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鑫鑫

　　涵化理论自提出后，即成为美国传播研究领域的主要学派，也被视为实证主义的传播研究和欧洲文化批评取向的传播研究彼此可能接轨的所在。因此，其理论上的具体主张虽然有争议之处，但它在方法论融合与创新上所取得的成绩却不容忽视。
　　首先，它通过具体的电视受众调查来揭示媒介对受众的巨大影响，于是研究就同时涉及到了传播研究中的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众所周知，一直以来，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经验学派由于过分执著于传播技巧、受众个人行为等微观层面回避信息生产传播与宏观社会结构的问题而受到批判学派的诟病。而涵化研究作为“文化指标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讯息系统分析”的延伸，通过对电视语言、画面、影像等象征符号如何组合成形的分析来考察大众传播特定倾向所造成的社会结果。从宏观层面上来看传播与社会的关系，格伯纳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现代社会的“故事讲解员”，而且是缓和社会各异质部分的矛盾与冲突的“熔炉”，在这个意义上它还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文化武器”。
　　其次，它采用的是社会科学的经验主义调查方法，而其结论也重申了电视在今日世界中的巨大影响力，这一切似乎都将归属于实证主义的效果研究，但其探讨的却是属于人文科学的价值观及世界观的间题，而该派学者也一再强调它本质上属于批判理论，目的在于揭示社会制度通过媒介对人们的操纵和利用。可见，涵化研究秉持了质化取向的研究兴趣，又系统地采纳了量化的研究方法，表现出了传播研究领域质化与量化传统之间的张力。
　　早期有关效果的研究，摆脱不了心理学(耶鲁学派)和社会学(哥伦比亚学派)这两派主流，关注的是哪些传播变项引发了个人行为的哪些改变，以单一的节目元素来解释电视的效果。格伯纳的研究则突破了效果研究上的科学主义和实证哲学的传统范例，开辟了第三条路——“文化取向”的研究。   
　　格伯纳文化指标概念的思考脉络是：他以为社会结构和媒介内容的关系是，文化变迁起源于科技革命后带来的讯息生产。而这种大众产品经过快速的分配后，创造了新的符号环境。文化指标是一套标示变迁的符号环境系统，它的作用在于帮助政策的决定与指导有效的社会行为。既然信息承载着各种社会关系，传播既创造构成文化的符号环境同时又受该环境的驱使，那么传播并非简单的刺激——反应模式可以解释，传播研究也不再是以往达成某种商业或政治目的的方式。
　　这就要求对传统的用于效果研究的方法、策略予以修整。因此，格伯纳等人摒弃了所有现存的态度改变研究，所有在实验室中操作的电视暴力研究，所有将“改变”当作媒介效果唯一衡量标准的电视研究，以及所有采用某一个别电视节目或某一特定节目类型的研究;基本上，几乎所有现存的电视效果研究都被认为是没什么价值的。他们拓展了认知层面以及媒介运作层面的研究，尝试从宏观的社会文化角度来反省传播的功能，强调电视的整体传播效果。
　　笔者以为，即使具有争议，格伯纳依然是早期少数几位注意到媒介内容不仅可以改变个人行为、更可以影响人的内在世界(包括态度、感觉、价值和思想方式)的研究者之一。就算是涵化理论的首要批评者纽科姆也说道：他们深谋远虑，在系统的、长期的基础上收集数据，远离实验室及封闭的实验模式，使其他研究者避免了重大错误。他们的素材包含了丰富的信息。暴力主题只为研究提供了众多符号群中的一项。随着他们进入新的研究领域，极有希望自受众重新找到越来越复杂的信息，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全新的一些问题及解答，来帮助我们解释电视在我们文化中的角色。
　　在研究中所呈现的矛盾是大众传播理论发展难以绕过的一关，它揭示了各种不同研究立场之间的冲突。一来我们要认识到，涵化研究试图解释宽泛的跨越了大量人群的模式，关键的特征不是相对于“社会科学”的“人文主义”，或者甚至是与“定量的”(研究)相对应的“定性的”(研究)。更简要地说，它是相对于微观的宏观。二来不管在社会科学或在人文学科领域，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并不存在绝对的分野，涵化研究探索各种不同传统之间可能的互补作用是值得鼓励的事情。三来有学者提出，“涵化不是别的，而是关于叙事的文化过程”，因此，“涵化被认同是作为一个批评性的社会理论而非方法运用”。可以说这已经回归了格伯纳对电视传播效果理解的初衷——“涵化就是文化的浸润”。电视作为今天最普遍的故事讲述者，在形成社会成员的共同信念、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的涵化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对其涵化功能的研究将可能打通传播学、修辞学、文化人类学等诸多学科领域。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６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