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评论是一种以新闻事实为由头或依据，发表对于社会政治生活及各种公共事务的意见、建议、观点、主张的文体。进行合乎情理的推断，挖掘新闻背后的多种可能性，或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是新闻评论的基本功能；新闻评论享有“合理推断权”，许多优秀的新闻评论，就是作者充分行使这种权利的结果。
一直有人强调，新闻评论必须而且只能立足于确凿无疑“板上钉钉”的新闻，严格从事实出发进行评论，而不能主观臆断，妄加猜测。
　　从一般意义上讲，要求新闻评论严格“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如果在新闻评论中绝对禁止以所谓“臆断”、“猜测”等方式进行合理推断，则无异于取消新闻评论的评论功能，新闻评论也就只剩下“新闻”而无“评论”了。新闻评论毕竟与新闻不同，新闻对事实负责，评论则对观点负责。正如马克思所言，“只要报刊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报纸是“一步一步地弄清全部事实的”，“今天它所报道的事实或发表的见解中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就会推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2页）在媒体“一步一步地弄清全部事实”之后，评论作者发现自己此前引为由头或依据的事实有错误之处，他及时“推翻”就是了（有时他“推翻”的只是引用的事实，而他发表的见解却可能是成立的），但他作为新闻评论作者，有权在媒体“一步一步地弄清全部事实”之前，即在这个“一步一步”的过程中就发表评论。尽管他的评论将难免于“臆断”、“猜测”，但只要其推断是合理的，结论就足以令人信服，反之，则可能令人生疑。
　　我们说新闻评论拥有“合理推断权”，其实这种权利并非新闻评论所独有，新闻记者在采写报道的时候，也可以行使这种权利，而且这种权利是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下面是这方面的一个堪称经典的例子。
　　《中国改革》杂志2003年第7期刊登一篇题为《谁在分肥》的报道，对四个国有企业改制的个案进行了对比分析，其中之一为广州侨房开发公司的改制个案。广州侨房开发公司随后以该报道失实为由，向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递交诉状，状告《中国改革》杂志社侵犯名誉权，结果被判败诉。
　　这是一个对新闻界和法律界都富于启迪的司法判决。法院在判决书中强调了“可合理相信的消息来源”对于界定新闻失实的重要性，认为界定新闻报道的内容是否严重失实，应以其所报道的内容是否有“可合理相信为事实的消息来源”为依据，只要新闻报道的内容有采访者当时以一般人的认识能力判断认为是“可合理相信为事实的消息来源”支撑，而不是道听途说或是捏造的，那么，新闻报道就获得了法律所赋予的关于事实方面的豁免权。根据这个原则，尽管《中国改革》杂志在《谁在分肥》一文中披露的事实不尽准确，但该报道被法院认为具有“可合理相信为事实的消息来源”，因此，法院最终判决原告败诉。（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2005年3月24日）
　　记者采写报道，只要有记者以一般人的认识能力判断认为是“可合理相信为事实的消息来源”，那么该记者进行的推断就是合理的，就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同理，作者撰写新闻评论，只要有作者以一般人的认识能力判断认为是“可合理相信为结论的逻辑分析”，那么该作者进行的推断也是合理的，也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当然，这里的“以一般人的认识能力判断认为是‘可合理相信为结论的逻辑分析’”，应当包括“以一般人的认识能力判断排除‘不可合理相信为事实的消息来源’”，也就是说，如果一条新闻明显有假新闻的嫌疑，新闻评论作者却故意信以为真，那么他据此进行的推断就是不合理推断。
　　记者在采写报道时进行合理推断，是为了挖掘更多事实，或揭示更丰富的新闻背景，而新闻评论作者进行合理推断，则是为了揭示事物发展或事实真相的多种可能性。新闻评论经过合理推断得出的结论不是惟一的，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有的结论很可能永远也无法得到确证，但合理推断的结果，毕竟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和把握因而得以更进一步。这正是合理推断在人类探究真知、追求真理上的价值所在。
　　今年3月，北京某报披露了民生银行钻石信用卡“瞄准副部级”，包括企业家、明星、副部级以上官员等“顶级人士”在内的持卡客户最高可透支300万元的消息，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议论纷纷。几天之后，民生银行紧急约见媒体，称某报的新闻纯属失实报道，该行“正密切关注此失实报道引起的不良反响，并保留通过各种途径维护民生信用卡品牌和形象的权利。”
　　在民生银行有关负责人公开辟谣，言之凿凿地认定“副部级透支300万”新闻纯属失实报道之后，《“副部级透支300万”报道失实了吗？》（《三晋都市报》2006年4月12日）的作者却通过严密而合理的逻辑推断，认为“民生银行当初很可能制订过‘瞄准副部级’的计划”。这个结论不但令读者信服，也令民生银行“有口难辩”。新闻评论“合理推断”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新闻评论既有合理推断，那么也必然有不合理推断，有时，一个不合理推断看起来言之成理，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其不合理之处。判断推断是否合理的标准，要用逻辑思维方式，而不是用形象思维方式。
　　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今年3月，某报联合国内多家报纸、网站进行“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五十个地方”评选，北京故宫、安徽黄山等中国50处风景名胜最终被确定为最值得外国人来华后的去处。结果公布后，有人对杭州西湖等一批入围而未入选景点表示遗憾，有人对云南丽江、四川泸沽湖等地甚至未能入围而感到不可思议，各地网友纷纷为本地著名景点落选感到不平。
　　一名作者撰写新闻评论《拜托，别为外国人的眼光争宠了》（《北京青年报》2006年4月13日），称“这种评选本身就带着一种巴结外国人审美眼光的文化自卑意识”，“暴露出我们国民性中许多劣根性”，“中国景点，何至于那么在乎外国人的眼光，用外国人的眼光把自己的景点排个座次？”
　　一些读者和网友针对一场评选结果的不同意见，被《拜托》一文上升到“巴结外国人审美眼光的文化自卑意识”、“暴露出我们国民性中许多劣根性”的高度，这名作者无疑进行了一个大跨度的推断。但是，很快就有作者撰文（《请问：“在乎外国人的眼光”何错之有？》，《北京青年报》2006年4月14日），对《拜托》一文的结论提出质疑，认为其推断从根本上讲是不合理的，也是不能成立的。这位作者写道：……这项评选不过是为了向外国人介绍、推荐中国的景点，吸引外国人来中国旅游，评选活动没有外国人参与投票，而只是在中国人当中进行，评选的标准也很明确，就是中国人认为“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地方”，而不是外国人认为“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地方”，评选的主导权在中国而不在外国，评选结果体现的也是中国人（对于“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地方”）的理解和判断，而不是外国人的理解和判断，怎么能说是在“巴结外国人”呢？
　　这就是说，《拜托》一文在推断过程中出现了“不合理”，具体表现为，给一场不过是为了向外国人介绍、推荐中国景点，并且自始至终体现了中国人的理解和判断的评选及其引起的争议，扣上“巴结外国人”“国民劣根性”的帽子，缺乏必要的论证，因而难以令人信服。不但如此，这名作者还指出：
　　XX先生（指《拜托》一文作者——引者注）说，“一群国人评出了‘最值得外国人去’的景点，另一群国人为自己心仪的景点未入选‘最值得外国人去’而争得面红耳赤，‘外国人’这个想象的主体始终不在场，一直没有真正露面。”可见，他对这项评选的“中国本位”应该是很清楚的。但是，他却认定这项评选以及引起的争论，是中国人“很自觉地把外国人置于一种主体地位，想象着外国人怎么看自己，用外国人的眼光对中国景点进行价值排序”。其实明明是中国人用自己的眼光在搞评选，却被XX“想象”成“用外国人的眼光排序”，如此微妙的逻辑转换，岂不正好反映了一种“在乎外国人眼光”的心态？
　　经过一个“微妙的逻辑转换”，反而得出《拜托》一文的作者“很在乎外国人眼光”的结论，这岂不正好又是一个合理推断！
　　作者在新闻评论中敢于并善于行使合理推断权，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增加文章的质感和张力，增强文章的逻辑性和感染力，并为读者拓展广阔的思辨与想象空间。但作者需要特别注意，合理推断终究是一种逻辑思维方式，正如真理向前逾越一步就是谬误，推断如果从逻辑思维的范畴向前逾越一步，进入到形象思维的范畴，就很可能超出了合理的限度，成为不合理的推断。新闻评论中常见的“扣帽子”、“先入为主”、“上纲上线”、“无条件联想”等问题，就是这种不合理推断的具体反映。

　　（作者单位：北京青年报社）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６年第１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