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崔永元决定重走长征路，开办一档名为《我的长征》的节目，这个节目历时近一年，着力体现全民参与性、真实体验感，将再现长征情景。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个人事件，也可以看成是群体事件，一个据说能够成为“中国电视史上一大创举的节目”应该不仅仅代表崔永元自己，那么，崔永元为什么长征？它是否可以被解读为“央视节目的整体性突围的标志”？

　　突围还是在兜圈

　　崔永元选择“长征”这个意象，连同他“宁死不屈”的口号一同成为某种对抗庸俗娱乐文化的“正义”表征，这使得这次远征更像一种“展示责任感与豪情壮志的游行”。崔永元似乎想借形式上的自我放逐，完成个体意义上对精英人格的回归，期望在远离央视沉闷体制的自由环境中，提升节目的品质，这就是“长征”的意义所在。但是，有人认为，“长征”是奔着“超女”去的，是反娱乐的。
　　疑问一：反娱乐还是反体制？崔永元的最大魅力就是幽默，就是娱乐风格的谈话，所以，崔永元的长征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反娱乐”的精英之路。1996年他主持《实话实说》，实现了娱乐性谈话节目的人本回归，恰是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了电视的“受众本质”或称“娱乐本质”，靠“娱乐平民化”起家的崔永元不大可能反对娱乐，即使面对央视的死敌——“超级女声”，他也称“超女特别可爱，但评委一塌糊涂，没有资格坐那里”，“评委”成了一个体制的代名词，隐约成了对央视自身的一种反讽。他承认，央视节目的倒退，“根源还是在管理和体制上，是制作者的问题。要达到我的要求，制作人会很累。”所以，他一直呼唤自由语境下的“平民式发挥”，“我为什么老说‘宁死不屈’？如果你认输了，那你就败局已定了。我并不是反对娱乐节目，但是我反对娱乐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全部生活。那就是个不健康的社会。”所以，崔永元的长征，更像是在向平民娱乐的自由语境回归，比如节目组已经开始向全社会及海外公开选拔征募体验者，这是对“海选”的一种认可，虽然这个词因为超女们而变得充满了世俗色彩。
　　疑问二：崔氏“长征”路在何方？崔永元并不反对娱乐，但他的精英意识又时刻阻挡着他向彻底娱乐前进，意识和实践的分离，使得他的长征之路很有可能变成另一条“电影传奇”之路。崔永元这样对女儿说，“你要10个月见不到爸爸了”，如易水一歌，充满豪情，他要用漫长的时间在这个以秒计价的娱乐世纪里去磨一把旷世之剑，或者说，他在用10个月的时间复制自己？而这种复制，并不会给央视带来预期的红火收视率，这已经从崔永元个人主持经历的沉浮可以看出。崔永元似乎陷入了思维危机：他本能地秉持精英意识，却又充满着平民情结，他给人带来欢乐，却用痛苦在打造欢乐，这使得欢乐本身变得异常沉重，而沉重还能欢乐吗？崔永元曾这样评价《实话实说》，好的节目形态应该是这样的，内容、观点的表现，是一种理性的思维，但是它必须是通俗的。做节目难度最大的，也就在这儿。在这个节目中，我把自己给拖垮了。那么，崔永元到底是坚持精英，还是走向娱乐？
　　于是，崔永元的长征，还没开始，就已经充满矛盾。

　　崔永元，你还能回来吗？

　　文章还没写完，就得到消息说，国家广电总局发布通知:全国性或跨省(区、市)赛事分赛区活动不得在当地省级卫视播出。马上有评论指出，“其实央视的垄断地位由来已久，他们的垄断心态也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享受垄断利益更是成了一种‘天经地义’的事。”
　　除了垄断心态，央视还存在人才选拔的问题，《开心辞典》制片人郑蔚就说，一些外聘的主持人，“想成为央视的正式员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央视的危机来自于体制的失衡，不是说央视没有主持人，而是说体制桎梏了主持人与节目的完美配合，以及在这种体制下滋生的主持人本身的思想困局，这里面既包括主持人的培养、品牌节目的建设,也包括创新体制的构建、后备人才的选拔等。小时候， 我们看《三国演义》，往往一员大将，杀开重围，搬来救兵，于是皆大欢喜，但是，从来大将只能救一座城池，不能保一国久安。那么，谁来从体制上拯救央视？央视节目的整体崛起不能只靠崔永元的突围。而且，崔永元本身是“疯狂”的，依他的身体状况，能够把“疯狂”的长征进行到底吗？央视体制的革新，是否要以消耗精英为代价？这次“长征”，央视没有出资，全靠崔永元“边长征边化缘”，但对央视来说，也许觉得崔永元长征更具有双赢意味 ：崔永元成功了，央视之福；要是失败了，则是崔永元之祸。果真那样，央视还是央视，而崔永元的旷世孤独，怕要成为绝响了。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学院中文系）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６年第７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