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志标
一
谈论或写作政论需要理想主义。这种“主义”不仅意味着对政论将来式的谋划，也包括要回头看，真正明白政论从何而来，因何而起，以及它现在的情形。无疑，政论的整体目标是指向特定的政治架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政论者的言说都在强化某种政治目标，尽管这些目标不是完全一致，甚而存有冲突和矛盾的一面。因此，政论者的政治价值观是先于文字存在的，并决定了言说的质量和影响力。反之亦然，当评估政论文章的得失和优劣时，检视的最重要标准是文字背后的思想。
中国大陆媒体的政论，延续的是文人论政的传统。虽然现在许多时评强调专业性，强调基于专业的独特认知，但文人论政的传统不是被削弱，而是在愈加强化。说到文人论政的历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发起、兴盛，横跨建国前后，并延续至上世纪60年代。这40年是文人论政以大众传媒为依托、指向国家政党等宏大主题的最好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政论家之多、水准之高远非现在可以企及。
对于这一时期的政论，目前仍旧是需要强化研究的。但显然，任何一个政论者都不该忽略这段中国新闻史上最好的时期。它们所提供的政论的文本、政论立场以及政论本身提供的政治智慧，都对当下的政论写作有着极重要的意义。研究政治时评，除了写作者自身的学养，向政论历史寻求启发相当必要。
作为一个时评作者，笔者以为：眼下的政论如果需要一个血脉渊源的话，那就是上述的40年。同样，如果需要对政论的写作或思考有所提升的话，思考这40年文人论政的历史也当能获致难得的经验。就国内的研究看，现在香港大学的钱钢老师对此有着深刻的体认，其某些可以公开的研究成果弥足珍贵，对观照现今传媒的政论品质相当紧要。
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文人论政的传统经过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历次运动、历史事件，已经断裂。当今的政治评论者对此有隔膜、有误解，甚至有反感。不过，政论作者一定时常有这样的疑问，那就是时评或社论当以何样的姿态面世？当以何种气质存在于政治报道中？评论员当以怎样的气度发言？答案很简单，那就是续接这一血脉，延续它，回到它的道路上。而《南方都市报》的评论就是以此为原则的。
二
回到历史，怎么回？当今的传媒环境与那个时期有了极大不同，写作者不再与政治结构有着紧密联系，不再是“参议员”或反对派，总之是写作者与政治有了疏离。更值得警惕的，也是日常遇到的，亦即政论的口径经常性地处在外力的控制下。文人论政的内在和外在压力强大，这些“压力”有着高昂的国家意志，且有着高度的目的性和自觉性，希望将政论的思维和言说的氛围引致特定的范围、实现有所筛选的论政口径。
这样的状况同样持续了40多年，并且还将持续下去。这就是回到传统需要克服的历史境遇，需要超然其上、进而有所建设的一个参照系。文人论政，若想回到过去，已经有了现实的羁绊。壁垒已经铸成，有理想的政论作者无时无刻不在努力，试图弱化这一壁垒所造成的窒息感，让自由意志能在墙缝里生长。中国政论的理想蕴涵于此，它的命运直接与破除壁垒的成就成正比。
当然，在现实政治的坐标下，政论产生了分裂，分化成趣味和旨趣迥异的格式。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时评的规模，但并不必然意味着优势，不能代表政论建设的统一成就。抑或，有些所谓的成就其实是伤害。谁都不能否认，大陆媒体的新闻评论落差太大，空白太多。政论中论说所依赖的理论框架有不足，也有卑微、乃至卑劣的一面。这样的研判使得表面繁荣的时评看起来更像是泡沫，以新闻投机心态支配的时评版则更不鲜见了。当笔者提倡回到文人论政的历史高峰时，更多的政论为自身所累，是不愿回去，其实也断然回不去的。
三
政论的功能就是政治启蒙。历史地看，这一任务完成得并不好。一方面因为政治现实使然，日复一日地对启蒙进行约束，使得政论的外部环境趋于紧张，给政论的自在探索带来了挑战。另一方面的问题出在新闻传媒自身，政治评论者的自我审查比以往更加严重。从某种程度上说，后者的后果比前者更严重。新闻人或政论者的勇敢需要提倡，这属于自我净化和自我追求的部分，普遍欠缺。对于一个固守的体制而言，启蒙其治下的民众，促成某种“苏醒”正是政论的方向。
日常的政论会涉及诸多议题，从民生到政治，从官员到社会，从文化到经济，无所不包。评论者站在哪里，或者说评论的立场决定了启蒙的效果，或者究竟是在启蒙还是在愚弄。学习文人论政的传统，言说者自觉地将自身置于政府以外的位置，而不是隶属位置，始终秉持批判者的立足点，也就是坚持批判不谄媚，坚持独立不依附，坚持操守不流俗。做不到这些，政论就形散而神失，成了喃喃自语。
政治评论者还是要有点志气的，不要为眼前的政治图景所迷惑，要对更完善的政治状态保持热情，进而动员而不是训导民众，传播政治的普遍价值和政治的普世原则。也只有这样的政论立场才会出现批判的空间，才能在超脱政治的同时对政治有针砭，有期望，有更合适的政治要求。政府需要这样的批判，正如我们需要政府一样。问题不是没有更好的政府形态，而是少有对理想政府的设计和戮力建设。论政即为制造这样的舆论供应不会枯竭的动力，并与其他动力一道，重申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及至成真。
相比这些政论的方向，现今的许多政论是没有方向感的。不要抱怨新闻环境，最该责问和自省的还是评论者自己，是自己陷入了误区。评论者切中问题的能力实际上在下降而不是增强，对国家与政党政治的观察水平在降低，对行政者日常政策的批评能力在萎缩——这些不足都是努力的方向。真正的政论家不是甘心做“写手”的，文字当有思想在支撑。如果政治环境的绝对不宽松是长期的，政论言说者尚需自我磨炼言说的力度，对论说的文本和政治认知存有“苛刻”之追求。
正如钱钢所说，评论员 “要像一个参议员那样发言”，这是包括社论在内的政论的应有姿态。在此，有必要反对政论中选题琐屑的犬儒倾向，对政论“矮化”成专注技术分析的写作习惯保持警戒，否则政论会被政治现实逐渐“吸收”，最后沦落为帮腔之无脑言论。长此以往，新闻评论就失掉魂魄，或者鬼魂附体，或者僵化成理当反对的那个样子。文人论政，这是一个难关。
有必要澄清的是，文人论政中的“文人”正在发生演变，他们正在被灌注诸多期待，总而言之是希望拓宽知识面，有实力就专业领域发言，或者以专业眼光审视经济、金融、法律诸领域。即便这里的专业主义要求令人困惑，但对大众化报纸而言，“文人论政”这一概括依旧适用。无论是日常工作，还是长期的启蒙需求，媒体所培养的舆论家不会被取消。对一种发言的策略来说，文学当然不是政论的应有语言，基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学理，切中既有政治格局的论调有着永久的效用。
也要看到，启蒙属下的词汇正在被政论广泛推广，即便是最下层的民众也对民主、权利等辞藻耳熟能详。对官员来说，习惯于社论等政论教育成为一种基本能力。在这样的地域里，继续推导政论面临很多困难：一方面是，根本的政治逻辑限制或禁止政论的自我演进，政论的锋芒实则遭到削弱；另一方面则是，民众对现实的“政治静止”感觉不满，连带着对纸上“停滞”了的论政也显急躁，政论的影响力因此有了折扣。当政论能够使用的词汇已成为常识，政论又何以自处？
四
政论的选题由现实政治提供，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的可能，但在更多的时候，后者对前者的钳制效用更大。真正的政论不放弃对政府、对政治的批判，这种持续努力的后果只在部分省份、甚至部分城市展示出来。目前仍要承认，相较于政论的理想，绝大多数地方的政治仍旧是保守的，对政论的期待和态度也多有不同。政治进步不是体现为一味地朝前，也有循环或倒退的时候。政论可以作为一个指标，它所言说的烈度和空间印证政治的宽容度和自由度。
政论对政治文明的作用，恐怕要从两方面理解。政论可以促进政治和解，促进舆论与官府的互动，并在公共事件上加以博弈，并最终让政治现实有所让步，民意由此得以舒展。积极的一面并不是政论的全部结果，也有一种情况是：政论的吁求无论怎么注意修辞，依旧不能对政客造成正面影响，反而引起他们的警觉，从而收紧传媒管制，或者为批评制造麻烦。更多的时候，后一种效果是政论者要面对和解决的，事实上也考验着政论者的勇气、胆识。政论从来不存在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好环境，不畏惧失去，冲锋中有进退，并把握方向，这才是常态。
放眼大陆媒体，政论的存在并非是普遍的，从地域上看，只在零星的大城市如北京、广州等弥漫；即便这样，政论的呈现也不全是达到理想状态。更多的城市，也就是所谓政治文明应当发达的地区，政论反而不见踪影，乃至受到压迫和强制。文人论政是不敢提及的，或者受到轻蔑对待。媒体与管理者似乎无意就政论的存在作出讨论、加以协作。换言之，政论在当下所承受的各种压力，在未来还不会停止。政论与政治实操间的对峙、张力将延续到不可预知的那一天。
写作并发表真正的政论是很累的，需要大众媒体的自觉推动，需要专业主义信仰和新闻理想主义不枯竭。试问有几家报纸能做到这些？我们的把关人似乎将“把关”当作禁止发言的手段，而不是曲折地放开言禁、允许言论通行的有利途径。就政论的见报程序来说，老总或值班总编所起的作用比作者更大，这也是为什么在今日的媒体中，文人论政的雄心和胆略如此稀少、以致变得如此珍贵的秘密所在。所以，笔者并不认同时评兴旺这个判断，这很可能是假象，政论的前途不太乐观。
（作者为《南方都市报》评论员）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３月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