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件“小事”：有同行用传奇游戏里形容最高级别玩家的术语“骨灰级”夸老教练蒋兴权德高望重，结果惹得后者在一次CBA男篮联赛的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大怒，以为是折他的寿！老蒋的愤怒引来很多人大笑，有个年轻的女记者甚至笑弯了腰。
　　这仅仅是当下报纸“满纸网络语”的一个缩影，在我看来，对由诸如此类新语体引发的“文化冲突”已经在不经意间造成了许多新闻伤害。这种过失伤害主观上没有故意，但由于新闻报道过程中具体操作方式方法使用不当或工作疏忽、失误等原因，又的的确确对新闻报道当事人造成了精神上、情感上的损失。笔者曾就“菜鸟”、“骨灰级”等该不该使用进行了同行间的探询，大多数人给出的办法有二：一是尽量不要使用在不理解这些词语的人身上；二是被使用的人也不要太较真。
　　其实，世界上怕就怕“一笑而过”，如果上述办法可行，那么新闻就退化为采写者与被采写者的“点对点”关系。从表面看，“骨灰级”仅仅刺激了一位老人的敏感神经，但像老蒋这样“不解网事”的受众一定很多，甚至有13岁的小女孩也正在读你写的东西。
　　这实在是个大问题。目前，私人化的个性表达在文体记者圈有愈演愈烈之势，报纸从业者对新闻娱乐化的茫然认同和追逐也已经开始。波兹曼针对美国电视写下的振聋发聩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引起报人足够的警醒：如果一切公共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报纸迟早会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我们不妨再深入分析一下目前报业所处的传播位置，这是报纸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选择基础。
　　这是一个文化工业化的时代，这一时代的价值取向，就是文化商业化的加剧，以廉价、媚俗为特点追求资本的增值，报业的传统正在趋向弱化和边缘。如果任何社会活动都过度强调目的性和“轴心原则”（电视业的轴心是收视率，报纸的轴心则是发行量），那么这一“传播效果轴心”又会在敬业精神的提倡下，进而转化为从业人员的“集体无意识”，在行业内部普遍遵从，其权威性凌驾于社会道德之上。在这个时代，报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觉醒和敬畏更显得弥足珍贵。报纸作为公共事业的载体，“是一件工具，一个记者或一群记者利用这个工具，为公众尽到他们的责任”。在这种规约下，新闻工作者个人意见表达的底线至少是“不要伤害任何人的感情”。 因为伦理之尺是所有新闻事业最具意义的衡量标准。在这个标准下，我们永远都不要试图使用可能引起反感的语言和冒犯好人的句子，避免粗俗、黑话和消沉，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喧嚣时代避免新闻伤害的个性化表达边界。
　　另一方面，报纸又同时处在一个互联网越来越占强势传导作用的时代，新技术的革命带来了传播文化的革命，网络正在依据自己的方式思考和行动，反映生活，消解现实并干预社会，乃至强烈地影响着报纸和电视的话语表达，如新闻链接就已经成为报纸编辑的普遍手段。
　　电视发明人之一兹瓦瑞金在欢度自己85岁生日的时候说，他最偏爱的电视机配件，是关掉电视的开关。因为美国电视的暴力节目问题已经喧嚣了10多年，对美国青少年有多少负面影响到现在还在争论。但是面对今天的网络狂欢，我们完全沉湎其中而缺失了怀疑的精神和过滤的功能，对网络传播缺乏媒介批评的理性声音，这同样是一种麻木和失语。
　　如果报业不能让从业者对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进行强化，及时消除媒介的行为误区，那么就会在网络视觉形象带来的新的渴望和无穷欲望的追逐中失掉自我。
　　80多年前，初抵欧洲的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曾感叹：“须知凡一种思想，总是拿它的时代做背景，我们要学的，是学那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学它派生出的条件。”
　　梁公的清醒值得当下报人借鉴。

　　(作者为齐鲁晚报·生活日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