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泉

　　近日，夜读新华社三位记者合写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特别报道《红色殉道者》，竟泪流满面。这篇文章通过选取珍藏在子女记忆中的父亲形象，运用家事国事的时空交错，通过革命情、父子（女）情的抉择取舍，真实再现了瞿秋白、方志敏、刘伯坚三位革命者没能参加长征、但与长征有关的死。
　　请看——行刑那天，刘伯坚给妻子写下了最后一封信。“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事业……”半个多世纪过去，字迹依然清晰，落款中的拼音签名“LIU”依然洒脱。时时回响在刘豹耳边的，却是那最后一句：“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了，不能再写了。”
　　一句话，填满了刘豹断裂二十多年的父亲记忆——一边是森严的杀场，一边是从容的留墨，一位父亲，在走向敌人屠刀时，是怎样的凛然与镇定啊！
　　请看解放后方志敏的妻子与已经17岁女儿的相见场面——她把女儿锁在屋里，逼着她读书。这时，方梅第一次读到了父亲的《可爱的中国》。“母亲！美丽的母亲，可爱的母亲！”一遍遍朗诵着这些直抒胸臆的句子，学会识字不久的方梅欢呼起来：从此我可以讲我的家史了，从此我懂得“祖国”是什么意思了——祖国，就是生养了我们，值得像父亲那样的千千万万烈士用生命去保护的母亲！
　　这样具有感染力的场景转换、这样具有穿透力的生死对望又怎能不被珍藏在万千读者的深深记忆中？！又怎能不感动人、感染人、激励人、引导人？！
　　文化学者陈晓明在其《批评的旷野》中倡导“遑遑巨著要回到日常性叙事，在大历史小故事、大气象小细节中表现出时代的细致与质感”。其实，文学是这样，新闻又何尝不是如此？！长期以来，我们的主旋律报道、我们新闻宣传的规定动作中太缺乏这样的“细致与质感”了，以至于只满足宣传规模而不尊重传播规律的单向度说教存在了很多年。其后果是什么？崔永元在10月23日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在没有重走长征路之前，他关于长征的记忆仅仅停留在“爬雪山、过草地”6个字上。
　　崔永元的“实话实说”实在值得重大题材、主旋律报道的指挥者、报道者在反思中改变创新。“任何现实的传播都是个建立在‘传—受’双方价值需要都得到相应满足基础上的‘合作’过程。明智、有效的舆论引导，应当使其成为政府、媒介、受众三个维度上的价值追求都得到相应满足的过程。” 传播学者喻国明的话道出了我们主旋律报道的方法论。
　　其实，如果仔细研读，许多成功的重大题材、典型报道，如人民日报关于任长霞的报道、大众日报关于王乐义的报道，之所以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可读共鸣的舆论引导力，都有“三维共赢”之因、回归日常性叙事之妙。
　　新华社、各级党报以上优秀作品的可感性，更应当催发市场类主流媒体的危机感和竞争意识。因为从目前情况看，新闻主旋律常见的新华社发通稿、各媒体同质化呈现的“齐唱式”正逐渐让位于有相对主动地位和自由表现空间的“合唱式”。这给晚报都市类报纸做原创性的主流新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要适应这种变化，就必须在选题策划、技巧安排、信息资源重新配置上进行内容创新、形式创新。
　　谈创新，不能只盯着报纸，而要将视野放在社会传播媒介的大系统里博采众长。拿长征题材书籍策划为例，在不下20多种的长征书里，最能引起笔者购买冲动的有两本，一本是三联版的《红军：1934—1936》，一本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版的《长征：细节决定历史》。这两本书，都是从长征器物、红军食谱、病历、女性、外国人、歌谣等读者最关心又被忽略的日常性叙事、散点细节入手进行信息资源的重新配置，让人耳目一新。
　　《辞海》中定义细节为“琐细的事情，无关紧要的行为”，其延伸意为“文学艺术作品中细腻地描绘人物性格、事件发展、社会环境和自然景物中的最小的组成单位。”
　　《长征：细节决定历史》的作者吴东峰说：“细节是历史最丰富的表情。”其实，细节，又何尝不是驾驭新闻、驾驭重大题材报道最好的技巧安排、最真实、最原始、最形象的传播文本？！
　　细节是事件的颗粒，是过程的链条，是人物的镜像。一个个“最小的组成单位”的积累和串联，就构成了引人入胜的故事。
　　心理学的激励理论认为：“需要引起动机，动机引起行为，行为又指向一定的目标”。摸准受众的阅读需求进行点点滴滴的日常性叙事，虽没有凌空虚蹈和义正词严的宏大叙事，却可以春风化雨、潜移默化，这难道不是一种重大题材报道的新境界吗？！

　　(作者为齐鲁晚报·生活日报副总编辑)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６年第２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