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学芳

　　我是1979年初和徐熙玉一起从编辑部调到潍坊记者站去做记者的。记者站原有两个“老”记者，加上我们两个新去的，一共４个人，徐熙玉当站长。
站上的日子很清苦，但也很有滋味儿。那时，记者站杂务少，主要就是写稿子。平时大家都在基层转，每到月底才回站上碰碰头。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个记事本，谁要下去了，就在记事本上写：去哪个县了？准备写什么？让其他人心中有数，免得“撞车”。月底回来大家凑堆儿，就互相交流交流，说你这稿写得不赖，或说你这稿“一般般”。那时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农村经济、政治都很活跃，站上还真出了一些好稿子，徐熙玉写了《俺村来了个活财神》，吕熙祥写了《喜气催人上高跷》，那都是难得的精品。潍坊站被人称为“兵强马壮”，很是扎眼。老吕是老记者了，比我年长10岁，事事、处处都像个大哥哥。我刚到记者站时，每次我下乡采访，到了哪乡哪村，我都住下了，夜里他也会打电话来，问这问那，帮我出些主意。
　　站上四个人，只有任成海的家属在潍坊，我们三个都是单身汉。三个单身汉住了一套房子，一人一间，睡觉在一起，吃饭也在一起。吃饭很简单，就去市委机关食堂里去买，买来饭菜往桌上一凑，你也吃我的，我也吃你的。他俩爱喝酒，每次也喝不多，一人一茶碗，喝得津津有味。我不喝酒，但我爱看他俩喝酒，我也看得津津有味，我就爱看他俩喝酒的样子和喝了酒你一句他一句总是掰不清的语言“碰杯”。月底凑堆时，大家就读书、学文件。我们四个人都爱读书，徐熙玉爱读管理方面的书，我爱读杂书。那些讲管理、讲产值的书我一看就头大，怎么也读不进去。我关心文坛上的事，杂七杂八的小说读得多。那时机关上晚上是上班的，我们不出差时晚上也都去办公室，去了也就是读书、看文件、拉呱儿。一天晚上，就在办公室里，我在看《电影作品》刊登的一个电影剧本，马望威写的，叫《长跑与生命》。一看觉得面熟，一查果然是抄袭了西德作家西·伦茨的小说《面包与运动》，当晚我就写信给那杂志，把那剧本和那书作了对照。事后，那刊物给我寄了40元“稿费”。拿到这笔“稿费”，我立即去了新华书店，二话不说，掏钱就买了一套16卷的《鲁迅全集》（定价36元）。这书我想她太久了，就是买不起（那时我的月工资是53元）。有了这套书，她可以陪我一辈子，现在还在我那床头上放着呢！
　　最难忘的是1981年清明节。当时记者部在潍坊一家招待所举办文教记者新闻业务研讨班，记者部主任领头，七八个来自各地记者站的记者参加，学新闻理论，看新闻作品，交流心得体会，大家都觉得很有收获。清明节那天，恰是星期天，研讨班放假，何荣德、毕华德、田学超、王殿军４个就提出去我老家看看。我家在农村，离潍坊20里。我们5个人，骑3辆自行车，轮流载人，一路小道，去往我村。我的家乡很美，又是清明时节，桃花正开，一路走小桥、过响河、穿桃林、走梨园，都把何荣德他们给看呆了！到了我家，家里就用当地风俗待客：土炕上一坐，炕上放一小桌，一壶水酒，几样菜蔬，吃单饼卷鸡蛋。那饭大家吃得都很愉快，至今我们见了，还常常说起“那一段”。
　　那时，何荣德、田学超和我都是30岁出头；小毕最小，刚过20；王殿军最大，已年近50。多少年过去，往事如昨，最让人感念的就是记者生涯中那些平常的日子，那里面有艰辛，有欢乐，有同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更有一生也难以忘怀的情义。

　　（作者为大众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