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宏

　　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理论假设，一个人在互联网展示自己的隐私照片，而另外一个人则把自己的隐私照片贴在了学校门口的公告牌上，这会有什么区别呢？换句话说，如果让一个人在这两种方式中做出选择，他或者她会选择哪一种呢？看上去，他们做的是同一件事，只是方式不同，单纯从浏览的人数来看，网络的看客应该远远大于一个学校门口公告牌的阅读人数，照此推理，如果是出于展示的目的，更多的人应该选择网络；那么，反过来说是不是正确呢？如果是出于保护隐私的目的，一般人会选择学校门口的公告牌吗？
　　从理论上说，未必。为什么呢？因为网络和学校门口的公告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场所。网络是以世界为单位的传播场所，它的规模是巨大的，网民总数是海量的，但是，它的最小传播单位是个人，换句话说，它的传播终端是狭窄的，传播方式是隐蔽的和匿名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网络的传播是分散的，它需要聚人气。而学校门口的公告牌是集中的传播，人数虽然十分有限，但是，它的传播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集体传播，尽管它不像会议传播和广场演讲那样具有共时性。
　　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学校门口公告牌的传播也是一种内部传播，说它是内部传播，并非说它是隐蔽的，而是说走过这个公告牌并且浏览上面内容的过客很有可能是发布者的熟人，也就是说，他们认识发布者，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内部的概念是和熟悉分不开的，如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大字报和小字报，就是内部传播的经典表现。通常，规模越小，内部传播的特征就越突出，好比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的内部观摩电影和建国后创办的《参考消息》报，当然还有保留至今的媒体内参，既有文字的，也有图像的。
　　由此，能不能就说网络传播是外部传播呢？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规模上看，网络是外部传播，但是，从传播的方式看，它又带有典型的内部特征，比如，隐蔽性和匿名，所以，网络的传播场似乎是一种混合传播的产物，包含了内部和外部的传播。
　　过去，我们在研究传播时，比较多地关注传播者和传播过程，即便是注意传播场所，也多半是研究传播者的所在之处，而对于受众接受传播的场所关注不够。本文力图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词汇与概念

　　目前，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对时间的研究比较多，而对空间的研究比较少。而在有限的空间研究中，对全球化和本地化的研究比较多，但是对区域的研究就相对少。其实，即便在本地的研究中，仍然容易忽视其中微妙的区别。比如相声，通常被认为是下里巴人的东西，它的传播就极大地受制于地域，相声是北方的产物，它在中国南方的效果就没有北方那么好。虽然电视的推广有助于打破相声的南北分界线，但是并没有彻底改变相声的地方性。同时，郭德纲相声的走红反映了相声的回归剧场，而剧场极其鲜明地表现了相声的场所感。
　　在中文里，当我们说到地方时，常常是和中央或者全国相对的。当谈到全球化时，我们并没有一个十分恰当的词汇与之对应，中国化可能是一种选择，因为本土化是一个比较学术的概念，它通常表现一个由外向内的转换过程，就好比默多克的卫星电视要进入印度时，需要把它的外来节目进行本土化的改造，以适应当地的文化和收视习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本土化悄悄地带上了一些国土化的色彩。
　　过去，在文学界有一种说法，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世界的。好像是越土越好。这种说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在中学时代都被告知要认真培养世界观，当时难以理解，后来和西方年轻人交流时才发现这是一种有趣的本土化现象。全球化明显是一个西方概念，它有一点早期的殖民主义痕迹，随着技术和现代性的发展，地球村的概念浮出水面。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比较容易认同的是经济全球化，而不是政治或者文化全球化。
　　当毛泽东气势磅礴地号召我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他并没有使用全球化的概念。同样，我们在过去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是世界观，而不是全球观。有没有真正的全球化？也就是去地域化？麦当劳可能会被当作典型，虽然它有一定的美国色彩，但是，它的全球化特征主要表现在标准化，而一旦标准化，可能就意味着快餐化、去文化色彩和去个性化。但是，反过来说，是不是越土的就越洋？越小地方的东西就越容易被世界接受呢？未必。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规律不管用。
　　新闻学有一个价值规律，地域越接近，新闻的价值越高。实际果真如此吗？在美国可能如此，在中国这样的外向型国家里，情况就有变化了。看看《环球时报》的发行量，它只报道国际新闻，是说明中国人更关心国际事务吗？可见本地化也有它的一定之规。《南京零距离》带动了地方新闻的崛起，从中我们看到了地方化和本地化的差别。过去，我们说的地方新闻常常是针对中央新闻而言，是一种漂浮的空心地方化，是从全国新闻视角来看地方新闻，渗透着对全国新闻的崇拜。而本地新闻则是实实在在做给本地人看的，它不是做给外地人看的，它的收看顺序是先本地后外地。
　　在中文里，空间是比较大的概念，有宏观色彩，许多人是从务虚的角度来使用这个词汇。在很多西方人看来，中国人是非常崇尚中心的，否则，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名字都包含中心化的味道。所以，我们说到地方时，经常暗示着某些边缘化的色彩。地方电视台的新闻都是以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为荣的。在有关地方的词汇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地方保护主义的说法。本文之所以把场所作为关键词，目的是和场景联系起来，探讨场地对传播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包括受众的受传环境，也涵盖了传播者的传播场景。

　　场所的历史

　　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场所的历史，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典型的场所。比如教堂，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播场所，今天我们使用的传播和宣传的概念在外文上也和传教布道有着词汇的渊源。教堂既是人际传播的场所，又是群体传播和自我传播的地方，它追求庄严肃穆，营造严肃的场所气氛，就连它的建筑也在传达着一种浓厚的场所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场所往往追求的是时空的凝固，或者说是时光倒流，因为时间的脚步通常会超越场所的变化，所以，我们才会经常故地重游，历史往往更多地是把它的痕迹雕刻在场所上面，而不是时光。就好比照片和移动画面的差别，报刊上的图片往往更加富于历史感，因为它是凝固的瞬间，是割裂的历史，是稳定的场所感。而电视的画面虽然更加丰富，但是它的线性移动相对接近于时光的流逝了。
　　接下来，要说茶馆和咖啡馆了。在中国，我们比较熟悉的是茶馆文化。而在西方，是咖啡馆文化。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和欧洲的咖啡馆文化有关。北京作家老舍写的话剧《茶馆》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场所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茶馆不大，但是，它浓缩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所谓山不转水转，如果我们把空间和场所比喻为山，那么，时间就可以是水，我们经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某种意义上就在强调人生的空间感。时间和空间好像是难以分离的，但是，在加拿大学者英尼斯那里，媒介按照时空概念做了梳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了帝国与传播。
　　同样是茶馆，四川和北京就有很大不同。四川更接近市井，而北京则靠近上层。茶馆是典型的交流场所，和教堂不同的是，茶馆也是一种休闲场所，所以，茶馆和小报的关系更密切，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都市报首先在四川发迹。媒介为茶馆提供了许多必不可少的谈资，而茶馆反过来也成了活跃的消息集散地，从茶馆可以看出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相关性，茶馆作为人际传播的场所给大众传播提供了一种群体接受终端，它有别于一个人单独地接受传播。
　　实际上，我们不妨从场所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人类的基本需要。以英国乡村的一个村庄为例，教堂肯定是用来维护信仰的，邮局在早期可以起到银行的作用，它是封闭的村庄与外界沟通的场所，当然，还有家庭，家庭是私密场所，而咖啡馆是村民们内部交流的社区场所。在这四个基本场所中，只有一个和传播的关系不大，就是邮局。
　　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的场所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家庭一直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当大家庭向小家庭过渡时，家庭作为信息传播的场所就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大家族的传播场所包含了比较多的讨论色彩，随着家庭成员人数的缩小，家庭的人际传播开始公共化，最明显的例子是最流行的大众传播工具电视占据了客厅的显著位置，在某种程度上，大众传播在家庭里取代了人际传播的位置。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晚报飞入寻常百姓家，改变了当时的报刊布局，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报刊是公费订阅并且在办公室阅读，有那个时期典型的办公室情结，当时，中国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常常是靠一杯清茶和一份报纸打发时光的。在这个意义上，办公室和家庭形成了鲜明的场所对比。在东方文化中，以厂为家是受到鼓励的，晚下班晚回自己的家是忠诚于单位的表现，国家是大家，个人是小家，少数服从多数。办公室作为传播的公家场所，它的私人空间是比较小的，与此相适应，主要在办公室流通的报刊和进入家庭的报刊在内容上就存在很大的不同，办公室的报刊往往比较严肃，板着面孔，教育色彩浓厚，政策性强烈，是一种共享式阅读。而家庭阅读私密感强，属于个人阅读，可以自由选择，时间宽泛。

　　传播与场所

　　传播和场所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谁改变了谁？两者之间有没有互动关系？传播者的传播场所和受众的接受场所之间有没有什么对应关系？比如，电视演播室的家庭化正好对应的是观众的收视场所，而广播的收音机和随身听也对应着汽车的移动场所。
　　早期西方的很多小说都是在壁炉边完成的，那么，阅读这些小说的读者是在什么场景下完成的呢？他们中间许多人可能是在旅途的火车上，或者是在某一个小旅馆里，还有更多的人是在这些小说出版上百年以后才开始阅读的。这种写作和阅读的时空错位会对作品的解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当我们从书籍走向报刊，再到广播电视和网络时，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加快节奏的时间曲线，传播的周期越来越短，越来越即时化。与此同时，空间的变化就没有那么显著。
　　美国总统罗斯福经典的炉边谈话是通过广播的方式传播的，我们可以把它视为经典的时空组合，时间和空间在此完美结合，时间是零距离，最大限度地传播了场所信息。换句话说，它的时间信息中涵盖了温馨的场所信息，反过来，它的场所信息中又打上了明显的时间标志，时空在此互为你我，难以分割，当然，这也是典型的媒介时空重组，不是简单的自然时空观念。
　　在农业社会，自然时间表现为只争朝夕，一寸光阴一寸金，而在工业社会，钟表取代了公鸡打鸣，我们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精确，越来越统一，分秒必争，时间就是金钱。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强调的是地域的博大，有度量衡和文字的统一，但是，没有时间的统一。时间的统一更多地和钟表以及火车的到达有关，这些都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时间的发展离不开贸易，轻商的国家就会轻视时间。近代中国的落后与时间观念不强有很大关系，古代的帝国强调的都是地域和领土的扩大，而现代化的国家更加强调时间和效率。农业社会重视土地，农民起义的口号常常是均贫富，打倒土豪分田地，空间往往和公平相关，而时间和效率则紧密联系。
　　而媒介时间具有更多的共时性，媒介的受众在同一时间打开电视机，收看由电视台统一安排的节目。在电视直播中，这种效果就更加明显，每个人都觉得是和别人在同步收看，这个时候，电视超越了钟表，它不是简单的统一时间，它是在同一时间的概念下统一行为。在中央电视台每年一度的春节晚会中，我们看到了举国同乐的模式。而在４年一次的足球世界杯上，我们甚至感受到某种世界大同的气氛。
　　现场直播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媒介的最理想状态，在这时，媒介对自然时空做了近乎完美的重组，打造了一种新型的媒介时空。比如，体育直播时，现场观看和在家看电视现场直播是不同的概念，电视里看的常常比现场更加清晰，但是电视观众往往更加容易受到解说员的激情煽动，而现场球迷的情绪互动则更加明显。
　　电视现场直播经常会带给我们一些错觉，好像我们可以通过电视来身临其境，我看故我在。但是，电视中的现场并不完全等同于真实的现场，电视的现场是一种远距离的现场，是通过电视镜头解读的现场，是有间隔效应的现场，是一种被塑造的视觉现场，它和媒介时间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一种场效应。在电视现场直播中，我们仿佛更加能够体会到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所谓的地球村概念，媒介把人类的生活空间变小了，而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媒介时间的统一。在网络出现以后，一些学者把媒介的影响力归于注意力，如果从空间的观念来解读，这种判断有一定道理。
　　当人类的时间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时，人类的空间观念似乎停滞不前。从媒介的发展历史来看，最早的书籍传播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到了刊物，开始有了定时的时间观念，报纸加速了这种时间的约会，而广播则充分开发了时间资源，电视的现场直播似乎达到了媒介时间的高峰。唯一不同的恐怕是互联网，如果说网络改变了我们的时间观念，倒不如说网络颠覆了我们的空间观念。在网络中，出现了虚拟的空间，以往我们的空间观念基本上是以真实为基础的，即便是媒介空间和现实空间有一点差距，它也强调百闻不如一见，眼见为实，可谓视觉空间，而到了网络时代，不仅发言者是匿名的，他们的活动空间也是虚拟的。
　　现在可以临时回到本文的开始，互联网和学校门口的公告牌究竟有什么区别？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较量。过去，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传播时空的统一，书籍的出版速度决定了它到达读者手中的时间，报刊更是如此，广播有点特别，它基本上是一个时间媒介，不过它仍然受制于听觉空间。电视的现场直播可以说是媒介时空统一的登峰造极之作。但是，到了互联网时期，我们会发现，时间和空间发生了某种错位，现实的时间和虚拟的空间交织在一起，产生了某些我们今天难以预料的效果。
　　在互联网中，我们好像忽然失去了空间感，没有了空间引力，发生了空间失重，如同生活在文学作品中。最典型的莫过于现在的韩国电视剧效应，许多中国的韩剧迷自发在网络上无偿翻译韩国电视台最新播出的电视剧供爱好者收看，这里不探讨知识产权问题，仅仅是从传播的时空分离来说，在时间上，中国的这些韩剧迷通过网络几乎是可以和韩国当地观众一样同步收看最新播出的电视剧，但是，中国的这些网络观众却是失去位置的，换句话说，他们是无固定场所的收看者，他们可能住在北京或者烟台。而韩国的观众则不同，他们的收看地和电视剧内容发生地之间有密切联系，这是人类的情景对话，所谓触景生情，意义也在于此。当然，我们不排除韩国为了文化输出，特别制作一些国际化的电视剧，但是，他们的本土化肯定是第一位的，如果土生土长的韩国人都不喜欢本地拍摄的电视剧，那么，可以想象它的海外收视率也好不到哪去。
　　在发展中国家的影视剧引进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大片多，描写富人生活的多，比如，《达拉斯》和《浮华世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仅仅是因为美国愿意输出它的好莱坞生活方式吗？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为什么像英国流行的市井剧《东伦敦人》就很难引进到中国？同样道理，中国的电视剧《渴望》也很难冲出亚洲。这有可能说明描写普通人的影视剧更需要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的认同。而韩剧和日剧在中国的流行并没有打破这个规律，恰恰相反，它从区域文化的角度验证了这个问题。区域文化、本地文化和全球文化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三种基本传播文化。
　　那么，现实场所和虚拟场所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呢？现实场所是，我在故我在；而虚拟场所是，我思故我在。如果我们把媒介场所也算在内，我们就可以把现有的人类场所划分成为三种，现实场所、媒介场所和虚拟场所。媒介场所是，我看故我在。简单的说，现实场所就是天人合一，时空统一，现场的每个人都是场景的见证人。而媒介场所是一种重组的场所概念，它在某种程度上分离了时空，让现场外的每个人都觉得，通过电视自己可以在场，这形成了一种参与性现场，观众的参与方式主要是观看，现场的人因为知道场外的人在关注这个现实场景而更加肯定自己的现场感，从而变成了一个互动的关注场。而虚拟场所是一种想象类型的场所，这个场所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网民很少会像传统媒介受众那样去寻找网站的编辑部，因为游戏规则不同。
　　当我们越来越多地在网络上读报时，我们等于是正在破坏传统的报刊亭和街头以及家庭读报的传播场所；当演播室越来越成为我们的视觉中心时，我们的注意力正在悄悄地从现实场所逐步转向媒介场所，我们在演播室里看到了更多的战争和冲突，媒介场所正在取代现实场所成为我们社会关注的第一场所；当手机短信慢慢代替热线电话成为我们广播的最有力武器时，传播的场所感变得无足轻重；当读报小组和集体收看电视被越来越个人化的电脑取代时，传播的接受场所正在变得越来越狭小，在传播者从个人走向组织的同时，受众正在从组织走向个人。与此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另外一种情景，方言新闻和电视剧正在日益流行，似乎透露出传播向场所的回归。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６年第１９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