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 方

　　一枚信息炸弹在我们中间爆炸，这是一枚形象的榴霰弹，像倾盆大雨向我们袭来，急剧地改变着我们每个人内心世界据以感觉和行动的方式。
　　——阿尔文·托夫勒

　　今天，当“分众传播”、“碎片化”这些词汇逐渐成为媒体研究的热门话语的时候，重读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于20多年前出版的未来三部曲①，真可谓唏嘘良多。我们惊叹于托夫勒的预言竟是如此准确，就媒体而言，托夫勒预见的“分众”、“非群体化的传播”、“瞬息即变的文化”正恰当地刻画了当今媒体发展的现实趋向。
　　托夫勒的预言并不是什么神奇莫测的启示录，在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分众传播就已现端倪。“第三次浪潮到来，使强大的群体化传播工具，被非群体化传播工具所削弱，报纸逐渐失去读者，大型杂志被小型杂志代替。”②在大众传播时代一统天下的报纸、广播、电视台均面临严峻的危机，而与此同时，小型刊物、市民短波电台、地方报纸则渐入佳境。继而“分众”浪潮席卷原本媒体管制甚严、主要传播渠道被官方垄断的欧洲。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也逐渐跨入了媒体的“分众时代”。
　　我们宣告一个时代的来临，除了体验应接不暇驳杂繁复的表象以外，总是希望探索更为深刻的社会性解释。“分众时代”的来临一方面是新式媒介在传播领域的导入，如网络通讯的发展；另一方面，更为深刻的是后工业社会来临媒体受众本身发生的变化。丹尼尔·贝尔所论述的后工业社会是超越了意识形态对立的社会结构性变化，其首要特征为生产力（技术）取代生产关系（财产）成为社会的轴心；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服务领域兴起并逐渐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知识在社会中的重要性显著提升；白领职业社会地位提高，“新中产阶级”崛起。伴随这一社会结构的变化，消费社会降临，消费关系已经取代生产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首要类型，作为消费者同时也是媒体受众的人群也发生了分化，兴趣和需求多元化。③正是在此技术与社会双重变化的背景下，分众传播应运而生，媒体的“分众时代”到来。
　　然而，“分众时代”来临到底是发展的恩典还是另有深意，似乎不是我们所直觉到的那么简单。本文正是一次走到表象背后的尝试，以探求媒体“分众时代”的社会后果。

　　大众传播时代的公共领域危机

　　公允地说，没有广播、报纸、电视所支撑的现代大众传播体系，现代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正是这些纯物质性的技术存在，在几个世纪里给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公共生活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复杂的后果。便捷多样的传播媒介在为人类生活带来诸多好处的同时，其包含的否定性力量也逐渐被社会理论家所认识，毁誉参半正是媒介自诞生以来所处的境遇。特别是在二战后，经历过法西斯暴政的人们发出了更加响亮的批评声音。
　　多伦多大学传播学泰斗米歇尔·麦克卢汉对媒介有着最乐观的期待。在他那里，媒介是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以及“地球村”这些经典判断表达的正是对媒介给人类社会带来恩惠的礼赞。然而，麦克卢汉也并没有忘记大众传播媒介所包含的操纵和控制社会生活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规制着受众的感官和思维。④
　　哈贝马斯对此有着杰出的论述。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运用大量史料考察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兴起及其结构转型。在哈贝马斯所看重的公共领域中，媒体是重要的舞台，在这里公共意见得以形成。由报刊、广播、电视所搭建的政治公共领域为“私人”成为关心公共事务的“公众”提供了交流和协商的机会。公共领域把“私人”变成“公众”，这里“反对专横独裁，而遵循由具有批判功能的私人组成的公众心目中的内在法律”，⑤公共话题得到充分的讨论，不同的主张在此得到激烈但有序的对话，有效化解了潜在的社会矛盾，使得系统权力不得僭越，道德正义的伦理价值观念得到伸张，社会生活得到理性反思。然而一度繁盛的公共领域却遭受了“殖民”，哈贝马斯指出，随着自由资本主义逐渐表现出垄断特征，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出现融合趋势，私人领域的商业气质左右了公共领域的运行。“公共领域担负起广告的功能。公共领域作为政治和经济影响的中介，其作用发挥越大，它的政治功能就越弱，从而被私人化了。”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融合的结果就是私人领域的赢利原则入侵了公共领域，作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模式的前提——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严格分离——被破坏，媒体作为一个商业组织在利益社会中迷失了其公共本性；另一方面，国家也看中了公共领域的重大价值，以权力的方式干预公共领域的独立批判;在这双重力量的侵蚀下，公共领域瓦解。
　　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卓越分析激活了学界对于公共领域的分析热情，但同时也遇到了多方面的批评。有批评指出，哈贝马斯的中心旨趣是“通过对公民的权力与义务的讨论，来重新想象社会协同性的各种新形式的诸种企图，有赖于以扩大了的公民团体用来建立允许高度参与民主建设的各种物质条件”，⑦然而，哈贝马斯却似乎忽略了对受众的细致分析。实际上，认真阅读哈贝马斯的著作，这种批评就显得有失偏颇，哈贝马斯对此不无警惕，伴随着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是文化批判的公众转变成文化消费的公众，而“大众传媒普及的文化其实是一种整合文化：它不仅仅整合了信息和批判，将新闻形式和心理文学的文学形式整合成以人情味为指导原则的娱乐和‘生活忠告’。它还具有足够的弹性，同时纳入广告元素，甚至本身就是一种广告，这种广告如果尚未存在，那么，它也会为了现状之公共关系的目的而被创造出来。”⑧可以看出，哈贝马斯注意到公众精神气质的转化和大众传媒内容的商业取向，正是这种商业取向和公众公共气质失落的合谋使得公共领域在大众传播时代已然面临消亡的危机。

　　“分众时代”复兴公共领域的阻障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媒体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大众传播的格局不断“碎片化”，分众传播的时代到来。在我们体验“分众时代”信息丰富多样的同时，关于分众传播对于公共领域的复兴到底是福是祸的反思却一直没有获得进展。
　　大众传播时代导致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推力依然左右着生活世界，而“分众时代”是开启了公共领域复兴的契机抑或进一步造成了公共领域的沉沦，我们可资借鉴的分析实在匮乏。尼尔·波茨曼的出色分析在这种匮乏局面中显得格外醒目：我们在泛娱乐化的信息世界里，越来越丧失了思维的能力，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⑨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所言的思考被禁绝，在一个宣称民主的世界里渐渐不再被人们提起，而赫胥黎的预言却成了令人沮丧的现实，在一个娱乐和欢笑的世界里，人们越来越不愿意思考，主动放弃了对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权利。这个时代，“公共领域日益缺乏的是公共问题”，而充斥着公众人物的私人生活问题,“它无法扮演过去那种作为私人困难和公共问题聚会与对话的地点的角色”。公众在分众时代的消费关系中被粗暴地简化为孤立的“原子化”消费者，人与自治社会的联结被斩断；泛娱乐文化更取消了个体作为公众表达意见的意愿和可能性。在鲍曼看来，这是危险的事实，“个体如果首先不变成公民，那么，法律意义上的个体就不能变成实际上的个体”，伴随着公共领域精神气质转变的是一个“自治的社会”的消亡，同时也是“自主的个体”的死亡。⑩
　　如果说在大众传播时代，公共领域是被国家和私人领域双向殖民而失去了原有的批判性，那么，在一个“分众时代”，则是公众的社会联结由于公共领域被泛娱乐气息的文化占据而解除，公众本身发生了性质的异变，原子化的个体对公共事务越来越缺乏表达意见的机会和能力。

　　被建构的还是实在的“分众时代”？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分众时代”，公共领域面临着奇特的悖论。一方面是媒介种类、数量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却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本性丧失。面对这样的悖论，我们不禁要拷问，“分众时代”的公共领域丧失公共性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还是在特定逻辑支配下的一种建构？
　　回答这样的问题还是要回到社会本身，即考察公共领域的社会环境和作为公共领域基础的公众原子化的缘由。首先可以肯定，尼尔·波茨曼的判断过于悲观，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媒体表现出泛娱乐气质的时代，我们的生活也确实被娱乐性的信息、形象包裹，但是，对于公共事务我们却并非麻木不仁。在社会结构巨变的当代现实，在消费社会和泛娱乐文化的表象背后，沉淀着个体对共同体的关爱和参与热情。笔者写作本文的时候，汶川地震的消息传来，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人们对同胞的关怀和通过行动表达爱心的无私奉献。道德真诚驱使下的参与热情让我们看到了公众复兴、公共领域复兴的希望。人生而是社会的动物，有着本能的归属需求，共同体的瓦解对任何一个个体都是内心深沉的灾难。
　　到这里，问题就转化为“分众时代”是如何被建构并强加于公众的。现代社会的制度安排，越来越把个体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完全归因于个人选择，可以选择的社会生活需要个人的全部投入。职业、工作、权利和责任，如此种种都以个体的方式被要求和完成，现代社会本身便包含着拆解共同体的个体化力量。鲍曼将其视为一种必然，个体生活面对着诸多不确定性，而与身体感官相连的兴趣似乎成了个体唯一可以坚守的阵地。另一方面，商业逻辑对公共领域的侵袭，在逐利动机的推动下，媒体对个体化存在投其所好，根据特定人群的特定需求而决定公共领域的生产。这两种因素合谋而建构了一个“分众时代”。这种建构亦幻亦真，结果便是在通常状况下扼杀了公众反思的能力，使得公众沉浸于娱乐的快感而忘记了对公共话题的追问。

　　找回失落的公共品性

　　既然“分众时代”只是来自于亦幻亦真的社会建构，既然个体保留了对公共事务的热情，那么，我们就找到了呼唤媒体公共品性的依据。彻头彻尾的逐利动机在作为公共领域载体的媒体中的扩散无疑是可怕的瘟疫，公众需要媒体回归其公共品性。坚持为公共讨论提供舞台不仅是媒体的公共责任，也是现代社会的组成要件。我们无法忍受公共领域的凋零，打开“分众时代”的利益镣铐，是点燃公共领域复兴的不二法门。而健康的公共领域是社会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有力动力源，只有富有参与意识的公众在公共领域充分表达意见，现代民主政治才能走向深入。理性批判精神进入公共领域，把公共事务在公共论坛中讨论，我们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才能更美好和谐。

　　注释：
　　①托夫勒的“未来三部曲”指的是《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和《权力的转移》三部作品，写于上世纪70～80年代，在《第三次浪潮》中作者细致描述了“非群体化传播”取代“大众传播”的趋势，以及未来文化“瞬息即变”的特性
　　②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7页
　　③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书中作者富于洞见地指出，消费关系正成为社会中的主要关系类型，消费关系塑造了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④麦克卢汉虽然褒扬了媒介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的种种好处，但是对其同时带来的灾难并没有失去警惕。在《机器新娘》这部杰作中，麦克卢汉不客气地批评了媒介开辟的操纵和控制社会方式。《机器新娘》，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⑤⑥⑧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⑦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王文彬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12页
　　⑨尼尔·波茨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书中作者鞭辟入里地考察了媒介文化的泛娱乐气质，赫胥黎的预言成了令人沮丧的现实，即我们越来越不愿意思考，而自足于信息和形象的娱乐属性
　　⑩参见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1页，第61页
　　（作者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６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