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介素来有舆论监督之职责。在西方，记者通常被冠予“无冕之王”的称号；而在中国早期的革命实践中，媒体也是影响时代进程的强大宣传工具。现代社会中，尽管文化的多元形态使媒体无法完全决定公众的观点与行为，但有着强大传播效果的媒体议程，依然具有影响民众、变革社会的能力。然而，媒体议程的设置，却并不完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会受到传播规则的种种制约。

　　议程设置的零和博弈

　　无论是“厚报时代”还是“24小时新闻节目”，受众每天所能接受的信息量是有限的，因此媒介资源相对而言还是处于有限空间之中。特别是对于单位媒体来说，这种资源的有限性就越发突出。一家日报每天的版面空间是有限的，其中的新闻版面又是有限的，新闻版面中的主打新闻的空间又更加有限；一档新闻节目的播出时长是固定的，甚至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间的时长分配又是固定的，占有强势效应的头条新闻也因此弥足珍贵。这样，作为信息“把关人”的媒体，只能在各条信息之间分配有限的媒介资源，组织报道议程。这就使媒体的议程设置处于一种“零和博弈”的规则中：加重某一个议程的报道份量，势必削弱其他议程的报道份量，而整个媒体总的报道量并无增减，趋于守常。
　　而媒体对某项议程的重视或淡化又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媒体的受众定位、编辑方针、地域性以及传播环境等等，决定了媒体会选择哪些信息放在议程上面，哪些议程又是重要议程。即便所有媒体都忠实地记录每天发生的重要事件，但也各有侧重，各有所言，并非千报一面，众口一词。身处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时代中的人们，面对多元社会下发生的种种事件，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声音”引导，便会无所适从，而整个社会也会因为各种意识形态的争斗而变得支离破碎。2004年7月10日，北京遭受到了23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降雨强度最大的暴雨袭击，城市交通瘫痪。央视、东方卫视等主流媒体加重了对城市排水系统、政府应急措施等问题的报道量，基本的灾情报道却无形中被置于次要议程上。当灾害来临时，媒体并没有调动报道资源进行及时跟踪，民众无法及时了解灾情进行应对。媒体议程与民众的价值观发生偏离，忘却了自身作为政府与市民、社会各部门之间信息媒介的职责，犯下了本末倒置的错误。由此可见，媒体尤其需要注意对议程的选择，充分发挥“环境监测”的基本职能，在传播过程中有效地传达“确定性”的意义，使受众在媒体的指引下对议程进行广泛讨论之后，形成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并以此影响受众的行为，以正确、积极的舆论导向促进社会进步。

　　走向互动：媒体议程与社会变革

　　一个时期的社会变革往往给媒介提供了丰富的报道素材，而媒体借助报道也可以推动社会变革。在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谴责贫富分化、控诉资本家只为满足个人贪欲不顾工人福利的运动，这场社会运动开启了多年后美国新闻界的“黑幕揭发”时代，以杂志为主体掀起了一股揭露丑闻、谴责腐败、呼唤正义与良心的运动，这就是著名的“掏粪运动”。这个时期的美国社会处于亟待变革的环境中，政界、商界以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腐败现象威胁着这个国家的秩序，一时之间，有关政府和黑道的勾结、金融业的欺诈、药品和食物的掺假、街道上的卖淫等的揭露报道见诸各大报刊，美国民众对此反响热烈，媒体议程引发公众议程的重视；民众舆论进一步对政府纷纷责难，致使政府议程得到转变，美国社会也由此经历了一场“掏粪”改革。正是媒体通过无情而犀利的批判，促使了美国制度和社会的自我调节、改革，使之躲过一劫，变得更加稳定。
　　由此可见，媒体议程若能与舆论传播形成良好的互动，则能推动社会制度的稳定和发展，真正发挥“天下之公器”的作用。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以及SARS爆发所引发的民众对官员问责制的讨论看来，我国媒体正与社会改革形成互动有利之势。2004年暑假，长沙的“宝马撞车”事件通过当地媒体的高度关注、网络舆论的蔓延、中央媒体的介入，引发了一场全社会从司法漏洞到道德底线的沸沸扬扬的大讨论。接着，“郎顾之争”把国有产权改革推上媒体议题，经济学者与实业家之间的言词碰撞成为人们几个月来最大的谈资。这场辩论到了后期，已不仅仅是停留在矛盾中心——国有企业改制与产权交易的操作争议，而上升到了司法程序。而无论其最后的结果如何，这场论争势必将对我国未来几年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思潮产生影响。2004年9月29日国资委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坚持国企改革方向 规范推进国企改制》一文，代表了政府对这场激烈交锋的回应。

　　媒体议程的法律与道德边界

　　媒体议程的设置虽然必须建立在基本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但这种议程对于舆论的引导却是受到了媒体“把关人”的控制。媒体通过对报道内容的选择、报道规模的把握和报道方式的灵活运用，不仅决定了社会公众“想什么”，而且很巧妙地激发了他们的情感，诱导了他们的行为。因此，媒体对公众议程的导向，应当注意控制在法律与道德的边界之内。
　　首先，媒体不能为了“伸张正义”而替代法律来进行审判。近年来，常有传媒在报道诉讼案件时凌驾于审判机关之上，进行“新闻审判”，过早对案件诉讼结果下结论，影响了审判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还有媒体对新闻事实细节“着墨”过多，煽动公众情绪，影响了事件的最终结果。1997年公安局长张金柱撞人事件，因为媒体触目惊心的“生动”报道和对受害家属的“同情”报道，引发民愤，最终致使张金柱由应判15年而变成被判死刑。另外，媒体更不能僭越法律程序，以“揭丑”而伤及社会利益、他人利益。2003年5月29日，BBC记者吉利根报道布莱尔政府为了发动对伊战争，夸大了伊拉克生化武器的威胁。其实，吉利根的报道是在没有经过法律程序核实之前所下的结论，报道对英国政府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并使情报来源人凯利身份暴露，导致其不堪压力而自杀。这很好地说明了媒体在报道时，应当崇尚程序正义优于实体正义，不能为了“掏粪”而“泼粪”，泛道德角度上的理直气壮的原罪式质问，不能替代基于事实的采访调查。①
其次，媒体也不能过于追求公众知情权而侵犯他人隐私，有违道德。比如，媒体以“炒作”方式报道事件，可能会伤及当事人的利益。2002年北京媒体追捧“五胞胎”出生事件后，南方某媒体披露出“五胞胎”为长期服用药物的结果而非自然受孕。由于北京媒体之前超大规模的报道方式，结果使“五胞胎”一家在事实真相披露之后陷入了更加尴尬的处境。又如，有些媒体打着公众知情权的口号，在莫须有的情况下，捕风捉影，任意对公众人物乃至普通百姓进行舆论拷问。2002年中国媒体对于高枫死因的种种推测和对其私生活的风传，完全丧失了对公众人物的有限隐私权的起码尊重，实则是对于个人隐私的一种“集体偷窥”，而媒体也被沦为满足公众好奇心的工具。② 还有些媒体选择议题不慎，忽视了应有的道德底线。2004年央视某栏目在报道俄罗斯人质事件时，竟以人质危机死亡人数进行有奖竞猜。总之，如果媒体超越了基本的事实界限，则不但不能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还有可能对公众事件矫枉过正，妨碍社会制度的有序进程。
有学者说 ：媒介对舆论的引导实在是一种主观意志附着于客观事实的产物。③诚如斯言！媒体之于社会，运用得当则犹如一面明镜，可资参鉴 ；运用不当，则不但不能为社会“纠偏纠错”，而且还兴风作浪，滋扰是非。媒体议程与社会变革的互动，理应遵循传播规律，形成良性氛围，才能最好地发挥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

　　注释：
　　① 章敬平：《媒体为什么要扒粪？》，《南风窗》，2003年11月2日
　　② 顾红梅：《新闻报道中的知情权和隐私权的冲突与解决》，《新闻与传播》，2003年3月
　　③ 蔡雯：《理智与情感间的困惑——从“五胞胎”新闻看媒介的舆论引导》，《新闻记者》，2002年5月

（作者单位：湖南商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