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学芳

　　我是1979年1月开始做驻站记者的。那时，记者的装备是：一个采访本，一辆自行车，一个手电筒，一件厚厚的用布做的雨衣。另外，站上还有一架老照相机，是站上的记者伙着用的。
　　那时记者去县里采访，一般都是坐火车、坐长途汽车。那时县里没有几辆小车，县委书记、县长也是坐吉普。当时民间有一顺口溜：“县长坐的是帆布篷（吉普车），乡长坐的是130（大头车），村长坐的是嘣嘣嘣（拖拉机）。”那时路也不好，有的村根本就开不进汽车去。有一次我去寿光北大洼一个村采访，正是雨水季节，去村子的路真是泥泞得可怕。那次采访，就是县里用一辆吉普把我捎到公路边，然后乡里派来一辆拖拉机把我拉到那个村，一路上拖拉机的轮子把我甩得全身是泥。还有一次我去寒亭（当时叫潍县），第二天要去距县城70里的红星公社采访，县里没车，宣传部的老巩说：“我用摩托带你去吧！”我一听就吓坏了，因为我从没坐过摩托，最怕那玩意儿。最终，我们俩是一人骑一辆自行车去的，70里路骑了4个钟头，到红星时都下午1点多了，真是又累又饿，那情景至今我还记得。
　　那时县里还没有大宾馆，因公出差的就住县里的招待所。起初，招待所就是几排平房，一间住好几个客人。住一间房子的人，干啥工作的都有，晚上说东道西，能听到好多新鲜事。有一次我去安丘采访一对模范教师，晚上住在县委招待所。夜里8点来钟，我住的那排平房里的客人都被动员着搬走了。我在屋子里写稿子，啥事也不知道，没人叫我搬，也没人来敲我的门，隐隐约约只是听见外面有人在说话，睡觉前又隐隐约约看见一个青年在我窗前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那一夜就那么睡了。第二天一早我去上厕所，厕所在院子的东南角，我去了，看见厕所门口有人站岗，站岗的没管我，我上我的厕所。厕所很小，只有两个蹲着用的坑，我进去时看见有个老头蹲在一个坑上，我就蹲了另一个。两个人并排蹲着，各忙各的，谁也没说话。后来，宣传部的同志告诉我：那老头可不简单，曾指挥部队打过安丘，打过济南，1956年就是上将，他叫王建安！
　　那时下去采访，不管到哪里，吃饭都是要交钱的，一天交1斤2两粮票、1元2毛钱。到村里、到户里就餐，人家不收，离开了也得把钱和粮票给人家寄去，不寄心里就总不安。那时住招待所起初是吃零餐，后来是吃包饭，包饭的标准开始一天是4元，后来是6元，再往后是8元。县里轻易不设宴招待记者，要设宴了，也是书记或县长从家里带瓶酒来，桌上多上几个菜。这顿饭，招待归招待，饭费还是要付的，记者还得交出平常的包饭钱。
　　我是不会喝酒的，这在我常去的那些地方是出了名的。不会喝酒也会误事，有时还会产生矛盾。1980年前后，报社特派记者鞠茂勤去青州采访，指名要我去陪他。我和地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韩春圃一起去的，韩春圃也是老报社的人，以前就熟。老鞠、老韩都是我进报社后的老师，他们对我一生都有帮助。老鞠后来当了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老韩后来当了潍坊日报总编。在青州采访完了，稿子也写了，县委一位副书记见我们在村里住得很辛苦，最后设宴款待我们。那副书记请我喝酒，我说我不会喝酒，他又请，我又说不会，请到第三遍，我就把酒盅放到另一张桌上去了，弄得那个副书记很不高兴。过了几年，我又去青州，那位副书记已经当了书记。采访任务完成后，那位书记请我吃过一顿饭，可能他不记得我是谁了，也可能他压根儿就忘了几年前的那档事，他又端起酒杯请我喝酒。这一次我接了，把一小盅白酒一饮而尽，喝了那盅酒我就啥事也不知道了。等我醒来，看见书记一只手攥着我的手，另一只手在给我摸脉，我的头上出了厚厚的一层凉汗，可把那书记吓坏了。那位书记当场就跟宣传部的同志说：“以后老许来了，你们都得告诉我，只要我在家，我就得见他。还有，他来了，谁也不许让他喝酒！”就从那次起，我去青州，就再也没人让我喝酒了。
　　一次我去高密一个镇上采访，中午在镇政府吃饭，和我一起吃饭的只有镇党委书记一个人，那顿饭吃得真舒服！一张小饭桌，食堂里打来几个菜，我们俩对面而坐，书记提出一瓶白酒，问我：“喝白酒？”我说：“不喝。”又提一瓶啤酒上来：“喝啤酒？”我说：“我啥酒也不会喝。”我这样说了，那书记也就信了，说：“那好，我也不会喝，咱们吃饭！”俩人一人一个大馒头，一人一大碗猪肉、白菜炖粉条，吃得真过瘾！就凭这顿饭，我真想多在那个镇上待些日子，多为这个镇写几件稿！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过去了就一去不返。但是我还是怀念我当记者的那些日子，记起一些事，记起一些人，记起我在记者站工作时结交的市里的、县里的、城里的、乡下的、当官的、为民的，那些数不清的朋友们，忘不掉他们对我的支持和关爱，忘不掉他们的音容笑貌，忘不掉我们因工作而结交下的深情厚谊！                     （作者为大众日报高级记者）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５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