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  珊

　　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到1991年苏联解体结束，这短暂的6年时间，正是苏联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的过程，而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也正是以高度政治化为前提而进行的。苏联群众性周刊《星火》画报总编科罗季奇对英国BBC广播公司说：“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大约二年里，变化最大的是新闻界。”
　　苏联从1985年戈氏上台到苏联解体之间的新闻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8年之前的改革主要是新闻改革的中兴时期，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对苏联“进行革命性改造”①，苏联新闻事业开始走向极端化，背叛了戈尔巴乔夫，也背叛了苏联。

　　新闻改革的中兴时期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的传媒体制实行高度集权和高度封闭的制度，当时人们评价国内两大主要机关报《真理报》和《消息报》时说：“《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可见国家对新闻压制的程度之深。戈氏上台之后，在新闻界极力倡导公开性，提出“历史无空白”、“批评无禁区”等口号，强调舆论工具是“实行公开性的最有代表性和群众性的讲坛”，“报纸应当支持公开性原则，应该将更多的事公之于众”②。
　　戈尔巴乔夫的观点和政策对当时的新闻改革起到积极的作用：首先，报纸在舆论监督方面日趋活跃，提高了对党和国家关于改革的重要决策以及实施这些决策的透明度，监督批评的“等级”得到提高，《真理报》的总编说“报刊可以公开批评共和国机关的领导”；其次，自由讨论发展，过去被列为禁区或不敢议论的问题都见诸报端，报刊成为群众充分发表意见和议论国家大事以及和党政府对话的论坛，报纸为此还办专栏吸引读者讨论问题；第三，新闻业务得以改善：全面客观地报道新闻，经济报道增多等；第四，媒介独立性增强，报社实行总编负责制，总编辑独立行使编辑权、管理权、封闭式的用人制度，工资制度也在变化。
　　随着这些变革，公众接触新闻媒介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报纸发行量和广播电视视听率提高，几份全国性大报期发行量都在1000万份以上,成为世界之最。苏联一份统计刊物的材料表明：“苏联报纸、杂志的发行量从1985年以来平均每年增加2000万份。”③
　　总的来说，戈尔巴乔夫上台的前两三年时间里，新闻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是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报刊与党政各部门的关系十分紧张，新闻界无法对付等级制度的限制；中央报刊改革比较显著，地方报刊则停滞不前。

　　新闻改革的异化过程

　　1988年6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对苏联“进行革命性改造”，开始主张“在对内政策和国际政策的任何问题上舆论多元化”④。自此，苏联新闻改革开始走向异化，而异化的关键在于戈氏对新闻媒介的无限放松，1986年新闻界一些人开始提出允许私人创办电台和报纸，1987～1988年，戈氏先后取缔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注：1922年成立，形式文学和新闻出版审查权力的主要机构）的大部分权力，将其变成一个有名无实的研究机构；而到了1988年底，尽管大众传媒名义上还属于党和国家政府所有，实际上大批国家级报刊已被当时的主编、资深记者所控制，而这些主编和资深记者多属于热衷于国务的政治家型新闻人。1990年苏共二月全会正式决定放弃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
　　正是因为“公开性”和民主自由的无限泛化，新闻媒体才在毫无边际的路途中越走越远。媒体上越来越多地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鱼龙混杂，造成舆论界的混乱局面，新闻导向逐渐失控，各种报刊竞相暴露社会阴暗面，大揭历史伤疤，甚至捏造耸人听闻的谎言。而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的人道社会主义”新思维，导致苏联舆论界从批判斯大林的错误而发展为全面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报刊上“十月革命没有必要，是错误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反动的社会倒退”等言论甚嚣尘上。党内争论和分歧也成为各报竞相披露的内容，成为党内各派斗争的手段。大量见诸报刊的不利于政府和党的言论，冲击了社会政治生活，也成为人们思想混乱甚至惊慌失措的源头，历史虚无主义、怀疑主义空前泛滥。
　　政治精英们抡起新闻媒体的大旗，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相互斗争，在传媒变革关键时刻毅然倒戈。与此同时,从极左到极右的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和组织蜂拥而起，它们都在办报,都在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苏联新闻业成了一片无政府主义的海洋。1990年，戈尔巴乔夫明显感到传媒的失控，但他仍不愿意对此有过多的干涉，并认为“这样会使公开性（改革）受到侵害”，他希望通过出版新闻方面的法律来解决问题，然而最终1990年《苏联出版与其他大众传媒法》问世，以“解除新闻查禁、取缔传媒垄断和实现传媒自治”三大原则将苏联国内各种党派报纸及其言论合法化，媒体彻底背叛苏共并走向私有化，苏联解体。

　　小结

　　应该说，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初两三年里，苏联新闻开禁，批评的声音增多，可读性加强，读者也增多，这些都证明了当时传媒的积极作用。但是戈氏高估了传媒的作用，他错误地将自由绝对化了，指望传媒自由推动社会民主，却没有预料到传媒自由也会带来秩序的混乱。随着戈氏对“公开性”的倡导，对舆论多元化的认可，以及到最后通过传媒法对传媒独立性的保护，苏联媒体在改革中一步步走向异化，而这种异化并非是真正独立的传媒自由化，而是在政治权力统属下的党派自由化。因此，我们说苏联传媒是在完全不具备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的情况下断然开禁，盲目追求全面西化和所谓的传媒独立自由，而这种异化的过程最终也促成了这个国家的解体。正如鲍里斯·叶利钦所说的那样：“正是新闻传媒发起的揭露苏联历史黑暗面和现存体制缺点的运动，直接动摇了这一帝国的根基。”

　　注释：
　　①[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74页
　　②张丹：《<真理报>的历史变迁和经验教训》，《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3期
　　③朱福源：《苏联报刊的改革》，《世界图书》,1989年第7期
　　④郭传靖：《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思想及其带来的恶果和教训》，《声屏世界》,1995年第11期
　　参考文献：
　　①李玮：《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②吴非、胡逢瑛：《转型中的俄罗斯传媒》，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４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