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6年4月底至5月初,我和一个同学到昆明市五华区的郊区沙朗白族乡的一个自然村里做一项关于“大众媒体与少数民族精神生活”的调查。问卷中有一个开放式问题“你家哪年买的电视机”，我遇到两位村民都回忆说“大概就是看《霍元甲》那年吧。”当然我不能单就这两个村民的答案推论说《霍元甲》这部电视剧成为了这个村一部分村民形成集体记忆的工具，但我想这也许是他们与电视结下的一段奇缘吧。这个经历直接触发了我对电视与集体记忆的兴趣。能力所限，我将就看电视的方式及活动与集体记忆的关系这一剖面展开探索性的讨论。
　　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是对集体记忆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然而在他开创性的关于集体记忆的著作《论集体记忆》中没有给出集体记忆的概念。在《论集体记忆》一书的导论中，此书法译英的作者刘易斯·科瑟对哈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的思想进行提炼式认识时提到“哈布瓦赫指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所谓“社会建构”或许可以理解为集体记忆的外延的又一种指称。社会建构，也就是说在某个社会中人们组成的各式各样的群体，其集体记忆各不相同。
　　我在文中将要论述的“集体记忆”所依存的“群体”是“我们”。关于“我们”的界定，我想借鉴哈布瓦赫使用“时空边界”来作为对群体进行划分的一种手段。由此，“我们”这个群体出生的时间约为20世纪70、80年代，空间则为中国。由此来看，这个群体数量庞大，范围甚广，我仅以个人经验为出发点，以所能接触到的这类群体中的某些成员作为群体代表，以我们的小群体的集体记忆（与看电视的方式及活动相关的那部分儿时记忆）作为放大点，我相信与我们有过类似经验的人将乐意接受这个小群体，愿意与我们说说过去的事情并乐在其中，那么这个小群体也就慢慢地扩大了。
　　我看到云南大学附中门口卖贴画这一情景唤起我儿时关于看电视一系列的记忆，当我对高中同学说起时，他们与我产生共鸣。其中我是作为“群体情境中的个体”回忆，而引发我回忆的“情境”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贴画”，虽然与我们儿时记忆中的贴画不完全相同。在我对朋友说及此事时，我们的集体记忆如看过哪部电视剧、剧情、剧中人物、当时看电视的方式等便在我们的记忆中复苏了。在此过程中，“群体情境”中的群体、物、事情如活跃的音符，将我们的过去和成怀旧的老歌，旋律或激昂或低沉。

　　二

　　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关注点是集体记忆如何由习惯记忆来保存和维持，为了立据充分免于空泛，他将习惯记忆的表现形式分为纪念仪式与身体实践。纪念仪式首先是一种仪式，卢克斯建议用仪式这个词表示“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因此，我在文中将抛开纪念仪式而重点论述“看电视的方式及活动是一种身体实践”。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通过一些案例说明身体实践的具体存在范围与表现形式，同时他从习惯的特质这个角度来分析实践如何被体化。我想后面一点对我的论证是有启发的。
　　第一，“习惯不仅是一种技能……”，“所有的习惯是感情意向。”康纳顿讨论关于习惯记忆时常举一些首先是有技术要求的行为为例，如打字、骑自行车、演奏爵士乐等。但他在文章一开始就提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着装也是一种习惯记忆。因此，他在这里使用的“技能”的外延应指与身体相关的规则化动作。“感情意向”可通过他在书中应用杜威提供的一个巧妙案例来理解，“这些习惯（恶习）需要有一种内在的倾向，以某种方式行动，一种冲动，强大到足以让我们习惯性地做我们告诉自己最好不做的事情，去做违反我们的理性和正式决定的事情。”相信与我们有过共同或相似经历的人都会有同感：拿起小板凳甩着屁股飞奔的那一幕绝不单纯是身体的连续动作，而是对电视的渴望，飞奔那一刻身体的解放，心灵的自由，这些都使动作显得身不由己。
　　第二，“习惯不只是癖性，作为习惯记忆的姿势和动作，被积养成为身体的外形。演员可以模仿这些印记，医生可以检查其后果。”假若演员拿着小板凳拍着屁股往邻居家飞奔，或唤着几个伙伴一副奔赴鸭绿江的气势冲到邻居家把板凳一摆，挨个坐下，我门这个群体假若是观众就都明白准是“集会”看电视了。这就是我们当时看电视的身体实践的“胎记”了。
　　第三，“习惯不仅仅是一种符号。习惯是一种知识，是手和身体的记忆；在培养习惯的时候，恰恰是我们身体在‘理解’。”康纳顿解释打字者打字时手指的习惯性动作，其实是手指“记忆”、“理解”的内容。同理，在儿时某段时光里，到了某部电视剧或动画片快开演的时间，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抄起小板凳往邻居家跑。在那段为时不长的日子里，我们的身体仿若那小板凳的四条腿，记着某个时间、记着某条路线、记着那扇门。

　　三

　　如康纳顿所言，“作为文化特有种类的身体实践，需要把认知记忆和习惯记忆结合起来。”身体实践通过操演来表现习惯记忆，但在操演的过程中，认知记忆也在默默无闻地形成且被回忆。我们儿时看电视的方式及其活动不仅是一种习惯记忆，它们在作为一种身体实践被操演时，认知记忆让习惯记忆显得那么自然，并向我们诉说着过去。说起小时候看电视、听歌、抄歌词，感慨不禁从中生起，小时候电视频道少，每个频道播出的节目也少，并且在当时改革开放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人们物质生活水平蒸蒸日上，精神食粮除了大陆正统补给外，港台及国外的电视剧、电影、歌曲也开始给大陆人民添加点“作料”了，可无论主食、作料，终归“供不应求”。在每天屈指可数的节目中听到悦耳动听的歌曲，双手就会欣然拿起纸笔将音乐抄下来，自己跟着慢慢哼唱。再鉴于当时能将歌曲以刻录的形式保存的工具是“稀而贵”资源，手抄笔录也是一种经济实惠、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产物。同样，每每回忆起贴贴画，抄着小板凳去别人家看电视……我们的集体记忆便顺水流向一条条小溪，那里淌过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娱乐，我们的追星，还有我们的家境，我们或丰裕或拮据的物质生活，我们寥若晨星却又熠熠生辉的精神食粮。所有这些都可看作是我们的认知记忆，而看电视的方式及活动则可以理解为我们的习惯记忆的内容。
　　最后，以康纳顿的一句话作一小结，“确实，恰恰因为被操演对象是操演者习以为常的对象，所以，群体成员共同记忆的认知内容才具有如此说服力和持久力。”我想，每一代人或许都与电视这朵奇葩有着一段奇缘，而我们看电视的方式及活动就像这段缘分的给养，让它在我们的记忆中鲜活着，我们也因此感觉到些许欣慰与快乐。

　　参考文献：
　　① [法] 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 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
　　② 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７年第８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