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窦玉梅

　　自2006年年初正式启动以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被一些地方官员“误读、误解”，俨然变成“造新房、刷新墙、修新广场点新灯”式的“新村运动”。 笔者认为，对这种现象的产生，传媒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换言之，面对新农村建设中的消费主义倾向，传媒理应有所警惕。

　　新农村建设中的消费主义倾向

　　“消费主义”一词是当今美国文化研究里面经常出现的词语。指的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求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即刻满足。从“满足实际需要”过渡到“被制造、被刺激出来的需要”，虽然仅一步之遥，但是跨出这一步却是非同寻常：因为人的“实际需要”是比较容易被满足的，而“被制造、被刺激出来的需要”是永远无法被满足的。而新农村建设一旦被消费主义逻辑所左右，则不仅会导致大量的浪费，而且会使新农村的目标变得可望而不可及。
与西方自然孕育的消费主义相比，中国新农村建设中的消费主义带有更多的官方话语，而中央政府对此已有所察觉，并下了纠偏的决心。

　　新农村建设中传媒的话语形态

　　我国传媒既要宣传党和政府在某个时期的方针、政策，又要传达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呼声，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但在实际操作中，有些媒体往往只注重看着上面对“口型”，领会上面的意图远远甚于了解下面的实情。地方政府建设新农村责任重大，地方传媒做好宣传工作责无旁贷，但是，千万不能脱离实际。
　　1.传媒的失责
　　各地都在积极行动投入新农村建设，但频频见诸传媒的报道也令人担忧：如有的省迅速召开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座谈会，对农村房屋、自来水、水冲厕、路面硬化等基础设施提出了标准建设的模式，并要求一步到位；有的地方领导亲自办样板，确定什么“五化”、“十化”等花样繁多的模式，要求下面“一刀切”；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已经干脆向农民散发修盖小别墅的范本，似乎只要农村的旧房子都变成两层小楼，新农村建设也就大功告成了。这些做法明显是对中央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曲解，不少地方传媒却对这种曲解津津乐道，积极为此作嫁衣裳。
　　（1）错把新农村建设当作小城镇建设。一些地方传媒报道，新农村建设就是提高城镇化水平，变农村人为“城里人”，殊不知这忽视了农村社区的文化传承、农业固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农民的生活习惯。新农村建设旨在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而不是消灭农村形态。传媒错误地宣传新农村建设就是搞小城镇，盲目地追求高起点、高标准。尽管我国目前农村之中包括小城镇，但是，这次所提出的新农村建设重点应是指自然村和行政村，而不是小城镇。
　　（2）盲目确定提前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有了这样的一个时间表，地方政府为了证明自己“不失信于民”，往往采取很多力不从心的“赶超”举措，上马不少装饰性的形象工程，从而损害社会和民众的长远利益，而一些地方传媒甚至会分阶段多侧面予以策划、报道，可谓相得益彰。
　　2.传媒的作为
　　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农民。所以，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农民的自主性，是保障新农村建设成功推进的一个重要前提。传媒宣传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就可能难于实现预期的目的，甚至引起农民的抵触。所以，建设新农村，农民的话语权必须得到尊重。
　　需要强调的是，建设新农村需要祛除消费主义的影响，并不是反对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恰恰相反，应该尽一切可能增加农民收入。只是不要让消费主义的逻辑成为新农村建设中的支配性的逻辑，要通过政府倡导、传媒引导等方式，使得农民把有限的财力更多地用于满足“实际需要”，而不是那种华而不实的炫耀性需要——无论这种需要是来自地方政府制造政绩的冲动，还是来自农民们相互之间攀比的心态，同时应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农村的社会和谐和文化建设上来。

　　对传媒新农村报道范式的反思

　　新闻的本质是事实，而事实又来自于对实践的调查与研究，闭门造车或为政策在现实中找答案就是一种“无的放矢”、空洞的传播形式，这样居高临下式地解读、扭曲、拔高新闻事实的现象，既是传媒的失职，也是传媒的堕落。
　　新农村建设，对传媒而言，需要的是对国家政策、纲领路线的正确解读，结合历史上的问题，找到过去与现实的结合点，重点要分析清楚哪些是传媒该重点报道的。即使重点报道的范围，也得在现实中找准问题的切入点和最佳角度，而不是为某一项政策而搞“献礼”和注脚，用囫囵吞枣的政策碎片去还原、印证和肢解新农村中鲜活的新闻事实，甚至是为与某些政策相抵触的新闻事实贴上时髦的政策标签。
　　新农村建设，对一个负责任的、理性传媒而言，需要的是对新农村建设中的新现象、新变化、新趋势，辩证地唯物地进行符合新闻规律的建构和组合，以事实为根据，而不是以自己的主观感受和喜好对一个新闻事实进行一厢情愿式解读，尤其是对一些与政策相异的新闻事实，传媒为了和现在的大好形势相匹配，不加思索地唱赞歌，否则就觉得自己的思想水平不高或觉得自己的政治导向出了偏差，不敢对现实中的新现象提出实事求是的分析，要么跟风，人云亦云，要么就机械地“有闻必录”。这是对新农村建设传媒唱响主旋律的误解和扭曲。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诉求不会和城市的标准和要求完全一致，不能用大城市的消费观套用一个农民的消费心态，消费主义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兴盛某种意义上就是传媒的误导和暗示，就是传媒不切实际地为新农村建设设置及格线和假指标。
　　即使是一项比较完善的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是必然的，不必为此害怕；实践永远走在理论的前面，理论是对实践的总结和系统化，新农村建设也是如此。在每一个新农村建设的具体方案中，必然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有的与政策完全一致，有的部分不一致，有的甚至是完全相反。
　　传媒作为时代的“守望者”，需要的是时刻注视时代和社会现实的变化，发现某些“关节点”，检验、比较、验证政策与现实是否符合以及符合的程度，而不是置现实的变化于不顾，盲目地将政策的标签贴在现实的变化之中。
　　一个记者不仅要记录事实，当然这是最基本的、首要的，更重要的是对事实要有正确的立场、导向和历史方位感，既解读政策也修补和完善政策。因此，新农村建设，对现代新闻传媒而言更多的是挑战和摸索，既允许创新和开拓，也要反对低层次重复过去的错误，既要和新农村建设同行，为新农村建设保驾护航，也要保持适当的冷静观察的距离，不能让新闻传媒的理性、监督的声音被对政策的附和声所淹没。
　　（作者单位：人民法院报社）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７年８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