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某报曾开辟一档“挑刺”栏目，请读者当“校对”，找出该报所刊登文章中的错别字。此举甚好，读者响应热烈。但， 不久该栏目却取消了，原因是错别字实在太多了。
　　2004年11月22日《法制日报》第一版新闻《媒体应该带头尊重人权》一文中，作者写道：“究其原因，……有些在于某些新闻工作者滥用权利，为朋友‘两肋插刀’，办‘关系案’，‘人情案’……”。这里的“权利”其实应改为“权力”。权力，指由领导地位和职责范围所决定的控制权和支配力。如2004年媒体广泛报道过的四川省乐山市原副市长、巨贪李玉书，就是凭借乐山市交通局局长的权力（而非“权利”）谋取巨额财富的。权利则是和“义务”相对应的，是指公民或法人可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受的利益。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四款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2004年12月，国内多家媒体以《大陆最佳商务城市排行上海北京深圳分夺三甲》为题，报道了上海、北京、深圳三市分列大陆最佳商务城市排行前三名。显然，在这里，相关的记者、编辑们把“三甲”理解成“前三名”了。其实，“三甲”源自科举考试，指的是考生成绩的等次而不是名次。以明清时期为例，第一甲限三人，称“赐进士及第”；第二甲、第三甲分称“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人数可达数十人乃至数百人。可见，“三甲”并不是指“前三名”，正确的表达应是“跻身一甲”，“跻身三强”或“分列前三”。
　　上述二例，一定程度上凸现出我们的新闻媒体在语言文字规范化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存在于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中外文混用等各个层面，值得引起广大新闻媒体从业者的高度重视。

　　读错音、读别音时有出现

　　一些播音员、主持人将“角色”（jué    sè）误读作“jiǎo    sè”，将“亚洲”（yà    zhōu）误读作“yǎ    zhōu”，如此种种，并非个别现象。近些年来，广播电视节目中运用方言表演戏剧、影视作品，也有过多过滥的倾向。而广播电视娱乐节目、广告中存在的“港台腔”，某些播音员、主持人、演员、公众人物模仿港台明星发音而导致声母、韵母、声调的不标准，甚至“嗲声嗲气”，都需要予以及时指出纠正。

　　错别字太多  成语随意改

　　文字、词汇方面，存在的问题更为严重。近几年来，我国的报纸、杂志、书籍等出版物上的文字差错率明显上升，大有“改不胜改”之势。青岛某报曾开辟一档“挑刺”栏目，请读者当“校对”，找出该报所刊登文章中的错别字，结果不久该栏目就被取消，原因是错别字实在太多了。
　　电视屏幕上的错别字现象也十分突出，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广更甚。笔者曾在观看央视一热播的电视剧时做过笔记：在仅仅两集之中，字幕上出现的错别字就达到了两位数。电视剧以外的其它节目问题也不少，如“的”、“地”、“得”不分，“既”与“即”错用，“安排”变成了“按排”，“锦绣”变成了“锦锈”，“竟然”变成了“竞然”，时常可见。更为严重的是，一些科教、文化类节目的字幕也会出错，如中央电视台曾播出一期介绍宋代爱国词人辛弃疾的节目，辛弃疾词《南乡子》下阕第一句是“年少万兜鍪”，而出现在字幕上的竟然是“年少万斗谋”。
　　词汇不规范方面还须引起警觉和重视的是，某些广告语有意篡改现成的词或成语，如将“领先一步”改成“领鲜一步”，将“默默无闻”改成“默默无蚊”，“唯我独尊”改成“唯鹅独尊”。这种改动并没有用引号来标出所改动的字词，以表明运用了谐音的修辞手法，因而会造成对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受众的误导。
　　另外，媒体在使用一些新进外来词语上不统一，也造成了一些接受上的混乱，比如“拉登”与“拉丹”，“阿里汉”（前中国男足主教练）与“阿里·哈恩”，“安然”（美国Enron公司）与“安龙”。

　　语法不通，似是而非

　　在语法方面，许多媒体（尤其是报纸）由于作者素养和编校方面的原因，存在着句子结构混乱、句子成分残缺或多余、搭配不当等现象，像“在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对建材工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缺少主语）、“这次会议对发行工作也交换了广泛的意见”（搭配不当，“广泛”应修饰“交换”而非“意见”）、“他们这种勇于救人的行为，是值得我们向他们学习的”（重复多余，应删掉“向他们”）、“我们断定他大概能考上大学”（不合逻辑），类似的病句太多，有时会赫然出现在出版物上。笔者随手翻阅身边的几期报刊，发现“原”字作单位或职务定语时位置不准确的现象频为普遍，举例来看 ：“原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作者系原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吉林省原省委副秘书长王纯”。“原”字作单位或职务定语时的意思是“原来的”，其位置在何处，关系到文章表达意思的准确与否。试看新华社的一篇稿子：“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河北省原省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书记张曙光同志因病于11月20日石家庄逝世，享年82岁。”文中的“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是“原来的”机构，现在已经没有了；“河北省原省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书记”，是说张曙光同志是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来的”省长和书记，“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来有，现在也有。因此，在前文列举的三个例句当中，定语“原”字的位置均是错误的，其正确的位置应分别在“社长”、“副主任”、“副秘书长”之前。
　　在广播电视节目中，由于一些主持人和嘉宾缺乏语言规范化意识，加之语言修养的欠缺，在播音、谈话中出现语句不通、逻辑混乱、词类误用、产生歧义等毛病更不少见。

　　中外文混杂，不伦不类

　　上世纪末以来，一些广播电视节目和某些都市时尚类报刊，在汉语中夹杂外语词汇的现象越来越多，大有泛滥之势。试看下面这段 ：“果然，一阵锣鼓喧天，不是荣归故里的那种，是现时年轻人热衷的Top Music。寿星女就在这片音乐声中出场了。人群开始欢呼，一直以来，同《上海星期三》都是靠文字互通心声，知冷知暖这么久，今天终于face  to  face,不high才怪。”（《上海星期三》2002年5月22日）
　　早在上世纪40年代，钱钟书先生就在小说《围城》中讽刺那种“在中国话里夹无谓的英文字”，“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不知上文作者闻此有何感想？也愿那些热衷于在中文表达中使用洋码子人们反思之。
　　不少媒体从业人员认为语言文字规范是“小技”，是小事，不必大惊小怪。这种认识是十分错误的。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大众传媒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越来越大。媒体上出现的一点点错误，都有可能被无数倍放大，随着一种“示范”效应而以讹传讹，贻害无穷，尤其是对正处于语言文字学习阶段的青少年学生，其消极影响更为严重。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在一个大众传媒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不自重、不自信、不自爱、不负责的国度里，很难想象国人尤其是青少年能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成为本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者。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应强化自身的语言文字规范化意识，自觉承担起为大众和社会利益服务的社会责任，不断提高语言文字工作的能力，在纯洁祖国语言、传承中华民族文化薪火的进程中，承担更多的义务，发挥更大的作用。

　　（姜妍：青岛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2003级学生；指导老师：史玉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