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英燕

　　在2006年春天，自称“非著名相声演员”的郭德纲几乎成为了所有媒体的焦点，有调查显示，郭德纲的“钢丝”，很大一部分是白领、大学生，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有相当文化素养的中产阶层或准中产阶层。他们80%是40岁以下的中青年人，是当今社会最活跃、最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层群体。中产阶层在用自己的方式接受媒体，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接受方式。

　　注重信息接受的符号性

　　中产阶层在经济上是殷实的，拥有了一定的社会财富，保守而求稳定的心态使得他们力求用一种平和的方式来获得社会的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拥有强消费力的群体把消费过程中购得的商品视为一种身份的象征，他们追求的是自己消费的文化产品能够最大限度地与他们的财富、学历等相匹配，企图通过大众媒体来塑造中产阶层在大众眼中的公众性。
　　然而，这个群体的高学历、高素质决定他们不会盲目追求炫耀性的消费，通过奢侈的消费行为，获得商品的交换价值，以证明自己的富有与经济实力。相反，他们竭力追求一种更高层次的消费，要求在消费中突出商品的符号价值，即商品的文化内涵，以表现自己的个性和品位，通过高品位的消费，得到身份表现、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中产阶层追求时尚的心态决定了他们未必忠实于主流的或高雅的文化，因为这些文化本身时常隐藏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说教意味，高学历、高素质的特质又决定了他们对庸俗甚至媚俗的不屑与摒弃。而2006年初火爆的“郭德纲热”，其会受到中产阶层的喜爱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恰好在庸俗与高雅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大俗——素材大多来自于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又是大雅——段子中含有传统文化的因子，有对人生、对生活的思考，坦露民族的心智活力，这种大俗大雅的文化正好契合中产阶层的消费品位。
　　在消费社会里，中产阶层是时尚消费的发起者，商品符号化的消费理念，使得他们更加注重消费的符号价值，因此，大众传媒在出售文化的过程中，要考虑文化的符号价值。大众文化来源于大众生活，但大众的未必是庸俗的，它不应该 “包含宰制的力量”，更不应该庸俗，应该是一门艺术。如果大众传媒继续俗下去，那么失去的将会是未来最重要的受众主流人群。

　　注重意义获致的自主性

　　在我国，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与发展，大众传媒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性，但大众传媒还存在这样的倾向：把它们或它们所代表的集团利益的主观意识强加给受众，而中产阶层具有独立的思辨能力、判断能力，追求个性的标榜与自我的表现，要求获得文化中的话语权利。意义上的强加常导致中产阶层对大众传媒传播的文化产生不信任感甚至是厌恶感。中产阶层的高素质、高学历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传播的信息“制码”所要表达的真正意义清楚，但他们通常对信息有自己的解码立场。事实上，中产阶层对文本意义的解读与大众传媒所要表达的意义时常是冲突的，而传媒逐渐商业化，就必须要考虑中产阶层的信息诉求。大众传媒只有考虑和满足中产阶层的要求，才有可能在愈发激烈的竞争中更好地生存，并且能不断地提高媒体的品位和质量。然而，中产阶层独立的思辨能力决定了文本的意义不能由传媒结构、建构并强加给他们。
　　郭德纲相声之所以会博得中产阶层的喜爱，正如他自己说的：听相声就是找乐子，至于从中受到什么教育，什么启发，那是观众自己的事，他没有这个本意。因此，意义是不能强加的，允许中产阶层自己给内容积极添加意义，建构新的意义来服务于自己的意图，而不是听从讯息制造者的意向。

　　注重交流过程的互动性

　　郭德纲的相声以小剧场为卖点，受到中产阶层的欢迎，是有其合理性的：中产阶层大多从事紧张、高压力的工作，他们需要在工作之余有适当的精神放松 ；快节奏的生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缺少，特别是城市人精神上有强烈的空虚感和孤独感，而郭德纲小剧场相声给了城市人交流和娱乐的理想空间。200多人的小场子，观众围坐在小桌子四周，边喝茶边听台上的段子，不时开怀大笑，小剧场的热烈气氛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相对紧张的工作使得中产阶层在闲时精神生活空虚，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显得有些无助。小剧场无论是观众之间还是观众与演员之间的互动都是及时和真实的。郭德纲时常根据观众的反应改变表演内容，把一个段子恰当地拉长或缩短。而在电视中的表演与观众是有现实的距离，这必然会影响传播的效果，尤其是当受众已经表现出逆反心理时。
　　相声既然是娱乐的一种形式，就娱乐而言，它是人的消费需要的一种主要形态，从接受心理角度来讲，主体的需要在这里要寻觅的具体内容是情感的参与和身心的愉悦，参与心理在与接受内容形成一致性，便构成“需要”与“需要的满足”。① 大众传媒传播的文化，有时让受众觉得是一种负担，节目总会让人感觉到说教的成分，这对思想独立的中产阶层而言是排斥的。缺少与受众真实的互动，电视本身的属性是一部分原因，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交流中使用的文本互动性的不足，“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主体是强加的，交流的环境是强加的，特别是讲话的时候也是有限制的，种种限制的条件致使真正的意义的表达几乎不可能有。” ②“各种各样的受众不仅受到其特定的文化取向的分化，而且通过他们对信息技术诸种新形式的不同获取而分散。一个人无需作为‘没有理性的’唯物论者而被说服者相信：朝着非规范性的有线传播系统发展，意味着对那些有大量的收入可以支配的人来说，可以有更多的选择。”③在经济富足和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阶层看来，他们愿意自己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来选择自己喜欢的媒介接受方式。
　　有着殷实的经济资本和较多文化资本的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结构中敏感和脆弱的群体，政治的后卫使得他们希望从消费过程中寻求身份的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时尚的前卫又使得他们追求个性的张扬与自我的展现，因此，对于中产阶层而言，交换过程本身已不是最重要的了，社会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在消费大众文化这一商品时，更加注重追求高品位、符号化的文化商品。“有调查显示，中产阶层的网络媒介接触程度明显高于非中产阶层。”历史地看，生活中的真正变化是由中产阶层造成的，所以，社会和文化运动自从第三阶级获取主导权以来已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步调”。④
　　郭德纲现象的形成得益于媒体的极力推崇，然而对于大众媒体而言，更应该反思，小剧场相声的红火与电视相声的冷场到底在预示着什么，对于中产阶层——这一支未来主流的媒体消费群体，大众传媒应该如何应对。

　　注释：
　　①戴剑平《电视受众心理面面观》《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4年
　　②[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年
　　③ [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年 104页
　　④ 奥尔格·齐美尔《时尚的哲学》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年 88页

　　（作者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７年第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