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海泉

　　媒介，是随着资本的扩张，作为一个机构向全球铺张的。这个机构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直接关联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和社会体验，在媒介空间这个大房子里，包涵着意义深远的内容。

　　媒介空间起源：运输和传输革命

　　交通工具的变革引发了运输革命，我们身处的地球物理空间停滞了。
　　从真实空间的基础设施，如港口、车站、飞机场的安置，到互动的远程技术，如电信设施、网络服务器等，技术的变革更新了人类的视野，也更新了人类的行为方式和感知方式。由于时间浓缩为一点，人在原处就能立刻感受到空间的压缩，媒体内容成为人们与远在异地者建立联系的重要中介，并且这种中介也成为了交往的对象。
　　人们通常不会审视他们的媒介接触行为和环境。我们会因为媒介参与过程中获得的“快感”而暂时把那些对比性的判断丢在一边。

　　媒介空间疆界：全球化和城镇化认同

　　媒介机构及其经济基础，媒介产品、消费者、发行流通、所有权和管理权都能够达到全球的范围。全球化的根本功用就是企业一体化。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大规模的基础和利润就意味着更多保障。
　　可在另一个层面上，全球化也涉及到了“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地方主义”的概念和关系。我们很容易发现，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媒介产品占据了全球范围内的主导地位，中国受众每周都翘首期盼新一集的《越狱》，期待又一个超人、蜘蛛侠和变形金刚来冲击视觉。即便是盛极一时的“超女”也是在模仿“美国偶像”。对于处于“消费”一方的文化而言，其本土产品却越来越少。甚至有人提出第三世界陷入“文化贫困”。好在事实本身要乐观得多。大量证据表明，虽然全球化给本土文化带来了一些变化，但它们并没有马上消亡；另一方面，尽管像“歌舞伎”这样的传统文化形式只是少数人的喜好，却没有彻底消失。
　　全球各大媒介集团在愈演愈烈的竞争中，必须学会让全球化的宏伟目标更贴近于地方复杂性。凤凰卫视便是一个脱胎于地方复杂性，并成长于这片复杂性的好例子。强势文化对于弱势文化的侵蚀是困难的，在不同地域环境中的历史传承是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传统沿革各个方面综合的结果。媒介产品的输出与文化的优势是两码事，数量上的优势不能决定意义的理解和接受。
　　历史表明，广播电视承担着双重的职责，一是民族国家的公共服务行业，一是民族文化的认同中心。但是媒介扩张让这种职责发生了转变，受众不再从政治的角度被对待，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经济实体、作为消费者被对待。在中国，体现为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媒介拥有城市的本性，城市既是根基又是其生存必需的养分。如今，城市和农村几乎没有差异地消费着共同的媒介产品，可是他们在经济能力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广播电视等媒介的消费上，农村更接近于城市，可是实际的城市却离他们越来越远了，即便是常年工作于城市的农村人口，也只是被称作“农民工”，在媒介的作用下，他们得到的只是一个既不被城市认可，又不属于农村的身份。

　　媒介空间体验：原地可动和异地参与

　　当我们好好审视触手可及却无法触摸的网络的时候，发现“地球村”时代“政治”的概念几乎分崩离析，公共的空间输给了媒介传递的公共图像，古老的地缘政治因为空间的生长而受到挤压，因而处境艰难。媒介用时间压缩空间，对空间的公共性分解出现在网络的各个节点之上，文化与自然分界的意义应该已经不存在了。在网络的支配下，人已经被完美地装备起来，这些装备作为人的身体的延长物，帮助人们接触和参与媒介。在这种可称为“义肢”的媒介功能的帮助下，残疾人和健全人获得了同样的参与，也能有同样的体验。
　　媒介与人从来都是一体的，没有人眼的视觉暂留，就永远只有连环画，而没有电影。媒介给人营造的是虚拟空间，但却是直接的体验。网络为我们提供视频的服务，因需求而使用，因使用而产生“快感”。“快感”是生理心理共生的，快感的便捷催生惰性，从而导致实际需求的退化。
　　或许曼纽尔·卡斯特尔斯对电子媒介发展的态度过分消极了，他认为跨国广播电视网和传播流所表现出来的结果是，“人类经验的毁灭，从而是通信的毁灭，继而社会的毁灭”。因为我们现在还看得到网络虚拟社群中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网络与实际生活还处在不断融合的时期，虽然看不到这种融合的结局，但是很多人都还相信一切皆有可能。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４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