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瑞云

　　中国新闻传媒的“新时期”

　　如果把1948年《人民日报》的创刊作为新中国传媒业的开端，那么，迄今为止新中国的传媒业已经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而1978年又是一个明显的分界，将这60年切分为前后两个30年。前30年可称之为新中国传媒业发展前期，后30年，我们借用文艺界常用的一个词，将之称为“新时期”。
　　“新时期”的文学概念，是由“新时期”的历史概念派生的。所谓历史的“新时期”，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所说的：“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关于文学的“新时期”一般也是这样认为的。而新闻和文学，本像大自然中不同物种一样，分属于不同的学科类别，有着自己的属性，而在中国独有的政治“地质年代”里，二者经常交叉，有着太多的相同和相似点：建国以来都代言意识形态，服务于政治；都依靠大众传媒进行传播；在行政上都被划归“宣传口”，由宣传部门进行管理；都具有“写作”这一劳动属性，而且新闻（如通讯）经常借用文学的写作手法，有的直接和文学相结合，称为文学（如报告文学）；一些大学在设置新闻专业的时候，就直接将其置于“中文系”或“文学院”之下，或者与其并列，称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很多大学里，教授这一专业的老师就是学文学的或教文学出身，等等。二者相比，解放以来的新闻，比文学更直接地记录和见证了新中国的风风雨雨，并且和年轻的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历经甚至推动了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身上被打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从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提出和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新思路，中国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现在回望这个“新时期”，可谓目不暇接、日新月异。这个“新时期”，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社会的；是文学的，更是新闻的。
　　然而，“新时期新闻”这一提法，并不像“新时期文学”叫得那么响亮，甚至不多见于中国新闻理论界。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总的来说是与文学的差异性造成的——尽管前面提到了诸多的相同相似点，但新闻与文学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各自有着不同的运行规律。
　　（一）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滞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被看成是时代的晴雨表，阶级社会的神经，无产阶级的文学被当成是进行思想政治斗争、追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有力武器而受到空前的重视，并被置于崇高的地位之上。无论是延安时期还是建国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文学界的动态都高度关注，小到一部作品，大到一股思潮，最高层都可能留心到，并不时地给予指示和引导。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双百方针”，这引发了社会对文学的巨大热情和空前关注，建国后文学成为人文学科里最重要的一门课程，几乎所有的文科学院都设立了中文系，数十万文学理论工作者和教师都在从事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出现了一支庞大的文学理论研究队伍。
　　另一方面，文艺界进行了比新闻界更加深刻的理论思考。长期以来，以“服务论”为中心的“三论”，既作为党领导文艺的“理论基础”，又作为党的文艺政策，已经成为举国共遵无可置疑的“金科玉律”，就连上世纪50年代被打成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的那些人，也从未对此表示过怀疑。例如，曾经受到全国重点批判的秦兆阳（何直），在他那篇著名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文章中，就明白地写着：“文学事业是人民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应当为政治服务和为劳动人民服务，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事”。
　　然而事实是严酷的。几十年间，正是在这个“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理论指导下，社会主义文艺不仅道路越走越狭窄（从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到只准描写所谓“阶级斗争”），而且不由自主地走向“瞒和骗”（只能写“光明”唱“颂歌”），最后竟堕落成为一些人手中的斗争工具。经历“文革”10年，文学被人为地引导着脱离了自身的发展规律，“假大空”作品横行一时。“文化大革命”事实上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借助于“文化大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很多的文艺工作者不仅作品受到不公正的指责，人身也受到极大的迫害。所以,“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就出现了著名的“天安门诗抄”事件，这是文学与人性在长期遭受压制下的一次强烈反弹。所以,“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各种反思的作品便大量涌现出来。早在1979年4月，《上海文学》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就喊出了“为文学正名”的口号，与此同时，“新时期”的概念开始在文学界流行，并不断地有人对其进行完善、诠释，到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个概念已经成形，一直延用了30年，并在继续使用。这个概念还会用多久我们并不清楚。
　　对于新闻来讲，情况大不一样。新中国的新闻事业从一开始就隶属于红色政权，被定位为“党的喉舌”，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绝大多数时候只有“规定动作”，没有“自选动作”，很多报纸多年来在版式与稿件编排上都要与《人民日报》保持一致。党的政策对了头它就跟着对，如果党的方针政策出现了偏差与失误，它就会跟着错，而且还会放大这种偏差与错误（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媒体群体性地出现了“假大空”的报道与鼓动）。那时候的媒体进行的都是指令性报道，不可能对自身进行过多的反思，就算是有，反应也不可能过于激烈。建国多年来大学里新闻专业少之又少，全国从事新闻研究的机构和人员也寥寥无几，新闻理论研究比较滞后，有的也多是业界同行间的实践经验交流和技术层面的探讨，不可能有“异端学说”提出来。
　　（二）中国新闻工作者的高度自律。新中国的新闻队伍是经历了战火的洗礼走过来的，从一开始就养成了严明的纪律性。从组织机构上讲，中央和地方的媒体分属于中央和地方机关，这些媒体的负责人享有与其他机关一样的“行政级别”，采编人员的管理也如同机关干部一样，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组成一支支不穿军装的军队。他们服从的是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传达的是党和国家、地方政府的声音，长时间以来表现出了良好的自律性。他们不可能像呈发散性分布的文艺界主创人士一样，高举“双百”方针的大旗，不断推出什么新思潮、新学说。改革开放一开始，古代的、当代的、西方的、中国的，各种各样的理论纷至沓来，文学创作领域一片火热。而新闻人更注重的是在严格遵守新闻纪律的大环境下，按部就班地推进自己的工作。在以后30年的进程中，中国的新闻事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可是这些新闻从业人员表现出的始终是低调的、内敛的、服从的、自律的姿态，这已成为中国新闻界从业人员的共同的时代属性。
　　（三）中国的新闻改革是融冰式的，实践先行于理论。这一特点是由中国新闻媒体独有的运作模式和新闻工作者的高度自律形成的。回望30年，中国的新闻媒体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改革、创新之路，发展的成绩是巨大的。这些成绩主要表现在：党报面貌发生了喜人的变化；晚报都市类报纸的兴起；广播电视的普及延伸；娱乐节目的兴办、舆论监督的加强；民生新闻、公共新闻的日渐主流；媒体不再只当传声筒，而是开始注意自身的文化与品牌建设，向集团化、集约化方向发展，等等。30年来，中国的新闻改革与发展紧跟着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发展的步伐，如同坚冰融化一样，一点一滴、悄无声息地进行着，有朝一日回头再看，已经是汪洋一片了。这些新闻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很多都是新闻人深入思考、不断蜕变的结果，前面不见有具体的理论指导，后面也鲜有体系化的经验总结。今日媒体已经对社会的进步、对百姓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一种巨大的舆论力量，而这一变化过程却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
　　说1978年中国新闻媒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是恰如其分的。这不仅是暗合着中国历史的“新时期”，更是因为这30年中国新闻领域的改革与发展确实是进入了新的阶段，从内涵到外延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前30年，我国的新闻媒体数量少、品种单一，表达方式与运作形式大同小异，下级报纸的版面和上级的基本相似，报纸、电台、电视台基本上是在同一个范式下运行，内容高度一致。在这一阶段，媒体和政治生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翻开那些亩产过万斤的浮夸报道，翻开那些在十年浩劫中充满激情言论的报章，我们不难发现，这30年的传媒，只有一个寄生的壳。新中国成立以后，就算是“文化大革命”10年，也从来没有缺乏过各种各样的思想交锋，没有缺乏过形形色色的争辩，而唯独传媒这个壳没有自己的思想，它似乎只是一个发声的器官，不需要思考，似乎也没有思考功能。
　　我们把“新时期”的开端定在1978年，是因为这一年发生了席卷中国大地的重大变革，而这一重大变革，又恰巧是由媒体在思想领域开始发动的，那就是《光明日报》于5月11日在头版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隔30年回头看，怎么评价这篇文章的重大意义都是不过分的。它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一次思想总动员，拉开了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的序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在当时“两个凡是”思想执掌着舆论话语权的背景下发表的，它的诞生经过了一番波折。这篇历时7个月，十易其稿的文章先是在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第60期上发表，5月11日由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光明日报》在一版全文转载，5月12日，在政界和军界影响力最大的两份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并由新华社转发通稿，全国主要媒体予以发表。这个曲折的发表过程展现了“新时期”中国传媒人的智慧，更表现了他们在前30年中未曾有过的反抗精神。我们惊喜地看到，他们被历史的神圣使命呼唤着醒来，开始显露其闪现着非凡光芒的思想。
　　此后30年，中国传媒逐渐有了独立意识，明晰了自己的责任，从只对上负责转变为同时也为民众服务，从只满足公共管理者需要转为民众需要。从生活类传媒的出现，到民生新闻的兴起，再到公共新闻的诞生，中国传媒在迅速地完成自身的蜕化、变革，在改革的潮流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它仍然不够完美，但真实、生动多了。“新时期”的传媒是眼睛，更善于发现；是耳朵，更善于倾听；是嘴巴，更善于讲述；最重要的，它还是无形的手，多次推动了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从一元到多元，从宏观到微观，再到由微观及宏观，传媒每一次角色的转变，都是一次使命的转变。30年来中国政治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无不与传媒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媒体成为这个时代发展的晴雨表、风向标。那些引发历史转折和时代进程的新闻报道，使我们看到了传媒的推动作用是多么巨大。现今互联网、手机报的出现，使得传媒的力量更大了，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传媒势必会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

　　“新时期”中国传媒的洗心革面

　　说洗心革面或许有些言重,但其他词语难以表达出“新时期”中国媒体的这种变化。新中国的新闻媒体，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如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成立于1931年，1937年改名为新华通讯社，《新华日报》、《大众日报》和《文汇报》都创刊于1938～1939年，《解放日报》（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创刊于194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立于1945年（其前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940年12月30日开始播音），《人民日报》创刊于1948年……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这些媒体养成了高度的政治敏感与严格自律的精神，它的主要作用是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宣传革命精神，团结各个领域、各个派别的民众共同革命。其报道中心是党的政策主张，传播路径是单向的。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整个社会还处于战争余波的影响之下，在建设中层出不穷的运动仍然可以视作敌我斗争的延续，这种敌我矛盾显然是被放大了，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势必要形成重大的影响。对新闻传媒而言，事实上是一个“后革命时期”。我们看一看这30年来报纸和广播中新闻稿件中的字眼，“斗争”、“阵营（线）”、“战斗”、“战线”等军事词语数不胜数，新闻媒体仍在战争年代养成的高度政治敏感与严格自律的惯性中运行。客观地讲，战争年代的新闻媒体，是在血与火的浸泡中成长的，那时候的编辑记者既有邵飘萍、史量才等新闻界前辈作为榜样，又有“两江”（范长江、孟秋江）、“两刚”（杨刚、彭子冈）、邹韬奋等一批充满才华和锐气的精英楷模。他们肩负民族大义，舍生忘死，传播的或是共产党的精英们的先进思想，或是劳苦大众的基本生活状态，或是爱国将士浴血卫国、追求自由的英雄事迹。他们写的新闻都充满着激情与生命力，生动而富有感染力，他们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解放后，编辑记者们满腔热忱地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下街道，进工厂，上山下乡。他们含辛茹苦，饱含热情。可是，这种热情与那个时代的盲目乐观以及人们急于实现美好梦想的急躁结合在了一起，于是他们成了以笔为武器、以服从为天职的文化斗士。
　　大跃进时期，决策者头脑发热，多数人随大流，让激情化成灾情。旋即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也貌似充满激情，只是这种激情不再有亲和力、感染力，它带给人们的只有虚假和恐惧。许许多多的报道把那个时代的传媒钉在了耻辱柱上，如陕西咸阳礼泉县烽火村农民王保京在1958年自吹可以亩产粮食240万斤，他的精神病式的自吹居然上了报纸，从此引起了多家媒体对王保京和烽火村的关注，媒体开始了一场几十年的造神运动，一直把王保京造成著名农民科学家，当上咸阳市委常委、副市长。而“文革”期间的许多大块文章都有过轰动效应，让人们激动过，现在看来既可笑又可悲。
　　媒体的自觉意识当溯之于1976年有关媒体对“天安门事件”的报道、1978年《光明日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等有关报道。那些有思想、有胆识的传媒人为“新时期”的中国媒体争了一口气。 这表明中国媒体保守思想的坚冰开始融化，僵化了的肌体开始有了血色。不过，在当时新闻传媒尚未放下严肃的架子，而各种文学作品已经捷足先登。现在想，当时的“文学热”不是偶然的现象，相比于当时的新闻传媒，它们因更贴近生活、语言更生动、更敢讲话而出了风头，一定程度上文学开始代言意识形态，以至于很多地方办的文学刊物发行量都超过了百万份。很多青少年开始追逐文学，而新闻媒体在他们眼中还是说空话和假话的地方。
　　（一）晚报都市类报纸开始崛起
　　新中国的晚报都市类报纸的发展经历了比较多的波折，从时间上讲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1966年的初创阶段；1979年～1998年的恢复发展阶段；1998年以后的繁荣发展阶段。总的来讲，此类报纸的崛起与发展主要集中在“新时期”。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7年中，我国的晚报数量非常有限，发展也很缓慢。1949年1月，天津解放，原《新生晚报》经过重新登记后于3月复刊，这是第一家经过新政府同意出版的晚报。随后，北京的《世界晚报》、上海的《大美晚报》经过登记继续出版，但这些报纸因政治或经济的原因先后停刊，唯上海的《新民报·晚刊》（1958年更名为《新民晚报》）始终未停。1953年天津《新生晚报》改为《新晚报》，1957年10月1日《羊城晚报》在广州创刊，1958年3月15日《北京晚报》创刊，这形成了解放后新中国的四大晚报。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晚报如何办？这成了新中国晚报工作者们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如从旧中国走过来的《新民晚报》发生了质的变化，强调了报纸革命性的一面，但忽视了它的贴近性和生活化的一面，它把苏联的《莫斯科晚报》作为学习的对象，按照苏联模式办报，结果可想而知，报纸越来越像党报，路子也越走越窄。之后《新民晚报》的同志吸取教训，总结出了晚报必备的三个特点：一、真实快捷；二、浓郁的文娱性；三、强烈的地方性。之后，晚报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和通俗性有所加强，甚至一些党报也开始向晚报风格转变。1960年天津《新晚报》和《天津青年报》、《天津工人报》合并，更名为《天津晚报》；翌年广州市委机关报《广州日报》并入《羊城晚报》，之后长沙、西安、南宁、成都、合肥、南昌、哈尔滨等日报都改为晚报出版，《太原晚报》、《武汉晚报》和《郑州晚报》也相继创刊。这些晚报其实都是党委的机关报，是党报的变种，只是比党报更活泼、更有趣味性一些了，正如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同志所说，“晚报要关心群众的需要，用生动具体的材料、事例、典型来宣传，不要概念化。”“晚报就是要方面多一点，活泼一点，短一些，要有点趣味，寓教育于趣味之中。”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邓拓也在一些场合反复讲：“希望晚报尽可能办得丰富一些、多样一些，要突出重点，又兼顾一般，最好不要单打一。”他还亲自动手在《北京晚报》上开辟“燕山夜话”专栏，形成了很大的影响。
　　然而晚报刚刚萌芽的一点朴素的办报理念，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荡然无存。1966年7月21日，《北京晚报》被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而遭受全国范围的诛伐，被迫停刊；同年，《新民晚报》、《羊城晚报》、《成都晚报》、《长沙晚报》、《武汉晚报》被迫停刊，1967年1月《西安晚报》、《天津晚报》、《郑州晚报》、《南宁晚报》、《合肥晚报》纷纷停刊，之后长达12年之久中国的城市中不再有晚报出现。
　　新闻界进入“新时期”的第一个表现，应该就是晚报类报纸的复苏和兴办。1979年11月，《南昌晚报》率先复刊。两个月后，即1980年1月，昆明《春城晚报》创刊。这是“文化大革命”后创刊的第一份晚报，也是第一份省级报纸创办的晚报，因而在业内有“报春燕”之称。同年2月15日，《北京晚报》和《羊城晚报》同时复刊。1982年1月1日，停刊15年之久的《新民晚报》复刊。截至1982年底全国已有晚报19家，超出了“文革”前的规模。到1999年底，全国共有晚报146家，其中省级晚报47家，地市级晚报80家，县市级晚报3家。晚报不再为大城市所专有，连中小城市、偏远城市也有了自己的晚报，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出现了少数民族语言的晚报，很多城市还同时出现了多份晚报。
　　相对于对开大版的党报，新兴起的晚报多为4开，起初版数不多，却因字号较小而信息量丰富，获得了一个不太雅的称呼：“小报”。晚报的主要内容不再是硬硬的政治新闻或工作报道，而有很多发生在同城身边的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每天出版不同的指导衣食住行、保健养生的生活专副刊。晚报的版式设计一般比较轻松，饰以休闲写意的刊头、尾花和插图，使其看起来面目可亲。其发行也不再依赖于邮局。过去看报纸都是在办公室，往往要第二天、第三天才能看到前一两天的报纸，现在花上几分钱，就可以在街头买上当天的报纸，夹在自行车上就可以带回家，吃过晚饭一家人分着版看各自感兴趣的内容。晚报的出现，是首次考虑到了居民家庭对新闻的需求，不再是宣传式的灌输，它尊重了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不只是单位）的存在，所以受到市民们的喜爱。
　　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晚报在各个城市的传媒中已经举足轻重，在经济、政治、社会领域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大的事件，如1998年关于“法轮功”的揭露，就是由《齐鲁晚报》率先采写、第一个刊登的。它在4月1日发表了记者采写的《请看看法轮功是咋回事》和《“法轮功”大师聚财有道》两篇文章，使大家看清了“法轮功”的危害，也因此受到“法轮功”骨干和受蒙骗的群众的围攻。加上其他媒体的共同行动，以致政府下决心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民众生活方面，从街头巷尾到家长里短，无一不是晚报关注的对象。随着对百姓生活影响的深入，它的版面越来越厚，内容越来越丰富，印刷越来越精美。由于贴近市民、贴近生活，而且影响力巨大，它越来越为厂商们所重视，广告也就越来越多，一方面为报社赚下了大量的财富，另一方面培植了中国的广告市场。晚报成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育等全方位的传媒，它的作用也越来越为政府所重视，政府部门在党报上发布重要消息的时候,必然要求晚报一同发布，晚报因此成为党报的有力补充。
　　1998年，“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在广州成立，同年新民晚报与文汇报联合成立了“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这标志着中国的晚报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后，各地的晚报基本都告别初始阶段，向彩报、厚报发展。办报形式更加活泼，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而且从最初的“影响生活”向“干预生活、引导生活”转变，成为城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主角。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跟晚报内容类似的“都市报”开始不断创刊。与晚报相比，这些报纸有两大不同：一是早间出版，居民在早餐桌上吃着面包喝着牛奶就可以看到最新的报道；二是更加生活化，换句话说就是对政治和工作指令性报道更加边缘化，娱乐化的成分更大了。早间出版表明了媒体开始注重新闻的重要属性时效性——其实也是“商品性”，它的这一特点对晚报形成了极大的威胁，各地晚报，除了一些老品牌按部就班仍然在下午出版外，纷纷改成早上出版，生活都市类报纸改变了居民的阅读习惯。最重要的是，它开始尊重新闻赖以存在的基础：时效性。众多都市报中，《南方都市报》、《华西都市报》、《楚天都市报》、《半岛都市报》是佼佼者。
　　晚报都市类报纸的竞争加快了中国报业发展的步伐。据新闻出版总署报纸期刊出版管理司的统计，到2005年，全国的晚报都市类报纸已经达到287种，平均期印数4852.3万份，其中25种晚报都市类报纸平均期印数超过50万份，占到全国同类报纸平均期印数总数的42.52%。从这个层面讲，晚报都市类报纸确实占到了中国报业市场的半壁江山。2006年全国晚报都市类报纸数量达到289种，占到全国报纸数量总量的14.9%,其中晚报数量为156种，占54%。都市报与晚报一起撑起了“新时期”中国市场类报纸改革与发展的天空，同时，加剧了中国市场类报纸的竞争，很多城市都打起了报业大战：拼谁的时效早，拼谁的版数多，拼谁的价格低，拼谁的独家新闻抓得多，拼谁的稿件标题做得好，拼谁更贴近城市生活、更贴近读者，拼谁的印刷设备更先进，拼谁的报纸印得更精美……竞争背后受益最大的是读者百姓。
　　（二）党报从内容到形式发生重大变化
　　1948年《人民日报》创办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迅速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1955年1月起先后在上海、武汉、西安、广州、成都、昆明、哈尔滨、乌鲁木齐、南昌等地出版航空版，同时向国外发行，发行量由71万份上升到1956年的90万份。与此同时，以省市各级党报为主体的新中国报业体系逐渐形成，到1956年《西藏日报》汉文版创刊，中国大陆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党委都有了自己的机关报，到目前这些报纸绝大多数都超过了50年的报龄。到2005年，我国出版的各级党报已达438种，占当年报纸出版总量的22.7%。其中，中央级党报3种，省级党报41种，地市级党报378种，县级党报13种。44种中央级和省级党报，虽然占党报总量的10%左右，但各项主要出版指标（总印数、期印数等）却占到40%以上，在党报群中处于核心地位。
　　作为党的机关报，党报担负着特殊的政治使命，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如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后，《人民日报》立即行动，从1950年到1953年4年间共发表5000余篇批评文章，日均超过4篇，对大兴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再如1955年夏秋以后针对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对农业合作化进程中出现的急躁冒进情绪，《人民日报》针对工作实际和各地出现的一哄而起的现象，及时发表《闻胜勿骄》的社论和《要保持清醒头脑》的评论，并在1956年6月20日发表著名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建国后高涨的建设热情中是难能可贵的。在这一时期，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级党报突出报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突出宣传了人民群众中大量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批判旧观念，提倡新观念，向国内外的广大读者展示了百业俱兴、朝气蓬勃的壮丽画面。
　　与此同进，新兴的党报群也非常注意总结自身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并不断调整，以期更好地适应党的要求和读者的需求。由于党报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在一个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各级党报在编制上隶属于党委，政治上和党委保持高度一致，突出了宣传功能，却忽视了新闻发展规律和媒体自身建设，在很长时间里充当了一个简单的“传声筒”。对前苏联的经验与做法照搬照套，使报纸介绍的很多理论和典型脱离了我国的实际，教条主义和“党八股”大行其道，新闻宣传单一化、格式化，使得读者生厌、编者生危，新闻改革呼声日高。在此情况下，刘少奇同志在《对新华社工作的第一次指示》（1956年5月28日）中说：“我们的新闻报道，学习塔斯社的新闻格式，死板得很，毫无活泼……我们不能学这种党八股。”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在著作与演讲中也指出，报纸既是党的宣传工具，也是老百姓花钱买的商品，具有工具性和商品性这两重属性，报纸要为党服务也要很好地为读者服务，让读者自愿去买。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使得新闻界大胆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破除了对前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盲从，加大了自身的改革力度。《人民日报》版面扩大了一倍，新闻数量大幅度增加，并且开始倡导社会新闻，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对国际共运改变了报喜不报忧的惯例，客观真实地报道波兰波兹南事件与匈牙利事件；言论上一扫教条主义文风，广开言路，短小生动。此外，还创办了活泼、明快而尖锐的批评现实的副刊，这一切都受到读者的欢迎。其他媒体也纷纷响应，出现了建国后第一次小的新闻改革的热潮。
　　然而好景不长。整风鸣放活动开始不久，毛泽东就从有关整风的报道中看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向，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认为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遭到了否定。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一文，拉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14日发表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评了《文汇报》和《光明日报》。7月1日再次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将“反右”斗争推向了高潮。7月2日，《文汇报》发表社论《向人民请罪》。随后，《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等一大批报刊公开检讨。就在这期间，毛泽东提出了“政治家办报”的理念。①王中被称为“完全是资产阶级右派在人民新闻事业和文教事业中的代理人”。②党报刚刚出现的新闻改革的苗头戛然而止，投身到了接下来的“大跃进”的报道中，浮夸、虚假报道充斥一时——媒体上出现了小麦亩产8586斤、稻谷亩产130435斤、红薯亩产251822斤的可笑报道，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报道。
　　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强调阶级斗争、反对修正主义以及舆论斗争的重要性之后，党报的注意力转向学术与文化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报道与批判，《刘志丹》、《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等一批作品受到批判。“文革”爆发后不久，以陈伯达为组长的工作组进入人民日报社接管版面，并指导新华社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报道。1967年开始,《文汇报》、《解放日报》等一批党报被造反派“夺权”，党报开始异化，“文化大革命”成为唯一报道主题，报纸成了少数人煽动和整人的工具。
　　进入“新时期”后，各级党报都作出了深刻的反思,发生了可喜变化:中国的新闻改革其实是从党报最先开始的。
　　总的来讲，“新时期”的党报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
　　一是思想解放、作风转变阶段。这个阶段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源自“真理标准”的讨论。建国后热火朝天的生产场面的鼓舞，对美好生活加速实现的渴望，历次运动中的极左表现，“十年浩劫”中鼓噪盲动，使新中国的传媒像一块红了又打、打了又红的钢，开始显现它的韧性与锋利。传媒精英们痛定思痛，开始考虑适合于自己发展的独特的道路。老传媒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博士生导师蓝鸿文教授是那个时代的历史见证人。当年他曾和同事们一起，跑遍祖国大江南北，耳濡目染了党报悄然发生的可喜变化。他在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一个春天，用50天的时间走访了陕川鄂三省的8家新闻单位，于6月写出了《在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陕西、四川、湖北三省新闻界调查报告》。文中他将党报的变化归纳为十个方面，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党报中颇具代表性：
　　1.报社的一二把手由抓政治运动转为抓办报；2.加大了地方报道的比例，积极考虑和研究如何加强经济宣传，这具体包括：增加经济报道在报纸中的比重，一般的做法是：地方报道占整个报道的60%，而经济报道又占地方报道的60%；抓群众关心的问题，敢于揭露分配中的矛盾；既有重点，又防“片面”，避免过去报道中的一边倒现象，报道更客观细致；经济报道要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等等；3.重视和加强了理论宣传的学习与研究；4.树立正确的表扬与批评观；5.地方报纸要有地方特色，不能千报一面；6.恢复和发扬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包括实事求是、艰苦奋斗、谦虚谨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和宗旨；7.新闻写作方法有较大改进，使得新闻新了、短了、实了；8.开始注意新闻人才队伍的培养；9.认真总结历史经验；10.党委对报纸工作的新的领导思路。
　　这在当时，或许会觉得没什么，现在回头看我们就会惊喜地发现，这十个方面中恰巧蕴藏着可贵的“新时期”的“中国媒体精神”，之后媒体的发展，无一不是以这种精神为基础的。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才有了后来的以人为本、关注民生、舆论监督、求真务实的新闻之风，传媒才会受到政府与一般受众的认可，才有可能影响历史发展的进程，也才有可能获得自身的发展。
　　“新时期”党报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期的自身裂变。前面说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崛起的晚报都市报多是党报所办，其实这就可以视作是党报功能的一种延伸，也是党报自我繁殖与裂变的表现。截至2005年，全国各级党报连同子报总数达到1027种，占到全国报纸总量的53.2%。与此同时，党报还要与电视等其他媒体及晚报这些自己的新生代竞争，所以在内容和形式上进一步发生变化，如改进领导人活动报道和会议报道，加强采编队伍建设，更加注重县域经济与百姓关心的生活问题的报道，增加报纸的印张，由黑白印刷改为彩印等，力求从内容到形式更接近读者。这些变化表明,党报已开始改变过去单向式的党和政府方针政策宣传报道，更加关注平民生活,面孔不再那么严肃,版式设计与印刷也更加精美,在服务上层建筑的同时也注重读者的需求。采编作风更加扎实，采编队伍素质进一步提高，在由上及下提供政策诠释的同时也能由下及上地传达民情，为管理者决策提供思路。
　　“新时期”党报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就是上个世纪末开始遍及全国的集团化发展。各地党报纷纷成立集团，从1996年到2005年的10年间，成立的报业集团已经达到39家之多。这39家报业集团拥有的报纸虽然只占全国报纸总量的17.3%，但期印数占全国的30.2%，总印数占39.9%,总印张占53.2%,就是说39家党报集团消耗掉了全国一半以上的新闻纸，其影响力可见一斑。集团化使党报由平面的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变为立体的全景式的生活报道。集团化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党报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为其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三）广播电视节目开始普及，《焦点访谈》一播成名
　　电台广播，曾拥有比报纸多得多的受众。在“新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收音机、电视机的普及，广播电视节目的改进，其受众更是迅速增加。20世纪80年代后期，买台电视机也算大开支，一台18英寸电视机要卖到1000多元，这种价格对很多工薪家庭来讲遥不可及，而且还要凭票购买，有钱不一定买得上；直到1990年，买彩电还要交纳10%的“高消费税”。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迅速提高，电视机成为国内居民最迫切需要的家用商品之一，国内十几条生产线开足马力生产，国外进口品牌彩电也大量涌入，电视机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就普及入户。同时，电视台纷纷扩张，“新时期”新闻传媒迎来了电视时代。一个庞大的群体已经习惯了早晨锻炼时听广播，晚上7点钟坐在餐桌前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上亿百姓天天在同一时间收看同一新闻节目，这在世界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最初的电视新闻中，无论是中央台还是地方台，领导的活动都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电视的面孔是严肃而尊贵的。很快那些在市场上赚到了钱的企业家们花钱买时间段，或上新闻，或做广告，纷纷到电视上露个脸。这种行为有一个重大的作用，就是使得电视这个过去大家感到神秘的媒体，没了架子，接近了百姓。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1978年全国仅有电视台32座，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数字激增到600多座，电视发射台、转播台由256座上升为33000余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大中城市的电视频道激增。
　　进入21世纪，数字电视开始登堂入室，到2004年7月，国家广电总局共批准了49个数字电视试点，包括8个省、4个直辖市、17个省会城市和4个计划单列市。神州上空交织着密集的电视信号，酒、服装、药、化妆品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广告铺天盖地而来，电视成了商家卖货的大喇叭，它彻头彻尾地平民化了，成了百姓生活的一部分。1996年山东秦池以天价蝉联央视标王的故事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1995年，山东临朐县秦池酒厂以6660万元中标央视黄金广告段成为“标王”，由此一夜成名，其白酒也身价倍增。中标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秦池就签订了销售合同4亿元；头两个月秦池销售收入就达2.18亿元，实现利税6800万元，相当于秦池酒厂建厂以来的总和。初尝甜头的秦池于1996年以3.2亿元的天价再次成为“标王”。根据秦池对外通报的数据，当年度企业实现销售收入9.8亿元，利税2.2亿元，增长5～6倍。秦池后来的结局且不评说，但从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出当时电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有多大。
　　电视的影响力更多地表现在社会的层面。
　　1994年4月1日晚7点38分，《焦点访谈》节目首播，从此开启了媒体舆论监督的绿色通道。它把国人十分陌生的四个字：“舆论监督”，深深地印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改革开放十多年，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急剧转型，使得原有体制受到了冲击，出现了法律真空、制度缺陷，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行业收入的不平等，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失衡，国有企业、权力部门贪污腐败时有发生，社会传统面临挑战，社会治安恶化，司法体系也染上了腐败病，从而影响了社会公正。《焦点访谈》甫出，就引起了社会方方面面的极大关注。1997年12月，李鹏总理到中央电视台视察，在《焦点访谈》演播室题词：“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伸张正义”；1998年10月7日，朱基总理在视察央视时，和《焦点访谈》的记者、主持人座谈，并专门为其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这足以表明政府对舆论监督的重视。2003年8月温家宝总理在《焦点访谈》演播室为中央电视台题词。温家宝一进《焦点访谈》演播室就说：“昨天晚上我看到《无影工程何以竣工》的节目，我和胡锦涛总书记通了电话，我们认为对这件事情决不能不了了之。这件事情虽然处理了，但是无影工程竣工的事情既然能够发生，设计、监理和水利部门都有责任，对他们都要进行调查。”1998年4月2日《在补碘的名义下》和5月18日《不防即是患》两期节目播出后，江泽民同志很快就打电话给相关省市和部门的领导同志，对小学生的安全和防火问题表示关注。1998年7月18日胡锦涛在接见第三届全国青年专家国情考察团时，与《焦点访谈》主持人敬一丹交谈，自称是《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的忠实观众。
　　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焦点访谈》报道过的问题，往往都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得到较为公正的处理。如1997年8月24日，郑州公安民警张金柱酒后驾车撞人拖人的恶性案件，案发后49天的时间里竟然一直处在立案阶段。10月13日《焦点访谈》报道后，情况马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检察部门以公安机关过于敷衍而退卷，并于28日起诉，法院随即开始立案，并于12月3日公开审理，1998年1月12日即做出一审判决。假如没有《焦点访谈》的报道，这个事件会有什么结果我们不得而知，“拖拉”、“敷衍”这样的词使我们不难想象它意味着什么，更重要的是，这一恶性案件带给全国的影响，随着张金柱被惩处，“公安民警”、“撞人拖人”十年来成为最敏感的词汇之一。它不断地向社会拷问警民关系和办案程序。另一期节目《罚要依法》播出后，17名违纪公安干警和责任人受到处分，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要求省电视台在黄金时间的《山西新闻》节目中将这个节目连播3天，要求全省公安干警对照节目所反映的问题深入讨论，彻底纠风；公安部也向全国公安机关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整个公安系统引以为戒，整顿纪律作风。1998年6月～7月，《焦点访谈》连续报道了粮食流通体制中存在的漏洞和问题后，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粮食局长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观看《焦点访谈》播出的5期相关节目，学习粮食流通改革的政策。7月31日，国务院召开第六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粮食购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据统计，从1994年4月1日开播到1998年12月31日的第1632期节目中，有396期舆论监督节目，其中316期直接点了被曝光单位的名，包括14期节目是批评公检法等司法单位。190例报道主要发生地在地市级以上城市，占总比例的48%，《焦点访谈》不畏权贵，敢于揭露事实真相，用事实说话，以法律为依据，还百姓以公道，以至于百姓把它称为“国务院的第二信访办”。据民间传说，在央视门前总是排着两个长队，一是上访的群众，请求记者去采访揭露发生在他们周围的黑暗内幕；一是求情的政府官员，请电视台不要播出已经采访到的节目。
　　《焦点访谈》节目影响如此之大，起因于社会变革中各种利益诉求间的矛盾冲突，当强权者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互相勾结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时候，舆论往往就成了受害者谋求公正的最大支持者。其实,早在《焦点访谈》诞生前，媒体在舆论监督中已经发挥过相当大的作用，如“渤海二号沉船事件”、“中央国家机关干部上班迟到不能容忍”等报道就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20世纪90年代初期很多党报办起了“周末版”，刊登了大量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报道，《焦点访谈》既出，带动了一大批媒体设立相应的舆论监督栏目，有人为此出版专著，把传媒称为“第四种权力”。当然,这种称谓并不完全被认可。《焦点访谈》的主持人敬一丹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记者的一种责任就是要把底层人群的声音放大，“这是应有的良知和良心”，“作为媒体人，至少要睁着眼睛，不能看不见或假装看不见”，她认为《焦点访谈》是让社会“保持痛感的”。在这种论述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义务”，并没有“权力”的影子。
　　此种论述也表明，敬一丹们何尝不明白，无论何种社会问题，最终的解决还得靠行政与司法体系来完成。传媒在舆论监督方面的作为与政治的清明有极大的关系，它所谓的“权力”来自于社会公信力，而公信力的取得要靠自身的客观、公正、富有社会良知和不畏强暴的精神。从另一方面讲,舆论监督也是传媒赢得受众的有效办法。《焦点访谈》等栏目的出现，既是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改革的需要，也是其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
　　（四）互联网日渐普及，新媒体不断出现
　　微软公司windows的出现,为电脑的普及提供了可能。1996年，当拥有电脑的人安装上了win95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到桌面上小小的蓝色的地球模样的小标志对未来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人们最早上网的时候可供浏览的网站寥寥无几，比较活跃的就是一些BBS，很多人只能为在网上聊天兴奋一把。可能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可以及时交流信息的平台日后变成了最快捷的媒介——当然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算不上新闻媒体，最早是一些传统媒体如报社电视台建立自己的网站，在上面发布已经刊登或播发的新闻，而且媒体间的网站互相转载异地新闻，后来一些大型的商业网站出现，也靠转抄传统媒体为生。这些都是传统媒体的延伸。但网络也有它的不确定性，正因为人人可以阅读信息，人人也可以发布信息，它的信息的准确性就大打折扣。政府除了自身创办的新闻网站外，一般不授予网站新闻发布权，这就使得网络的新闻功能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也极为有效地保护了网络新闻的可靠性。
　　不管怎样，近些年已经有非常多的消息是首先从网络上开始传播、最终被验证为真实的，而且在社会上形成了重大影响。很多媒体记者已经学会在网上找线索、在现实中挖掘新闻的工作方法。而在传统媒体上发布的新闻经过网络的传播，影响更大，更为广泛，延长了新闻的生命力，加大了新闻的影响力。经过数年的实践，很多人已经形成了对网上的信息姑妄听之的态度，加上职能部门的监管，在网上形成恶劣影响的假新闻并不多见。这使得网络在信息传播方面的地位越来越巩固。更重要的，经过多年的大浪淘沙，很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甚至影响到有关领导高度关注和政策决策的事件，都是先从网上发布、然后经过网络的传播而为天下所知的。像2007年的“华南虎事件”就是由网民先从网上质疑引发了大争论，从而引起了地方政府和国家林业局等部门的重视与参与，也引起了国人对华南虎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与此相关联的一系列问题的关注。
　　另外，“手机报”已经在各地陆续出现。随着电信“3G”设施的建成与投入使用，全国的1亿部甚至更多的手机势必会成为一个个便捷的终端。这将使新闻的传播功能更加强大，而且由于其多媒体、交互性强的特点，必将成为新的传媒生力军。
　　注释：
　　① 毛泽东：《要政治家办报》，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79年版
　　② 新华社1957年8月1日电讯（北京）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６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