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静静

　　随着电影市场的日益繁荣，人们可选择的电影也日益增多。我国民族电影要想成为更多观众休闲娱乐的主要渠道，就必须明确新时期我国民族电影的功能和观众对民族电影的要求，更新文化传播观念，利用自身文化优势，在加强意识形态功能的同时，开拓娱乐和商业的功能。这是新时期我国民族电影赢得观众，求生存、谋发展的根本。
　　综观西方电影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电影一经产生就被作为一种大众娱乐工具而风靡世界，在此过程中电影的娱乐性和商业性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电影被认为主要用来给观众提供娱乐和享受，把观众当成电影的服务对象，满足观众精神上的快感。但在我国，由于特殊国情，电影出现后一直充当一种教化的工具，被认为是拯救民众、启发民众、改良社会的工具，强调其意识形态功能，而淡化娱乐和商业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电影观众的构成及其需求也随之而改变。由于不同人群的经济水平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导致了中国电影消费群体的萎缩，同时不同群体的心理需求也不尽相同，这就对电影的娱乐性和商业性要求更加强烈。西方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通过其高投入、高科技、大制作的策略，大力发挥电影的娱乐性和商业性，对我国电影观念带来严重的冲击，同时抢占了大量的观众市场。
　　虽然我们都承认，国产片总的质量，一年比一年提高，而上座率却一天比一天下降，固然，电视的竞争，进口影片的引进，观众欣赏水平的提高等等，无疑都是国产电影上座率下降的原因，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起作用的还是内因，即影片自身的文化定位问题，过分强调教化功能，对新时期突如其来的变化难以适应，对观众缺乏了解和研究，无法满足新时期不同观众的心理需求。
　　首先，在电影功能定位问题上，在我国电影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工具，之后才是一种艺术，最后才是一种大众娱乐。因此它的首要功能仍被理解为一种“政治宣传”，这使得电影的艺术性、娱乐性、教育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呈分离状态；同时，电影作为多种任务的承担者，作为缝合各种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既缺乏有效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也不能进行彻底的艺术探索，更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这些都是造成中国电影观众越来越远离电影的原因所在。而世界电影史发展表明：电影是艺术、娱乐、意识形态三者合一的，而这三者的结合方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不能人为地强调任何一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中国电影正好犯了这样的错误，这使得电影既不能很好地发挥意识形态功能，也不能实现其艺术、娱乐及商业功能。
　　其次，对新时期电影观众的变化认识不清。中国电影的问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重压之下对观众的变化不敏感，或者是看到观众的变化而不想改变自身以适应观众，再进一步就是看到了观众的变化，也努力地调整自己，但改得不彻底、不到位而造成我国电影和观众的分离。从新时期电影观众的构成来看，农村电影市场已基本萎缩，城市里的中青年是现阶段电影的“重量级消费者”。他们眼界开阔，文化程度高，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强，盲从度大大降低，对电影的要求越来越高。过去的“子弹论”也失去了自己的市场，代之而起的是“使用与满足理论”。
　　第三，新时期观众的需求和情趣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从心理学方面找到根源，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分析，人的需求被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即归属和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由于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在这个和平建设时期，人们的安全需求基本上已得到了满足，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社会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人们希望电影除了发挥其意识形态功能之外，也能满足他们多方面的要求。所以电影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和观众的变化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和把握宏观条件下观众已有的和正在产生的、尚未被满足的需求，改变过去那种只重视教化宣传而长期忽视观众心理和观众需求的研究。大力挖掘自身的娱乐和商业功能，吸引观众重返影院。
　　电影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很强的大众文化传播媒介，在形成以社会共识面貌出现的意识形态方面有重大的作用。因此，它所倡导和宣扬“旋律”的功能是不容改变的，同时也承担着教育人民群众的重任。我们应努力提高其观赏性和娱乐性，找到政治话语和大众话语的结合点，实现电影政治性、娱乐性的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才能重新赢得新时期的观众，因为无论是以观众为中心、以娱乐为本位的电影观，还是以政治为中心、以教化为本位的电影观，都离不开观众的接受和参与。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