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金福

　　中国青年报(以下简称“中青报”）2008年4月2日的《冰点》周刊第664期刊发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部高级研究员吴稼祥的文章“民粹一咳嗽 大众就发烧”。文章将“民粹主义”形容为“病毒性精神流感”，对民粹主义进行批判，并就当前中国社会的民粹主义问题开出了“公平主导型改革”的药方。4月23日，中青报的《冰点》周刊第666期刊发一组文章，标题为“回应《民粹一咳嗽 大众就发烧》”。
　　中青报所选发刊登的“有代表性”的3篇文章分别是：署名“月落如烟”的文章《民粹与民主》、署名“佚名”的文章《别咳嗽，莫发烧》、署名“云淡水暖”的文章《“精粹”们怕了》。一看便知，上述3篇文章都属于网络文章。
　　被吴稼祥在文章中点名的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韩毓海在“乌有之乡”网站刊发文章《论民粹主义问题及其他》。文章开头述及中青报的约稿：“中青报《冰点》周刊编辑于4月17日深夜打电话，邀请我对该刊4月2日所发表的吴稼祥的文章《民粹一咳嗽　大众就发烧》作出回应。为了对民粹主义问题进行严肃的学术梳理，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认真撰写了文章。但是，4月21日，中青报《冰点》周刊编辑却出尔反尔再次打电话来说：他们不能发表我针对吴稼祥的文章进行反批评的文字，而且除了对我进行口头的‘道歉’外，他们不能说明任何正当的理由。”并指责中青报“标榜的言论自由和学术民主完全是虚假的”。韩文自称是对“民粹主义问题进行严肃的学术梳理”。
　　上述中青报刊发民粹主义讨论文章的风波引发的联想很多，但从大众传媒自身的角度，不免让我产生两个联想：
　　第一，中青报的处理方法符合平衡报道的原则吗？众所周知，现代大众传媒平衡报道原则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两个前提，一是避免报道偏向而引发部分不认同偏向的受众的反感和受众群流失，以实现大众传媒商业利益的最大化；二是对于受众的理性判断能力的肯定，也就是说受众是拥有一定的理性判断能力的，足以对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作出正确的判断，因而不需要大众传媒的“引导”和“偏向”。中青报在4月23日的“编者按”中自称是遵循平衡报道原则的，因而，该报分别于4月2日和4月23日刊发吴稼祥文章和批评吴稼祥观点的文章。但仔细看来，中青报的编辑处理仍有值得商榷和有待改进的地方。最主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刊发批评民粹主义的文章选用学者的专文，而刊发主张民粹主义的文章却选用网络文章？网络文章的逻辑性和分析的系统性无法与学者的专文相提并论。在我看来，较为严谨的平衡报道原则的遵守，理当刊发观点相反的对等性文章，就有关民粹主义的讨论，中青报也理当刊发与吴文观点不同的学者的文章。从韩毓海的网络文章中看，中青报编辑之约稿韩文，应是有刊发对等性文章的平衡报道的初衷，最后未能刊发，据我从编辑业务角度推测，或许因韩文太过学术化，没有吴文的形象生动；或许是韩文一万六千多字，太长；或许是由于韩文中“谩骂”之因。但不管怎么说，中青报刊发网络文章作为“回应”刊发，至少反映出对于平衡报道原则遵守得不够严谨。
　　第二，大众传媒是进行“主义”讨论的平台吗？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的李伟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国内民粹主义研究的几点讨论》认为：在学术上，“民粹主义问题是一块难啃的骨头”。据我所知，有关民粹主义的概念、缘起、历史形态等问题在学术上一直莫衷一是。中青报现时刊发吴稼祥关于民粹主义的文章，显然有着明显的现实针对性。但作为大众传媒,到底应该就现时的“问题”刊发评论，还是应该就与现实问题相关的“主义”刊发评论？胡适先生早在1919年就曾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胡适看来，“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胡适的建议是针对舆论界的同志的，中青报的编辑也当属舆论界的同志吧。在我看来，胡适建议的价值，应不单是一个形成有价值主张的方法问题，还有现代大众传媒的“大众化”受众特性问题，大众接触传媒的时间是有限的，大众的所思所想毕竟是不同于精英的，这样的大众是更需要对“问题”的分析呢，还是更需要关于“主义”的高谈？
　　说到底，在我看来，大众传媒在复杂的时局下遵循平衡报道原则的追求是可贵的，而大众传媒的“大众”特性决定了大众传媒在舆论上应是一个现实“问题”的讨论平台，不是时髦“主义”的高谈讲堂。
　　（作者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６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