关于同意整体变更设立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有限公司以经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定的净资产6000万元，按1：1的比例折成股本6000万元，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
全国2008年度报刊大收订完成情况通报
据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业务函〔2008〕6号/2008-1-18
2008年1月18日，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发出《关于2008年度报刊大收订完成情况的通报》，相关情况摘录如下：
（一）总体情况
截至2007年12月31日，全国一次性报刊大收订流转额（含全额集订分送）实现114.76亿元，完成计划103.72%，同比增长11.81%。各省（含自治区、直辖市，下同）邮政公司均完成了收订计划。
其中，进度列全国前5位的是：贵州114.41%、广东109.69%、吉林109.11%、重庆108.54%和江西107.27%；
同比增幅列全国前5位的是：贵州23.55%、广东18.38%、重庆17.21%、江西15.84%和吉林15.23%；
一次性收订流转额绝对值列全国前5位的是：江苏9.73亿元、浙江8.34亿元、山东7.49亿元、广东7.46亿元和上海7.42亿元；
流转额绝对值增长列全国前5位的是：广东1.16亿元、江苏1.02亿元、浙江0.76亿元、上海0.68亿元和河南0.68亿元。
2007年11月中旬至12月初的三个星期是报刊收订的高峰期，其间实现的流转额达到50.45亿元，占全国一次性大收订流转额的44%。
（二）主要报刊收订情况
1.党报党刊收订情况
中央党报党刊收订流转额11.43亿元，同比增长7.89%。其中，《人民日报》收订228.47万份（含中央面向西部12省行政村党支部赠送部分），同比增长11.28%；《求是》杂志收订120.85万份，同比增长2.89%；《光明日报》收订48.26万份，同比增长7.14%；《经济日报》收订53.34万份，同比增长11.21%。
各省共收订党报441.60万份，实现流转额10.96亿元，同比增长2.02%。20个省党报流转额实现了稳中有升。
2.新华社系列报刊收订情况
新华社系列报刊共收订439.08万份，实现流转额5.95亿元，同比增长6.79%。其中，《参考消息》收订228.61万份，同比增长4.60%；《半月谈》收订125.06万份，同比增长1.44%；《瞭望》收订12.05万份，同比增长5.23%；《瞭望东方周刊》收订7.37万份，同比增长44.35%。
3.行业报刊收订情况
行业报刊共收订283.55万份、实现流转额6.14亿元，同比增长9.74%。其中，《检察日报》收订33.29万份，同比增长9.95%；《中国纪检监察报》收订52.34万份，同比增长10.47%；《中国环境报》收订21.07万份，同比增长13.58%；《人民公安报》收订24.26万份，同比增长16.89%。
4.畅销报刊及潜力报刊收订情况
全国共收订畅销报刊1255.18万份（册），实现流转额9.02亿元，完成收订计划102.36%，同比增长14.98%。有10个省完成畅销报刊收订计划。其中，进度列前5位的是：河南132.52%、重庆128.93%、西藏125.76%、海南119.81%和湖南118.32%。
集团公司确定的60种畅销报刊和潜力报刊期发数增长12%的目标基本实现。其中，进度列前5位的是：《东方女性》244.01%、《37°女人》228.53%、《特别文摘》218.45%、《环球人物》163.76%和《时代邮刊》150.97%。《环球时报》收订59.01万份，完成计划的107.94%，同比增长21.46%。
重点城市共收订重点报刊393.18万份，同比增长10.7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未达到集团公司的总体要求。
北京奥运期间运动员开博只能写个人
据新华网北京2月16日电
国际奥委会2月15日大放“绿灯”，历史上第一次允许运动员在参加奥运会期间写博客。不过国际奥委会表示，运动员的写作需要遵守有关规定。
此前国际奥委会规定，出于防止机密泄露或侵犯版权、转播协议等方面的考虑，运动员在奥运会期间不能写博客。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奥委会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允许运动员根据“一定的格式”在参加北京奥运会时写博客。
国际奥委会相关负责人说：“国际奥委会认为博客应该是运动员抒发个人情感的地方，而不是写新闻稿的空间。国际奥委会规定，在奥运会期间，运动员在博客里只能写个人的、与奥运会相关的感受。”
除此之外，国际奥委会还规定，运动员在8月8日至24日的北京奥运会期间，不能在博客内刊载任何视频、音频文件，也不能刊登有关第三方的机密信息。
此外，运动员或官员只能在博客内公开非奥运转播区域拍摄的照片，但是国际奥委会允许他们刊登在转播区域内只涉及个人形象、不涉及比赛本身的照片。这些都是国际奥委会保护媒体权益的做法。
国际奥委会同时规定，博客的主人不能与任何公司签署合同独家发布自己的博客，并且不能用于商业用途，内部也不可放置广告。此外，博客的内容应符合奥林匹克精神中“品味高雅”的原则。
《纽约时报》裁员百人应对竞争压力
据新华社2月15日电
受美国经济走弱和来自网络媒体竞争压力增强影响，美国《纽约时报》2月14日宣布，将在新闻采编人员中裁员100人。
《纽约时报》执行总编比尔·克勒14日对雇员说，裁员将主要通过人员退休后不再雇佣新职员和买断工龄的方式实现，但也可能采取解雇方式。
《纽约时报》女发言人凯瑟琳·马西斯说，报社编辑部共有1332名雇员，此次裁员占所有采编人员总数的8%左右。
去年，《纽约时报》母公司纽约时报公司对旗下《波士顿环球报》和《伍斯特电讯和新闻报》裁员125人，在此之前，公司还没有对《纽约时报》采编人员实施裁员措施。这次裁员将使《纽约时报》的采编人员人数近年来首次出现减少。
美联社说，全美各地报业公司目前均在实施减员等节约成本的措施。经济形势整体走弱和来自网络媒体的竞争让报纸广告收入受损。
总部设在美国芝加哥的论坛媒体公司13日宣布，旗下《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和其他数家报刊将减员数百人，这是公司为降低成本采取的最新措施。
来自美国报业协会的数字显示，美国报业广告收入一年多来一直在下滑。
美四大报业集团创建网络广告销售联盟
新浪/2008-2-15
北京时间2月15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四家报业巨头已经联合起来，计划创建一个网络广告销售联盟，这是最近几年来报纸行业成立的第二个网络广告联盟。
Gannett、Hearst、纽约时报和Tribune等四大报纸发行商将成立一个网络广告销售网络，并将其作为一家独立的公司，名为“quadrantOne”。 quadrantOne将允许全美广告客户购买特定报纸网站的广告位。报业集团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一个新的营收来源，以弥补传统报纸销量持续下滑带来的负面影响。
据四家报业巨头称，QuadrantOne将包括超过120份报纸，所有网站每月的独立访问者人数达到5000万人。根据协议，四家公司都将向QuadrantOne注入资金。这一网络广告销售网络并不包含Gannett旗下最大报纸《今日美国》和纽约时报，因为这两家报纸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全美销售业务。不过，Gannett和纽约时报将把自己的本地报纸加入QuadrantOne，例如后者的《波士顿全球》。
通过QuadrantOne，广告客户可以更加方便地从本地报纸、以及本地电视附属公司的网站购买广告位，无需分别同多家公司打交道。quadrantOne临时CEO达纳·海耶斯表示：“如果广告客户只需打一个电话就能完成此前需要打100个电话才能完成的工作，那么他的选择也就显而易见。”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报纸行业过去几年陷入了困境，发行量下滑，广告营收持续走低。为了在困境下生存下去，很多报纸公司纷纷出台了旨在削减支出的措施。例如，纽约时报本周四宣布将于今年裁掉100个编辑部职位，这将成为该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裁员。此前不久，Tribune也宣布将裁员2.5%，涉及《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以及《巴尔的摩太阳报》等等。
与大陆一峡之隔的台湾，目前的传媒业怎样，传媒同仁在关注什么？本期转发台湾《数位时代》2008年2月号和《台湾光华杂志》2008年1月号的两篇相关文章，供大家参考。
传统媒体如何能够不死？
台湾《数位时代》/ 2008-2-11
新旧媒体地位正逐渐转换，面对网络新媒体的壮大，不论是东、西方电视圈、杂志界的媒体专业人士，都异口同声、斩钉截铁地说：“传统媒体不会消失！”凭着打不赢就加入的信念，传统媒体纷纷开始运用网络，尝试新的营运模式。
近两年出版界可说是冷风飕飕，先是2006年一口气停刊了六家报纸，接着2007年的杂志界也推起停刊骨牌，从计算机类到娱乐类全都不得幸免，如《PC Office》、《Look》、《钱柜》等，可嗅到冬日将近的气息。
这股寒气并非台湾独有，如成立九年、探讨科技议题的美国杂志《Business 2.0》，在去年十月出了最后一本刊物，让不少人惋惜，甚至引发网友在社交网站Facebook联署复刊。虽说不舍之情有些感人，但也可从中看出旧媒体的衰败、网络新媒体的崛起，旧媒体甚至得靠新媒体扶助才有机会复生，这也显露新旧媒体地位正逐渐转换。
除了停刊外，出版界能做什么改进，以带进更多的阅读群众？答案可能是经营网络、加强网络影响力了！老字号的美国《时代》杂志重新定调它的网站属性，着重以实时新闻为主；而台湾的《远见》杂志在今年宣告网站改版，另外《天下》、中视、三立电视等传统媒体则在YouTube网站设置专属频道，期望可以接触到新的、较年轻的阅读族群。
虽然网络人口年年增加，网络媒体也是年年增加，该如何抓住网友眼球？2007年11月举办的第四届台北国际杂志研讨会，就数字化内容，全球菁英有着面对面交流。其中日本日经集团跨媒体部门总经理渡边洋之指出，拥有《日本经济新闻》报纸的日经集团，拥有多个独立网站，原生性内容绝不和纸本杂志打对台，每年新增2～3个网络新频道，成为一个年年获利的新闻平台。在英国雄霸一方的BBC（英国广播公司）集团则主打短片网站，将集团内电视、广播等节目，剪辑后上传到全新iPlayer网站，不只让原有观众可上网回味，也试图让网络族得以收看。
但在多元媒体发展的过程中，独立作业总有渐行渐远的隐忧。关于这点，曾在《时代》杂志集团工作三十四年的彭德蒙为我们做出了解答──回归“品牌”价值。目前还不到放弃本业的阶段，但愈来愈多的子媒体，整合成了问题，《时代》资深编辑要大家沉住气，回归品牌价值才能走得远。
春来春又去：台湾报禁解除20年
台湾《光华杂志》/2008年1月号
2008年元旦是台湾报禁解除20周年纪念。只是，当年报禁解除是知识文化界欢锣喜鼓的大事，对照目前日益萎缩、已跌落50％以下的阅报率，这个周年庆来得份外萧索苦涩，却也更值得社会深思。
开放初期的荣景
报禁开放为民国77年（1988年）元旦，但遇到连续假期，直到元月4日政府单位始受理新报申请，第一天即有7家报社、一家通讯社办理手续，显见社会对于新闻需求之殷切。
报禁开放前，全台湾的中文报纸仅有29家，而报禁开放一年内，即有多达98家的新报申请登记，此后连续多年报纸家数皆维持成长，整体报业空前繁荣。
中时、联合、中央、新生等几家传统大报，都在报禁开放首日大幅增加内容（每份从原来的3大张扩增至6大张），之后持续增长到目前的平均5落10多张。增张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借着丰富的内容吸引读者，一方面也是预留版面、争取更多广告收入。然而此种做法却对其他财力薄弱、无法增张的报纸形成极大压力，造成市场高度集中到少数大报手中；同时，增张所带来的大量信息亦导致了“信息超载”问题，虽然因其内容多元丰富，加上当时威权强人已逝，新兴的自由民主氛围让舆论畅所欲言，报社更以政治守门者自居，间接带动了整个台湾社会的文化及公共讨论的素质，但报纸也从以往的小老百姓人手一份、争睹副刊及武侠小说连载的娱乐消遣，逐渐成为精英阶级读物。
恶性竞争的趋势
除了在内容上下功夫之外，各报还推出各种促销手段，争夺读者与广告市场。
民国78年（1989年），《中国时报》率先举行“千两黄金酬谢读者”大摸彩，许多报纸纷纷跟进，开启了报业赠品大战的序幕。此后越演越烈，赠品金额不断攀高，《自由时报》甚至曾于民国83年（1994年）推出“每日对股市现金抽奖、5亿连环大赠奖”活动，最大奖为一栋价值3千万元的别墅，轰动一时。
此外，各报也在发行、通路上下功夫，利用大量赠阅、简化订阅手续、提高给派报经销商的费用等等手法展开竞争，结果导致每卖一份10元报，实质落袋的金额仅约1.5元，形成“卖一份赔一份”的荒谬现象。
针对报纸主要收入来源──广告，各报更积极展开削价竞争，最后演变为“自杀式”的恶性竞争，一则头版的广告价格从新台币50万元下杀到目前的15万甚至7万，几达“血本无归”的程度。
此外，各报为了讨好广告主，由所谓“工商记者”制作各种“置入性营销”新闻，模糊了洗脑式的广告宣传与客观中立新闻报道的界线，引来不少批评。
几年恶性竞争下来，台湾的报业生态已与报禁开放初期有所不同。民国92年（2003年）香港《苹果日报》进军台湾，更以图像化、耸动式、消费导向、八卦取向的小报风格席卷台湾，让原以讨论严肃政经社会议题为主、并以“质报”自居的传统大报更显得夸夸其谈，曲高和寡。
在报业生态丕变的洗牌效应下，除了在本土化风潮中崛起的《自由时报》（目前每日发行份数约72万份）外，《苹果日报》已迅速抢占第二大报的位置（目前约52万份），被打为“统派媒体”的联合、中时只能苦苦追赶。
政治新闻各拥其主
报业内部竞争、阅听人（受众）口味日趋“苹果化”之外，外在政治势力的拉扯，则让报纸作为社会沟通平台、“第四权”理性制衡的角色受到质疑，公信力也日趋沉沦。随着台湾政党政治逐渐形成蓝绿壁垒分明、激烈对抗的格局，报业也出现了类似走向。
在目前的4大报之中，《联合报》与《自由时报》的政治立场最为鲜明，各拥蓝绿一方；《中国时报》则呈现两头摇摆状态。唯独《苹果日报》因为政治版面较少，加上其老板黎智英的港资背景与台湾政坛牵扯较少，使得苹果得以跳脱蓝绿对立，吸引众多早已厌恶长年政争的民众阅读。
全面衰退，前途未卜
从报禁开放初期的乐观振奋、百花齐放，到现今4大报的惨淡经营，各报不仅要面对同业竞争，更要面对其它强势与新兴媒体的全面挤压，情势十分严峻。
民国82（1993年）年，政府开放电子媒体市场，有线电视的蓬勃发展对报纸造成极大冲击，特别是SNG现场直播的新闻报道方式，原音重现的实时临场效果，远非平面媒体所能比拟；24小时新闻专业频道的出现（目前为8家），更使得一日一出、出刊时间固定的报纸居于劣势。
因特网的兴起，对于传统报业更是一记重击，许多40岁以下的年轻族群从来没有买报看报的习惯，而是直接上网浏览、搜寻自己感兴趣的新闻，也使得传统报纸在老读者凋零之后得不到新血补充，形同断根。
网络对于报业更大的冲击在于广告。过去报纸最赚钱的分类广告（如求职、求人、租售房屋等），今天几乎完全被搜寻功能强大的网络所取代；一直在分类广告上拥有绝对优势的《中国时报》，如今业绩比全盛时掉了7成。加上整体消费型态转向分众化、个性化、客制化，报纸的广告效益更是远远比不上各大入口网站及搜寻引擎的关键词广告。
在阅报率下降、广告效益也节节衰退下，广告主自然不会将宝贵的预算花在报纸上，报业赖以生存的广告收入持续缩减；加上近10年台湾主力广告主及阅报人口──男性中产阶级大量转战中国大陆，连同台商家庭，人数约在百万人左右，整体社会消费力的下降，不仅让各行各业获利急冻，也直接导致各报社大幅亏损，每年以数亿元计。近几年报社大幅裁员缩编，员工人心浮动，而《中时晚报》、《中央日报》、《民生报》等传统大报在过去两年中陆续停刊，更宣告了台湾报业寒冬正式到来。
危机？转机？作为公众意见交流沟通的代表性媒体——报业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也象征一个民主发展与公民社会的未来。由此思考，台湾报业在报禁开放20年后的今天所面临的困境，不只是报业本身的课题，更是台湾民主的重大考验，值得吾人一同关心。
周为民：否定书生办报是不对的
《对外传播》/2008年第1期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是一份党报，没有读过它的人可能会把它想象成一份枯燥的会议讲话汇编，甚至是“领导行程表”。可当你仔细翻阅之后，就能发现这其中的内容皆贴近社会、贴近读者、贴近生活。
以下为《对外传播》杂志对《学习时报》总编辑周为民的访谈。《学习时报》的一些做法，对于办综合类政经主流大报尤其是党报或许有所启示。
周为民观点摘录：
◆新时期以来，党提出的重大论述、概念、命题，本身包含着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但一般的宣传只是千篇一律地简单重复，照抄照念，仅仅在文字、语言上保持一致，或是同样千篇一律地用那么几个词空洞地作一番“高度评价”。这种形式主义的宣传多了，就把本来很好的东西搞成了空话套话，湮没、消解了它们的思想内容和创新意义。长期以来，这种情况是比较多见的。
◆一方面，《学习时报》不会为违背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的错误思想观点提供传播条件，另一方面，《学习时报》不回避任何所谓尖锐、所谓敏感的问题，我们历来反对以消极、退缩的精神状态办报，如果那样，还不如趁早不要办了。
◆我曾和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说，“《学习时报》的记者有一个简称，叫‘学者’”，虽是开玩笑的口吻，但意思是十分严肃的。不如此做不好学习时报的工作，在文风上也会不知不觉地被党八股、假大空的流弊所同化，那就成了坏的宣传品。
◆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以为，其中尤其危险的是脱离知识分子和青年。靠什么来最广泛地凝聚知识分子和青年呢？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靠思想文化上的吸引力。任何一份党报，你的文化内涵如何，不仅决定了你的影响力如何，而且关系到我们党的文化形象。
◆毛泽东当年批评邓拓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强调要政治家办报，是有特定含义的，与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路线联系在一起。今天，继续沿用政治家办报的说法，从正确的方面来理解，当然也有一定意义，就是要有政治意识，注重政治责任，但简单片面地强调政治家办报并不妥当。离开足够的文化素养，政治家办报的说法很容易成为不负责任，照抄照搬的最方便的托词，名曰讲政治，实际是形式主义盛行，是以党八股、假大空、粗陋幼稚的宣传来敷衍塞责。这种情况如不纠正或防止，只会使党的报刊日益丧失公信力、影响力，这是在宣传上自废武功。而党报党刊的公信力、影响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重要体现，我们一定要这样来认识问题。什么死人办报云云，是骂人的话，自然无须再计较，但否定书生办报是不对的，办报就需要能真心诚意好好读书的人。今天，在注重政治意识的同时，应当特别强调学者办报，文化人办报。只一味强调政治家办报是无济于事的。
求真创新 以学资政
《对外传播》：请你介绍一下《学习时报》的影响力，以及它最直接的追求。
周为民：《学习时报》创刊于1999年，是胡锦涛同志兼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郑必坚同志任常务副校长时创办的。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题写了报名，胡锦涛同志撰写了发刊词。当时的大背景，是在世纪之交，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处于面向新世纪的重要发展阶段，着眼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围绕改革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特别是理论创新进程正在深入展开，因此，这份报纸应运而生。
《学习时报》有什么特点？它和通常的报纸有什么不同？最直观的一点，《学习时报》和当年梁启超办的报纸有点相似，也是一份“有论说而无新闻”的报纸，不做新闻，而是提供观点，提供思想。为什么我要把它和梁启超办的报纸相比呢？我以为，这种形式上的相似说明了一点，就是在社会变革时期，是很需要专门、集中地提供思想和观点的报纸的。梁启超的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而近30年来，中国更是处在前所未有的大改革、大开放之中，这样空前深刻的体制变革和社会变迁，需要同样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种种阻碍发展进步的陈旧思想要破除，变革时期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要研究，要回答，在这种情况下，提供思想和观点的报纸就大有用武之地。它如果能深刻认知世界和中国发展进步的大趋势，进而顺应时代潮流传播现代文明理念，就一定会形成与日俱增的影响力。
《学习时报》就是要做这件事。它的主要对象是党政领导干部，它按照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着力反映在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上郑重、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这样来为各级领导干部的治国理政提供思想、学识、理论上的支持，叫做“求真创新、以学资政”，这就是《学习时报》的主旨。
《对外传播》：《学习时报》怎样起到这个作用？
周为民：首先是本报自有立场。这个立场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立场不仅一以贯之地体现在本报的言论中，而且贯彻在选题、组稿、对稿件的取舍等各个环节。这是我们的主心骨，所以本报不会在不时发生的一些错误倾向、错误思潮面前迷失方向，不会因为这股风那股风而东倒西歪。不是说媒体的社会责任吗？我们把坚持、维护、捍卫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我们这份报纸最大的社会责任。
和这一点相联系，我们的办报原则有三句话。
第一句话：“坚持党性，以区别于一般的媒体”。党的报纸，理所当然地要坚持党性，这是无可置疑，也毋庸讳言的。在我们看来，一份思想理论型的报纸，讲坚持党性，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也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最大、最高的党性。所以，一方面，《学习时报》不会为违背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的错误思想观点提供传播条件，另一方面，《学习时报》不回避任何所谓尖锐、所谓敏感的问题，我们历来反对以消极、退缩的精神状态办报，如果那样，还不如趁早不要办了。但是，对任何问题，都必须以负责任的郑重态度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力求对问题作科学、准确的分析和说明，目的是要有助于按正确的方向来认识和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耸人听闻，哗众取宠，这里就有一个立场的问题，党性的问题。
第二句话：“突出思想性，以区别于一般的宣传”。同样是宣传我们共产党的主张，包括基本理论、路线等，但是有好的宣传，也有一般的、不好的甚至是劣质的宣传。本报力图做好的宣传，而好的宣传，首要的是必须有思想深度。报纸讲究可读性，我以为，可读性首先来自思想性，真正有吸引力、影响力的是思想的力量。新时期以来，党提出的重大论述、概念、命题，本身包含着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但一般的宣传只是千篇一律地简单重复，照抄照念，仅仅在文字、语言上保持一致，或是同样千篇一律地用那么几个词空洞地作一番“高度评价”。这种形式主义的宣传多了，就把本来很好的东西搞成了空话套话，湮没、消解了它们的思想内容和创新意义。长期以来，这种情况是比较多见的。《学习时报》就是要与之区别开来，力求抓住要领，有深度地揭示阐发新时期以来理论创新成果所包含的新思想新观点。用中央党校学员的话说，就是“人云亦云不要云，老生常谈不要谈”。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真诚的责任意识，而不是敷衍塞责，就要在思想理论上真有一些见识，而不是不明所以。
第三句话：“注重学养，以区别于一般的议论”。现在，在经济全球化大趋势深入展开的过程中，各种思想、文化碰撞交汇，相互激荡；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各种深层次的矛盾、问题日益凸显；在发展的新阶段上，各种利益群体都有一些新的利益诉求，由于这些原因，在社会的民主、开放程度日趋提高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很活跃，社会上议论很多，也有一些不满情绪，一些错误倾向和思潮也在加剧社会不满情绪。这些，都在各种媒体上有所反映。我前面说过，不回避任何问题，但要正确地回答问题，怎样做到这一点呢？除了上面两条，或者说与上面两条相统一，这个第三条也很重要。本报力求在各种问题上所发表的文章，都要有学养的支持，对于所谈论的问题，要有知识和学术积累的基础，观点是有研究而提出来的，不是“空口说白话”，不是随意浮泛和情绪化的议论，不是空喊大口号，空谈大目标。
这三点本身是统一的。有一些问题看起来是政治上的错误或不当，但根子其实是学力不够，学养不够，没有对问题的真正研究，缺乏深刻的思想性。例如，虽然也看到一些实际存在的问题，但脑子里的思想资源主要还是过去苏联模式那一套意识形态的东西，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东西，这样发出来的议论怎么会正确？还有，学了一些西方的“左翼理论”的，或是学了一些“右翼理论”的，却都对中国的国情和基本问题缺乏深切的认知，照搬之下，貌似在“学理”上头头是道，其实都是大谬不然。往往还有这种情况，越是缺乏郑重深入的研究，就越喜欢以所谓“敢说话”来追求一时轰动，或是以道德标榜来迎合错误思潮。这都是学风不正和欠缺学养的表现。
有影响力的思想源
《对外传播》：《学习时报》如何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份权威性强、特色明显的报纸？
周为民：“一个有影响力的思想源”是学习时报的一个定位，或者说是追求的目标。为了发挥这种作用，学习时报的办报方针是“依托于读书，着眼于问题”。读书与问题的结合，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而理论联系实际，首先要有理论，所以读书这件事极为紧要。领导同志创办学习时报，并亲自以“学习”二字命名这份报纸，直接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由此推动党内进一步形成读书的风气，好学深思的风气。
但读书是为了研究和解决问题。学习时报的主旨既是“以学资政”，所着眼的问题就集中于有全局和战略意义的大问题。概括地说，主要是两方面问题：一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这是强调探索、研究理论问题的现实针对性；二是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现实问题，这是强调要抓住那些有重大分析价值、理论价值的实际问题，要在这些具体问题中发现其理论意义，这是在变革时期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途径。
在文风上，《学习时报》的特点或要求也是两句话：“反对党八股，拒绝假大空”。这是在稿件取舍上的一个标准，相应地也是对报社工作人员的要求。怎样才能避免“党八股”、“假大空”？那就要求我们提高自身素养，必须具有相应的思想、理论和文化水准。我曾和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说，“《学习时报》的记者有一个简称，叫‘学者’”，虽是开玩笑的口吻，但意思是十分严肃的。不如此做不好学习时报的工作，在文风上也会不知不觉地被党八股、假大空的流弊所同化，那就成了坏的宣传品。
在格调上，《学习时报》的特点或要求是庄重、郑重，是“大家闺秀”，不是“小家碧玉”，更绝非“风尘女子”，哪怕是“风尘才女”也不行，当然，也绝不当“马列主义老太太”。
《对外传播》：除了对领导干部，《学习时报》在社会上的影响如何？
周为民：《学习时报》的目标读者主要是党政干部，也面向理论、学术界知识分子。关于本报应发挥的作用，我们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更有效地把党的思想理论公共化，另一方面是更效地把学术界的重要研究成果体制化。新时期以来党的思想理论代表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方向和道路，所谓更有效地把它公共化，就是要通过好的、恰当的表达方式，把它充分传播开来，让它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获得最广泛的认同和理解。第二个方面的任务，就是同样要以好的、恰当的表达方式，让国内外那些对我们观察和处理中国问题富有价值的重要思想学术成果被各级领导者、决策者所了解和掌握，从而使之被合理地吸纳、转化为方针政策。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系列重要文献、决定中，不断吸收了当代国内外思想学术研究中的很多发展成果，这是实现创新，与时俱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重要条件。所以，学习时报有意识地在这两个方面进行努力，以求在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中起到某种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在现实当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由于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在工作性质、方式、话语系统等方面的不同，因此，在一定范围、在一定程度上，相互间的沟通和理解不充分，甚至你看他是腐败分子，他看你是自由化分子。其实，更多一些了解以后就会发现，大家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关注、思考、处理共同的问题，从总体上说，就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实现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所以相互的了解很重要。在这方面，《学习时报》提供了一种可能，一种机会，发挥了一些作用和影响。
否定书生办报是不对的，只一味强调政治家办报是无济于事的
《对外传播》：你刚才提到的这种桥梁和纽带作用确实很重要，但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周为民：是这样。“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学习时报》离这样的目标，还有继续努力的很大的空间。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我们这份报纸应该担当的文化使命。从1999年创刊，8年来，我们对这一点一直是自觉的，坚持的，今后仍会一如既往。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学习时报》的工作，要有利于为我们共产党的文化形象增添光彩，有利于增强党的精神文化力量。
实际上，我们共产党的力量首先在于思想文化的力量。马克思是世界第一流的大学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一开始靠的也是杰出的知识分子，这在俄国有普列汉诺夫，在中国有陈独秀、李大钊。我们共产党最初创立的时候，不就是只有几十个知识分子吗？为什么能不断发展壮大？靠什么能不断感召、吸引、凝聚大批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靠思想的力量，文化的力量。
“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不仅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灾难，而且是严重的文化灾难，也严重损害了我们共产党的文化形象，严重削弱了党在思想文化上的感召力、吸引力。新时期以来，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不仅包括经济建设的任务，而且包括文化建设、文化创造的任务。而党作为领导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核心力量，当然必须有很好的文化形象，有强大的文化力量。文化力是至关重要的领导力。
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以为，其中尤其危险的是脱离知识分子和青年。这不是仅仅从消极意义上说的，例如，不是仅仅从保持社会稳定的角度说的，而是从我们共产党必须始终保持先进性这个积极意义上说的。靠什么来最广泛地凝聚知识分子和青年呢？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靠思想文化上的吸引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这一点，丝毫也不能轻视。
任何一份党报，你的文化内涵如何，不仅决定了你的影响力如何，而且关系到我们共产党的文化形象。毛泽东当年批评邓拓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强调要政治家办报，是有特定含义的，与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路线联系在一起。今天，继续沿用政治家办报的说法，从正确的方面来理解，当然也有一定意义，就是要有政治意识，注重政治责任，但简单片面地强调政治家办报并不妥当。离开足够的文化素养，政治家办报的说法很容易成为不负责任，照抄照搬的最方便的托词，名曰讲政治，实际是形式主义盛行，是以党八股、假大空、粗陋幼稚的宣传来敷衍塞责。这种情况如不纠正或防止，只会使党的报刊日益丧失公信力、影响力，这是在宣传上自废武功。而党报党刊的公信力、影响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重要体现，我们一定要这样来认识问题。什么死人办报云云，是骂人的话，自然无须再计较，但否定书生办报是不对的，办报就需要能真心诚意好好读书的人。今天，在注重政治意识的同时，应当特别强调学者办报，文化人办报。我再重复一下，不少政治上的错误或失当，根子在办报者的学识学养不够，因此，只一味强调政治家办报是无济于事的。
办报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在如何把报纸办好的问题上，我们现在很需要一种文化上的觉醒。
冯仑的“风马牛”
解放日报/2008-2-16
地产界向来是卧虎藏龙，万通则是出“龙虎”的地方。从1991年创办以来，万通从海南起家，一度繁荣壮大，也差点分崩离析。如今活跃在资本市场的王功权，地产界的潘石屹、易小迪等人，全都是万通的原班人马。冯仑作为原班人马之一，亲历了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也充满了个性。
伟大的企业都是熬出来的
“我刚下海的时候，主流价值观绝对不支持。父母给我写了一封信，罗列了20多个为什么、怎么办：你为什么要下海，你退休了怎么办，你看病怎么办，邻居说你怎么办……那时，90%的人进机关，现在90%的人走进企业和社会。但我心里有理想，所以能坚持到最后。伟大的企业都是熬出来的，乐观都来自心中的理想。”一席幽默的话语，道出了十几年来创业的艰辛。
冯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幸福多了。“第一，环境不同了，不可能有原罪问题。第二，有钱人多了，投资的人就多了，机会也就多了。当年哪有人投资，也不知道商业模式，就是一个劲折腾。第三，法律健全了，企业运营很规范；第四，财富效应的作用很明显，创业冲动更大了。我们当年没什么财富激励，不知道有钱是啥滋味，只有靠理想来激励。第五，主流价值观激励创业了，爸妈不会反对了。”
董事长职责不是具体运营，而是抓程序
冯仑的特点是喜欢思考，善于总结。毕竟是博士，学过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理论功底强。之所以万通能避免同时代企业的悲剧，与管理者善于思考分不开。这一点，从一件小事就能看出。一个月前，公司开临时董事会，碰巧他出差在外。本想委托别人替他参加，谁料，董事会秘书以为他不参会，也不知道有人替他参会，彻底忽略了他，把会开了。事情发生后，冯仑抓住不放，进行了反思，他认为这是董事会程序上的不严格，必须修正。“车不能按照程序并符合交通规则行走，警察有责任，治理结构委员会和董事会秘书处就是两个重要的‘警察’。我作为董事长，职责不是具体运营，而是抓程序，就像交警队长，要管车、管交通规则，管哪个警察在哪上岗……”
自己坚持做三件事
在冯仑眼中，他要求自己坚持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看别人看不见的。比如说，抓别人看不见的机会，找别人看不到的市场，这需要董事长来引领。
第二件事是算别人算不清的账。凡是会计能算清楚的，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的成本，他坚决不算。冯仑的体会是：“只要一笔账和时间掺合在一起，就很难算了。比如找人投资，找‘土钱’还是找‘洋钱’？本土的钱很快就能拿到，但可能后面对组织伤害比较大；老外的钱拿到手不容易，一旦拿到，运作规范，管理严格，能给公司带来很多附加的东西。如果有信心熬10年，你不会选择短期行为。另外，与价值观、伦理掺和的账也难算，同样是1元钱，你非说是好钱、坏钱、甚至臭钱，这叫人怎么算得清？”可见，类似这样的账，还得由董事长来权衡。
第三件是，做别人不做的事。凡是员工会做的事，冯仑都不做。“你想想，我已经请人来做了，自己干吗还做呢？而企业战略、价值观、文化、人才……这些事，我来做。我的目标就是：离钱近，离事远，离是非更远，最终走向不劳而获。而不是离钱远、离事近、离是非更近，最终劳而无获。”
把前台做专做精，把后台做强做大，加强支持系统
冯仑喜欢坐小车、看小报、听小曲，以探索地球上人的未知世界为乐趣，而且还把研究的结果和企业管理联系起来，简直匪夷所思。之前，他走了一趟“玄奘之路”，把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斯兰地区、印度都走了。然后带着相关的书，比如《基地组织的内幕》等等，一边走一边读。目睹了那些饱经战乱、满目疮痍的国度，有了亲身体验，再加上理论指导，马上有了巨大收获。
“军事组织在向两个方面变革：正规组织特种部队化，恐怖组织基地化。”研究拉登如何管理恐怖分子是一件有趣的事，冯仑发现，拉登通过价值观、文化、情绪这一“超级意识形态”，指挥自由分子，实现了“基地化”。恐怖组织里，个体是分散的，任务是垂直的，没有层层管理。这些恐怖分子就像跳蚤一样，涌向一个目标。所以，拉登在“9·11”中只花了22万美元，就让美国直接损失2000亿美元。
之后，冯仑又研究美国的对策。如果说恐怖分子像跳蚤，数量太多，那么用传统方法根本没法打。所幸，美国人发明了特种部队，其特点就是前台的特种战士专业能力全面，后台支持力量超强。“很难想象解决阿富汗塔利班的是仅有123人的特种部队。他们3人一组，分别是一名信息情报专家、一名火力炸弹专家、一名战斗专家。他们请当地的北方联盟带路，远远看到塔利班栖身的山洞之后，信息情报专家打开电脑，发送当地坐标；炸弹专家计算用什么炸弹，炸弹少了不能消灭敌人，炸弹多了增加成本，还会因威力太大血肉横飞，引起国际谴责。讨论完之后，3位专家把数据都输入电脑，发出电子邮件，就等着远处的导弹呼啸而至。另一边，美军飞机上的哥们儿听着音乐，早都等得不耐烦了，收到邮件后就开打……”
冯仑话锋一转：“战争是变动环境下的对抗博弈，是最厉害的竞争。如果商业组织能从里面吸取经验，那就能事半功倍。”根据他的研究，现代战争和过去相比，成本收益变了。“过去炸一座桥，需要几十架飞机投下一大堆炸弹，可能只有1枚炸弹命中，但其他掉在水里的炸弹都算作成本。也就是说，成功系数低，70%的成本被浪费了，30%的成本命中。但是现在，情况变了，70%成本都花在找目标上，如卫星定位之类。锁定目标之后，往往只需要1枚导弹就能精确摧毁它。”
冯仑的结论是：“有时候客户像基地组织又多又分散，但是找不着。这时候，企业应该学习正规部队，把前台做专做精，把后台做强做大，加强支持系统。后台是数据库。如果有一个强大的数据库，你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目标群体，省去很多前台的成本，用很少的人力达成交易，而不是雇一大堆人，满大街找客户。”
嘿，还真有道理。他乐呵呵地说，“民营企业如何改造组织、改造人的行为模式，修正目标，加快发展？这值得反复思考。组织变革的意义大于1000万元、2000万元的斤斤计较。挣钱是一辈子的事，别指望一次赚够。民营企业的发展，关键是组织变革和公司肌体的保健。”
花钱反而比挣钱难
如同所有成功企业家一样，冯仑也在思考花钱的问题。他说的花钱是指生活开支以外的花销。很多人花钱越多，越不受尊重，越没有安全感，越不幸福。企业家要想为社会福利花钱，必须懂得花钱的艺术。“第一是花得有效率，你把钱捐给某些慈善机构，捐完了事，到底有没有用到该用的地方，这是个问题。第二是有尊重。很多人捐得越多，别人说法越多，反而被当成坏人看。第三是花得有自由。开玩笑说，不要像在大街上，你施舍了一个，围上来一群，你反而不自由了。”
玩笑归玩笑，那么，企业家该怎么回报社会？冯仑的观点很鲜明：“企业家的主导追求应该是参与公益，包括对公共利益、公共卫生、社区、环保的支持，这应该是他们回馈社会的主要形式，而不是简单的慈善。另外，企业家对社会的价值绝非施舍一点钱，社会最需要的是企业家配置资源、组织、执行的能力。对商人来说，捐钱是最容易不过的事，这是不负责任的。企业家应该参与NGO（非政府组织），投入时间和精力。如果中国的NGO成长需要10年，有了企业家的参与，5年就成熟了。”
几年来，冯仑开始尝试用企业思维参与公益。他先是和一百多号企业家搞起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采用NGO形式募集公益基金来治理沙漠化。他们的目标之一是把这个协会变成最专业的治沙公益机构；同时，他每年都和其他企业家一道，制定明确目标，分配具体的责任。每人负责一个区域，每年完成一个公益计划。
此外，他访问美国名气很大的盖茨基金，了解全球最先进的公益基金怎么管；他还琢磨着送人去哈佛学习培养NGO管理者的课程。他的目标就是让有经验的人来打理NGO，让每一个公益项目的资金、人员、实施细节都得到落实。这样看来，想让钱花得有水平，真不容易。“我们应该把钱用到什么地方？应该是国家管理不到但社会进步又特别需要的地方。目标明确之后，还有一个要求，做公益的成果应该是可以度量的。比如，节省了多少电，少排放了多少碳，为老百姓增加了多少盏电灯，修理了多少垃圾桶，等等。我期待更多企业家参与进来。”
北京奥运遇政治话题困扰
华尔街日报/2008-2-14
虽然距离今夏的北京奥运会还有半年之久，但是有这样一只“代表队”已经聚集了相当的人气，那便是“达尔富尔队”(Team Darfur)。
有一群致力于制止达尔富尔地区与政府有联系的武装人员滥杀平民行为的活动人士，正试图将北京奥运会渲染成一场“达尔富尔奥运会”。本周二，迄今为止让北京奥运会组织者在公众面前最为难堪的事情发生了，大牌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以达尔富尔问题为由辞去了奥运会开幕和闭幕仪式的艺术顾问一职。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聚集在一个由社会名流和人权活动人士组成的联盟旗下，并试图以一个与中国和体育运动没有直接关系的话题来与奥运会“争”光。就在上个月，有超过50名运动员加入了达尔富尔队。这是一个由现役及退役奥运选手组成的组织，目的在于利用奥运会争取世人对他们认为属于有计划种族灭绝行为的重视。这个组织250名成员中有许多人都会习惯性的佩带有达尔富尔队红、绿、黑三色标志的吸汗带。
达尔富尔问题犹如一把利剑，随着抗议达尔富尔问题的运动员影响力逐渐扩大，中国政府、奥运赞助商，还有运动员都面临严峻的挑战。
这对赞助商的利益而言事关重大。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预计将是全世界首次有超过10亿人观看现场直播的体坛盛事。某些公司为了取得这届奥运会赞助商的身份，不惜投入8000万美元的重金。随着中国这个快速增长的消费市场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再加上此乃中国举办的第一届奥运会，因此跨国公司都想借此机会在中国树立形像。
据CSM媒介研究的数据，自2006年4月份以来，官方奥运赞助商在中国的广告投入累计已超过41亿美元。然而达尔富尔的负面新闻会威胁到赞助商们的精心策划。
安庆国际法律事务所在北京的合伙人埃利奥特·卡特勒称，这件事情开始像滚雪球一样。他指出，与污染、某些中国商品的质量安全等问题一样，达尔富尔也是困扰北京奥运会的负面新闻中影响最恶劣的话题。卡特勒与Publicis Groupe旗下一家咨询公司成立了一个由他领导的合作项目，为企业提供针对中国和奥运会的危机管理咨询服务。卡特勒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充分估计到本届奥运会可能受到非常公开化的争议话题的干扰。
中国在苏丹有大量的投资，但也因此背上达尔富尔这个沉重的舆论包袱。达尔富尔问题的活动人士称，中国应该采取更多行动劝说苏丹政府阻止在当地的屠戮。去年11月，纽约的激进组织“达尔富尔奥运梦”(Olympic Dream for Darfur)公布了一份报告，对19家奥运赞助商在影响中国政府对苏丹政策上的作为进行评价。几乎所有公司的评分都很糟糕。现在这个组织还打算在这些赞助商的总部组织游行示威，并鼓励支持者抵制这些公司的电视广告。
纽约人权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媒体事务主管明奇·沃登表示，中国受到人权方面的指责，奥运赞助商应该利用自身的巨大影响力来劝说中国政府改变政策。
赞助商将发现自己的形像因为政治问题而受损，而就在不久前他们还根本用不着考虑这一点。在争取到斯皮尔伯格的公开抗议之后，这些人接下来可能要酝酿更大胆的行动。作为一个品牌，恐怕最不愿见到的便是自己精心包装的运动员被“策反”。
北京奥组委周三没有就达尔富尔或是斯皮尔伯格退出之事发表评论。而官方喉舌也因为要等待政府的表态而基本保持沉默。在此之前，北京奥组委曾经指责过将奥运与政治挂钩的做法。
而加入抗议者行列的运动员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扮演着复杂的角色。达尔富尔队是由美国奥运速滑冠军乔依·齐克和水球运动员布兰德·格雷纳创建，并利用他们在赛场上而不是政治活动中建立的运动员关系网来扩大影响力。在过去几个月，他们通过电邮和单独谈话等方式直接邀请响应号召的运动员入会，组织的规模也因此不断扩大。格雷纳表示，我们是运动员，因此懂得如何吸引其他运动员加入。我们的方式与那些老牌的活动人士不同。
但是当运动员像活动家那样行事时，便会产生复杂的后果。与斯皮尔伯格不同的是，奥运选手可不是说退出就能退出的。为了这一刻，他们在训练上付出了大量心血。格雷纳称，我们并非在倡导抵制奥运会。我们只是认为，如果奥运选手能在北京就此事说话，将产生最有力的影响。
不过，运动员也难以向奥运赞助商施压，因为许多运动员还要依靠赞助商来支付训练及其他方面的开销。格雷纳承认，有一部分杰出运动员一直对达尔富尔队敬而远之，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自己赞助资金的担心。赞助商通常不喜欢自己的形像代言人与政治话题牵扯上关系，原因是只要这样便会干扰其代言形像。
为政治问题大声疾呼甚至会导致一些运动员丧失他们梦寐以求的奥运比赛资格。上周英国奥委会表示，将禁止运动员在北京参赛期间发表政治敏感言论。不过在引起一片哗然后，英国奥委会本周表示将重新审核这项政策。比利时和新西兰也已经宣布了类似的规定。
据运动员称，目前美国方面还没有提出此类要求。但是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第51条的规定，运动员不得在任何奥运比赛地点进行与示威，或是与政治、宗教或种族有关的宣传活动。
而格雷纳称，他们选择的是“灰色地带”。有不少办法可以在不违反奥运宪章的情况下到北京拿达尔富尔问题开炮。例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及此事。他还表示，带有达尔富尔队标志的吸汗带也是可以作为吸引注意力的工具。
在许多加入达尔富尔队的运动员看来，他们想发出呼声的意愿是如此迫切，因此并不在乎可能遇到的麻烦。
加拿大前奥运游泳运动员妮克·德瑞登表示，我从奥运宪章的其它章节中看到，奥林匹克的目标是促进和平和保护人类尊严。德瑞登目前是纽约的一名人权律师，她也准备在奥运会期间到北京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