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今天，以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已将人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曾给人类带来报纸无法给予的声像效果，而被人们称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也大踏步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各类媒体不仅以速率、规模惊人的“信息流”席卷世界，造成奇妙的“地球村”景观 ;而且以广度、深度空前的“情感流”、“影响流”渗透人心，产生了全新的媒介文化现象。在这样的环境中，媒介对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的作用和功效，变得前所未有地重大而深刻。正如我国著名新闻史家方汉奇先生所说：“新闻传播的媒介日趋多元化，新闻传播的手段日趋现代化，‘地球村’变得越来越小，新闻传播事业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则变得越来越大。”美国学者也认为，在信息时代， “我们都深深地依赖于大众传播。无论社会还是个人都有这种依赖性”。

　　关于媒介依赖的分析

　　1976年，美国学者德弗勒提出了媒介依赖理论（Media Dependency）。其基本思路是把媒介作为“受众——媒介——社会”这一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理论认为，一种新的媒介在社会中站稳脚跟后，人与媒介之间就会形成一种依赖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双向性质，但相互依赖中较强的一方是媒介，它们主要从传播内容方面控制着人们，人们越是指望收到有用信息，只要他们还没有失望，他们的依赖性就越强烈。
　　媒介依赖理论还提出影响媒介依赖程度的因素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媒介提供的相关信息的数量和集中程度。媒介在系统中发挥着各种各样的功能，它可以监督政府，也可以提供娱乐。对于任何一个给定的人群，媒介某些功能就会相对更加重要，随着某一媒介提供的此类功能的增加和集中，这个群体对该媒介的依赖就会进一步加强。另一个因素是社会的稳定程度。当社会转型，冲突增加的时候，当既得利益与传统制度受到了挑战的时候，人们对媒介的依赖会相应增加。反之，依赖会减少。
　　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面对日益丰富的信息渠道，受众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但受众对媒介的依赖不但没有改观，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这首先是由于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信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财富，人们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必须不断寻找大量的信息，大众传播媒介这一以传播信息为主要职能的工具就日益为人们所依赖。社会越发展，信息的要求就越高，人们对媒介的依赖就越强。其次，信息社会中工作和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给人们带来了比以往更大的压力，而媒介作为一种消遣娱乐的手段使人们疲惫的身心得以放松。有研究发现，信息社会中，相当一部分受众的媒介行为主要是接触媒介的娱乐信息，并且人们对媒介的娱乐依赖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另外人们对媒介的依赖也体现在将媒介视为个人与社会联系的一种重要方式。信息社会中，在大众传播取得优势后，人们越来越不愿在公开场所表达自我而宁愿成为被动的观看者。由于大众媒介介入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使得这种交往缺乏亲身性。个人在心理上越来越倾向于孤立，与他人、社会逐渐疏离以致产生相当大的隔膜。这种情况又反过来加剧了个人对媒介的依赖。因为大众媒介的适时插入，使得人们的缺失心理得以补偿。
　　信息社会中受众媒介依赖程度的加强，使得受众面临被异化的危险。这种异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信息需要的异化。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信息是主体认识事物，减少事物的不确定性，以便做出正确判断的依据。而受众对于媒介的过度依赖，就会使自身处于被信息支配的处境，缺乏对自我需要的清醒认识和对信息的批判性审视，从而消解自身主体性而日渐沦为 “信息动物”。二是媒介的异化。媒介的本质应当是传播主体（人）利用媒介传播信息而接受主体（人）利用媒介接收信息，媒介应当成为人的延伸。而信息社会中受众对媒介依赖性的不断增强，使得人的精神交往越来越多地要靠媒介来完成，媒介成为统治和奴役人的工具，而人成为媒介的延伸。无论是信息需要的异化，还是媒介的异化，都将最终导致人的异化。在英语中，有一个词描述了电视对人的生活方式的影响，那就是“沙发土豆”（Couch potato），指的是那些手拿遥控器，蜷在沙发上，跟着电视节目转的人。现在有人在这个词的基础上发展出“鼠标土豆”（Mouse potato）一词。无论“沙发土豆”还是“鼠标土豆”，都是由于媒介依赖过度而使健康人陷入病态的一种表征。

　　国外媒介识读教育的开展

　　美国学者W.James Potter把媒介对人的影响比作天气对人的影响，这个比喻让我们从新的角度去看待媒介的影响，即无论人们走到哪里，都摆脱不了媒介，就像摆脱不了天气一样。但是，假如人们具有对媒介影响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的能力，就可以正确使用媒介，预防对媒介的过度依赖，抵御媒介的不良影响。那么拥有这些能力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如何掌握这些能力？30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传播学、新闻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学者们一直在关注并研究这些问题。于是，一门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新兴学科——媒介识读教育便产生了。
　　媒介识读（Media Literacy）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其术语迄今尚未完全统一，被称为“一个有着一千个名字的孩子”。对于Media Literacy这个在美国基本占主流地位的术语，我国没有专门的词与之对应。Literacy 在英文中专指看书识字的能力，加上Media，译为媒介识读，倒也基本符合学者们对这一能力的界定——获取、分析、评价和传播各种形式的信息的能力。
　　在信息社会中，获取信息是人们行动的基础，媒介识读教育首先要培养的就是人们对信息的获取能力，这一能力从基本方面说当然包括能够看书识字从而了解信息内容，但它更多的是指人们发现信息、组织信息与保存信息的种种技能，比如，如何利用网上的搜索软件来发现自己需要的信息，以及如何利用相关设施来保存信息。
　　在获取信息之后，人们将面临如何正确解读信息以指导自己行动的问题，这就是要求人们具备一定的分析和评价信息的能力。这实际上是媒介识读教育的核心。分析能力主要是指对媒介上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初步判断，看看它们符不符合事实；还要对信息中的原因与结果进行推论，看看其逻辑是否成立；还要辨别作者的意图和观点，以及作品所属的类型。在更宏观的层次，它还包括对信息产生的政治、经济和历史语境的认识。与分析不同，评价则主要是对媒介上的信息进行一种价值观上的分析与判断，看看所提供的信息是站在何种立场，代表了哪一种导向，维护了哪个阶层的利益，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它更多是一种主观的评判，其核心是关于对与错的认定及对信息的公正性和客观性的判断，并可以进一步上升为对信息所隐含的世界观的透视。因而，即使对于同样的媒介事实，人们完全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
　　除上述三种能力之外，在现代信息中，传播信息的能力显然构成了媒介识读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通常我们所说的传播能力除了传统教育最为重视的说和写的能力外，还包括了解自己所要沟通的受众，能够抓住受众的注意力与兴趣，能有效地利用符号来传播意义。当然，具体到特定的媒介，如报纸和电视，它们都还有自身特定的传播能力，其操作技巧需要专门学习。此外，传播能力还包括根据反馈来调整传播活动，从而使传播由一种单向的信息传递发展成为一种双向的互动过程。
　　正是基于媒介在社会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日渐增强的媒介影响，以以上四种能力为核心，欧美不少国家都已经广泛开展媒介识读教育。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早在1962年便提出，教师应教导学生如何建设性地使用电视媒体，20世纪80年代，便积极开展推广媒介教育的研究活动，并形成一套媒介识读教育的课程模式，约有20个国家广为推行。在 1982年举办的“国际媒体教育研讨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edia Education）上，19个国家共同发表宣言，要求各国支持全面的、由学前至成人阶段的媒介识读教育计划。至此，推广媒介识读教育成为各国的共识，而力求全面普及化更是各国关注的焦点。

　　推进我国的媒介识读教育

　　置身媒介全球化的环境之中，面对扑天盖地的信息潮，如何避免人们对媒介的依赖过度，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具备一定的媒介识读能力应是我国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然而，长期以来，对这种能力的培养在我们的国民教育中尚未形成体系。虽然存在媒介教育的一些形式，如：大学新闻与传播学教育、中学语文课本中的新闻文体、学校的小记者团、学报学刊、红领巾电视台、文体活动团体等等，但这与媒介识读教育大众化的目标相去甚远，更不能适应媒介全球化的新形势。
　　不少学者提出，在我国应重视培养青少年的媒介识读能力。在学校教育中，利用学校和教师的权威性，系统地讲解和专门讨论关于媒介的知识容易使学生形成共识，互相影响，达到有效利用大众传媒的目的。在确立青少年学生媒介识读教育课题和实践的过程中，首先要对学生的媒介接触行为进行调查，对学生道德行为受媒介影响做定量和定性的分析。结合学校课程的安排，全面考虑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和提高，设立相应合理而紧跟时代步伐的课程与作业。
　　媒体和社会机构对公民媒介识读能力的培养和教育也应该尽到一定的责任，起到相应的作用。公众离不开媒介，即使在接受媒介识读教育和培养的过程中也离不开媒介的传播和引导，所以媒体应主动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宣传和批判来帮助公众培养媒介识读能力。媒体可以通过报刊批评，出版专门的书籍、杂志或者制作特别的节目来满足公民接受教育的需要。而相应的社会机构可采用专题短训班的形式对成人进行媒介识读能力的培养，承担起社会责任。
　　总之，现阶段我们可以探索多种方法推进我们的媒介识读教育，消除受众对媒介的过度依赖，形成媒介与受众的良性互动。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