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振盛

　　1956年我在大连读中学时，因酷爱摄影而拍摄了一幅早期“作品”，由此算起来，至今已有50余年的“影龄”了。回首半个世纪与摄影结缘的风雨历程，虽然用自己的镜头留下一些历史碎片，但在我的摄影生涯中，快乐与艰辛同在，无奈与苦恼并行，经验不多，教训却不少。愿借《青年记者》约稿之机，向青年记者朋友们吐露一个老新闻人的心迹。

　　45年前，我成为第一例“自谋职业”的大学毕业生

　　1963年8月初，我从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到所分配单位黑龙江省教育厅去报道，教育厅开介绍信让我去科委情报所报到。科委情报所人事处处长说，情报处处长想要一个资料翻拍员。
　　我一听心里凉了半截：我是学电影摄影和新闻摄影的，不能一辈子总拍些死资料呀，而应该拍点活东西吧，翻拍资料是很枯燥很无聊的事。情报处处长又说了，只要干上科技情报摄影工作，就不能再离开了，要干一辈子，不能让任何人脑袋里装着情报调走啊。这句话我一听差点晕了，干上这一行就再也用不上我学的新闻摄影专业，连一点儿退路都没有了。
　　我不愿意在那儿工作，档案退回省教育厅，教育厅一位处长说，我们第一次遇到你这样的情况，毕业生不服从分配给退回来了，但你的情况的确有点特殊。他让我自己去找工作。
　　我打听到黑龙江日报社的地址径直找去，人事科女科长让我自我介绍，一番如实讲述之后，她让我稍等一下就出去了，不到5分钟就回来了，跟着她进来一个老者，他用浓重的江浙口音跟我讲：“你站起来，走一走。”我心想，这老头是干嘛的呀？干嘛让我走一走呢？他又说：“你走过去，再走回来；再横向走一走，再走回来。”随后，那位老者二话不说就走了，女科长紧跟着他也出去了。过了两三分钟她回来说，我们同意要你了。就这样，在45年前的1963年夏天，我“自谋职业”到了黑龙江日报社。
　　在此插一段后话，我到报社后的单身宿舍是在家属宿舍的筒子楼里，正巧与人事科长住对门，相互熟识了以后，那位女科长告诉我，让我来回走一走的人是总编辑赵扬，他一直为报社的4名摄影记者不太适宜搞外事摄影和采访省委领导的活动而忧心，原因是4人当中，摄影组长年龄已50多岁，是一个又瘦又高的老者；副组长的摄影技术很好，但中等个头却胖得过分；另有两位中年记者的个头太矮，报社同人以捷克一部电影中两个矮个子主人公盖克和丘克兄弟相称。
　　赵总编辑早就指示人事科要为他物色一个身材适中的摄影记者，以便培养从事外事摄影及跟随领导人拍照。这才有了总编辑亲自到人事科让我站起来反复走一走的情景。
　　45年前，我一个人在一座陌生城市里自己走上街头去找工作，在当时的中国是绝对是罕见的。

　　有感于毕业分配不公平，发誓“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

　　到黑龙江日报社报到的当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两条决心：一、绝不老死黑龙江；二、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这两个天方夜谭式的决心，纯粹是鬼使神差，我一个22岁的年轻人，为发泄对毕业分配不公的气愤，才写下了这样的狠话。自己并不知道怎么才能离开黑龙江，怎么才能去游走世界。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我一直为兑现对自己的承诺而苦苦奋斗着。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整个社会都在互相斗。我曾经斗过别人，后来别人又斗过我。1968年12月26日晚上，那一伙“革命师生”在报社大会议室召开全社职工大会批斗我，他们恶狠狠地指着我说：我们广大革命群众给你20年，看你能不能离开黑龙江？再给你30年，看你能不能游走世界去投敌叛国？
　　我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人，越是有压力就越产生反弹力，我向来相信一点：一个人能力之高低，不是看他在顺境中爬升得有多快，而是看他在逆境里反弹得有多高。
　　几十年后，我当年鬼使神差写下的两条决心，在天助神佑之下，经锲而不舍的自我奋斗，终于都兑现了。20年后，我真的调离黑龙江到北京教书了；30年后，我真的是一句英语也不会却游走世界了。在欧美各国举办我的环球影展，出版我的《红色新闻兵》图书，先后应邀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纽约大学、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墨西哥大学等院校举办演讲会，我都是使用母语作演讲，邀请方为我配翻译。
　　2006年4月，我第二次应邀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出席影展开幕并作演讲，该中心主任在宴请我和我的作品代理人普雷基时，他听到这个故事以后，以特有的美国式幽默对我说，你千万可别学英语了，你要是学了英语，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消失了。

　　摄影师要做有心人，今天拍的照片就是明天的历史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和亿万群众一样都是欢呼、拥护、积极参与。那个时候毛主席讲“造反有理”，我也参加了造反，后来随着文革的进程，自己的思维就有些变化了。这几年，我在各国演讲接受国际主流媒体采访时，他们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问我对“文革”是什么样的态度？是爱还是恨，是参与还是反对？我想不能这样笼统地谈问题，人的思维和态度的变化总是有一个过程的。我就对他们说，我对“文革”的态度是从开始的拥护、参与，到后来的怀疑、动摇，一直到最后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我还能爱“文革”吗？另外，我的亲人在“文革”当中惨遭迫害而自杀，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不可能再像开始时那么拥护“文革”，那么冲动地参与“文革”，那么欢呼和支持了，最后产生了厌恶的想法。我把这一切情感的变化都融在所拍摄的照片之中了，尽可能完整地记录下那荒唐的岁月。
　　摄影大师吴印咸为我们授课时曾教导说：“摄影记者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我牢记这一教诲，尽量记录这个动乱时代的方方面面。我并不知道我正在做的事情是为了革命，还是为了我自己，或是为了未来。我只知道照相机具有无可代替的记录功能。报社发给我们的胶卷很有限，并规定每见报4张照片，便能得到一个135或两个120胶卷。只有提高见报率方可领取额外胶卷。那时到处都是在呼喊口号，报纸不会采用只举拳头而闭着嘴巴的照片。为此，我曾在家中做一件事：站在镜子前，模仿呼各种口号。我发现当呼喊“毛主席万岁”时，最后的口型近似是闭着的；而呼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结束时嘴巴是张开的。只要在这种有利瞬间按下快门，确保每一张底片都能拍到一幅声情并茂的欢呼照片。尤其是在晚间拍摄群众集会时，这一招更有效，当有众多人在场却没有人领着呼口号时，我常常在作好拍照准备之时，亲自带头高呼口型是张开嘴的口号，不失时机地按下快门。
　　当时，由于整个社会都处于混乱之中，在红卫兵的造反集会上，只要发现有人在场拍照就会上前盘问，凡是发现是省报记者，就说你是“黑省委派来的黑探子，专门搜集整群众的黑材料”，轻则将胶卷拉出曝光，重则抢砸照相机。自从有了两次令人痛苦的经历之后，那4位资深记者总有理由推脱不去采访红卫兵的造反集会和游行，加上那时报纸早已取消了记者署名，不管谁拍的照片见报时一律署“本报记者摄”。我在摄影组里纯属“小字辈”，凡是别人不愿意去采访的任务都派到我的头上。
　　我注意到，那些佩戴红卫兵袖标的人能自由地拍照片，因此，我特别希望能得到一个红袖标。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报社成立了许多造反组织，其中编辑部工作人员成立了“造反总队”，印刷厂的工人成立了“红色工人造反团”，我申请加入编辑部的造反组织，他们说我“太保守”。然后，我要求加入印刷厂的造反团，他们说只接收产业工人，不要知识分子。我知道，必须设法拥有“红卫兵”袖标才能完成我的摄影采访工作。这时，我有了一个主意。1966年8月28日，我串连报社编辑部7个刚刚走出大学门的编辑、记者组成一个造反组织。我们只有7个人，不便称作“造反团”，只好称为“战斗队”，决定命名为“红色青年战斗队”，我被推选当队长。我马上到街上去制作了带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袖标。之后，每当我戴着它，便能在红卫兵的各种集会和游行中自由拍照片，不会有人来盘问和阻挠了。
　　然而，报社编辑部“红色造反总队”和我们“红色青年战斗队”为谁是真正的革命造反组织争论不休，都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红色造反者。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1967年初，当时，全国记协被首都新闻界造反派夺权，成立了“全国新闻界革命造反者总部”。黑龙江日报社两派誓不两立的造反组织，为了解决谁是真正造反派的问题，双方各派３名代表乘火车前往北京，在“全国新闻界革命造反者总部”展开辩论。最后，总部表态支持我们“红色青年战斗队”，认为我们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者。他们立即发给我们几枚印有毛泽东的手迹的“红色新闻兵”袖标。我能得到这个“红色新闻兵”的袖标感到非常激动，当我回到哈尔滨以后，没有舍得戴它，把它当作珍品收藏起来。直到今天，我仍然保留着这个红袖标。
　　40年过去了，今天，这个“红色新闻兵”红袖标仍然崭新如初。
　　在很多情况下，“文革”当中拍照片首先是我的职务行为，我在报社做记者，必须拍照片给报纸使用。用当时的语言来说就是“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那时所有的报纸都是党报。我当时的任务是为报纸提供歌颂文化大革命的照片，凡是负面的报纸根本不用，这类负面照片都称为是“没有用的照片”，领导是不让拍的，但是我也拍，就是说肯定不见报的照片，我也拍了很多。我毕竟是在大学系统学过摄影，知道摄影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记录历史。对摄影来说，前一个1/100秒就是后一个1/100秒的历史，今天拍的照片就是明天的历史，所以我当时多拍了一些，完好地保存了下来，现在我手头就有了一个较完整的文革历史的记录。
　　1988年3月，中国举办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摄影展览——“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我的20张文革作品在那个展览上获得了最高奖——“系列新闻照片大奖”。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出席开幕式看了我的照片，他接见我一起合影时对我说：“你为人民记录了历史，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人民会感谢你的。”我认为这段话是对我的最高奖赏。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老同事和我见面之后，有的人开玩笑说：“我们是一心一意听党的话，只拍了历史的一半；而你是三心二意听党的话却拍了完整的历史。”
　　但是，我反思自己的摄影生涯时，深感其中有很多缺憾，觉得我当时的记录还很不够，很不全面，那就是“文革”中的寻常百姓的生活记录得很不够。我把对“文革”摄影的反思，运用到1997年我对香港回归的采访之中，有了这种明确的动力，我在拍香港回归时认真地全面地更多地记录了百姓的平常生活状态。可以说，我是用香港回归的照片，弥补了当年“文革”摄影中的缺憾。

　　直线不达曲线则通，不敢异想者永远也看不到“天开”

　　“文革”期间，不允许新闻记者拍摄所谓“消极”照片，即当时的所有批斗和折磨人的“负面”照片。省革委会宣传部和大学的红卫兵曾多次下令摄影记者要上交那些“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不少摄影记者听从命令，上交了这类底片，结果这些底片都被烧掉。
　　我将一些“负面”的底片剪下，大多是批斗和打砸抢的照片，存放在我在办公室抽屉里自己设计的一个暗藏隔层。我很少将这些底片给同事看，当然，他们当中有人看到我拍这些照片，有时他们是在暗房或底片烘干柜里看到的。
　　幸运的是，我已开始将“负面”底片从报社转移到只有12平方米的家中。我在家里的“一头沉”书桌下边的地板上割了一个书本大小的洞口，用给小孩做尿布的油布将底片包好，埋藏在地板下边，将洞口盖好，再压上书桌。1968年12月26日这天晚上，“支左”学生造反派在报社召开对我的批斗会，长达６个多小时，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会后，一个瘦高个子的红卫兵带领几个人押着我乘坐吉普车去抄我的家，他们逼迫我将所有抽屉和柜子打开，几本集邮簿、许多信件和照片被抄走了。那些藏在地板下面的底片躲过一劫。
　　当年，我只是想应当将这些东西记录下来，而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把它们记录下来将来留给后人去评说。往往当代人是无法评说当代人的历史，要把这些史料留下来，让后人去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调到北京,在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教书，我对学生们讲，做新闻工作要有多向思维，不能只按照一个方向去走，我们不能只做正面的歌颂，或者只能做正面的报道，其他那些非正面的或非主旋律的东西，一时不能见报的，也应该记录下来，记录下来对后人来讲就是给他们留下历史的史料，否则的话，当人们需要去研究某一段历史的时候，就没有当时的影像资料可供参照，这对历史研究来说便是重大缺憾。
　　常常有人问我，你怎么能留下这些历史资料？我觉得留下资料并不难，只要做一个有心人就行了。我当年拍摄并保存下来一些历史照片，并不能说明我是先知先觉，坦诚地说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仅仅是有一种朦胧的使命感，只是认为这些事件都应该记录下来，将来会有用的，至于具体会有什么用，全然不知，更想不到我的照片会获大奖，还会走向世界。
　　（作者曾任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近年其在“文革”期间拍摄的照片展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５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