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公子
这里说的理论传播,具体点说,就是都市报的“时评版”与党报的“理论版”。
理论传播对“政治”意味着什么
政治,孙中山先生说:“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这个解释,在当今和平建设时期,再恰当不过了。 报纸理论传播,在中国政治建设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大致可从以下几点来看: 一、政治建设成就很大,报纸的理论传播功不可没。30年前,正是《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刊发的理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解放思想大讨论,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30年间,每当中国走到抉择的关口,总能看到理论界与报纸携手担起攻关尖兵的责任。不管是哪一种声音,历史地看,对中国政治发展都是贡献。 二、今天的政治建设对报纸的理论传播充满期待。中国改革已步入“深水区”,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是人们的共识。长期积累的、潜伏着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陆续浮出水面,“众人”在变,“众人的事”在变,“管理”也在变。矛盾的解决和问题的解答,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并且,在中国,往往首先是“理论”问题,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举。这就需要理论界与新闻界继续并肩作战,继续当好先行者、排头兵。 三、报纸的理论传播先天不足,力度和深度亟待加大。简单重复、照抄照搬、不疼不痒、坐而论道的理论文章,仍然占着大多数报纸本就少得可怜的理论版。自说自话,并且说的大都是“正确的废话”。美其名曰“讲政治”,其实是“怕”字当头,怕中求稳,以消极、回避的态度对待热点和敏感话题。对此,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总编辑周为民最近不客气地说,“以党八股、假大空、粗陋幼稚的宣传来敷衍塞责,这是在宣传上自废武功。” 好在,近年来报纸兴起时评,一些党报也在理论版上探索,为报纸的理论传播挽回了一些面子。
南都时评与京报理论
问题和困惑越来越多,而有思想的人远远不够,有思想的新闻媒体更是屈指可数。这就是现实。 “有思想”,并非指思想多么高深,更不是指“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而是指能够独立思考: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脑袋思考,用自己的嘴巴说话。 眼睛是自己的,眼光是人家的;脑袋是自己的,思想是人家的;嘴巴是自己的,说出来的话是人家的。甚至,压根就没有眼光、没有思想、没有话语。“公民”的法律身份下包裹着的是“臣民”的灵魂,对此人们似乎已经浑然不觉,很多媒体对此似乎也已浑然不觉,或者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这很可怕,尤其对民主政治建设而言。 于政治建设而言,最大的解放思想莫过于“公民意识”的觉醒与建立。没有真正的现实的现代公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现实的民主政治。其中,媒体的表现至关重要,媒体先要剔除“臣民”心态:下属心态、跟班心态、随从心态,等等。过去的就过去了,但今天的媒体若对此仍麻木漠然,“负责任”的旗子是举不起来的。 有两家报纸的努力值得尊敬:《南方都市报》和《北京日报》。或者说,在全国报纸里面,时评,《南方都市报》最响;理论,《北京日报》最好——不仅质量高,有声有色,而且舍得拿版面。南都时评与京报理论,启民智、启官智,应该算是当今中国的一大幸事。他们怎么做的,又做了些什么,看看标题就知道了: 《南方都市报》3月部分社论篇目: ◆大部制小步推进 改革直面利益格局 ◆不是张茵误解法律,而是公众误读张茵 ◆城市拆迁,政府是仲裁者而非主导者 ◆虎照门,接受真相比发现真相更难 ◆选举权平等只是城乡平权第一步 ◆网上问总理,意义有几许 ◆还富于民,最重要的不在方式 ◆税权法定,人大才能盯好政府的钱袋子 ◆扩大公众政治参与不能止于代表结构调整 《北京日报》3月10日《理论周刊》部分篇目: ◆推进政府转型须明确四大理念 ◆切莫片面追求“调解撤诉率” ◆解放思想不只是执政者的事情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学者纵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进程和热点问题 ◆周恩来的争与让 ◆谈谈吴晗的骨气
◆“三纲五常”异化了孔孟的儒学 ◆“程序正义”要优先 ◆经济发展重心下移给中国带来新机遇 ◆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历史与现实
理论传播对报纸有多重要
中国仍处在转型期。不解决脑袋问题,就解决不了手脚问题。不管是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都有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亟待给予理论解答,有很多不合时宜的理论观念亟待打破,有很多似是而非的理论观念亟待澄清。理论传播,为的就是帮助民众解决脑袋问题,让思想更开放、观念更开明、思维更科学。 理论传播对中国改革开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决定了它对报纸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主流政经大报、都市类大报的重要性。因为,对时代课题和重大理论问题的深切关注和有效解答,是主流政经大报、都市类大报的重要支撑。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潜力有多大,报纸的理论传播的潜力就有多大。并且,在报纸运作中,理论传播也是政治报道的突破口——新闻停滞的地方,正是理论传播开始的地方。 就读者而言,主流政经大报、都市类大报的读者是各级官员、各种组织的管理者,他们面临的难题更多、困惑更多,对理论有更深更高的需求。甚至,他们更迫切需要的不是信息资讯,而是思路、思想,因为他们掌握的信息资讯往往比媒体还要多还要快。同时,随着公众知识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和权利意识、参与意识的普遍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疑问、思考、表达,他们对理论的需求也是非常迫切的。当然,这“理论”不是书斋里、课本上的理论,而是能够揭示真相、扫开迷雾、有助现实工作人生的理论。曾任《南方都市报》评论部主任、社论主笔的《南方都市报》编委李文凯说,“一般认为老百姓只关心柴米油盐,不需要思想,其实他们不是不需要思想,关键是你的理论是不是贴近他们的生活、贴近实际。”不论是官员还是市民,他们对《南方都市报》时评的喜欢也证明了这一点。 就媒体竞争而言,在泛媒体竞争时代,时评和理论也是报业胜出的法宝。 网络是什么?是发泄、猎奇的地方,是娱乐场所、游戏厅(娱乐、游戏乃人的天性,在此并无贬义)。 电视是什么?是表演、抒情的地方,观众看的是事实的表演,是想象的展现。 报纸是什么?是思考的地方,是图书馆(非指书之多,而主要是指文字、思考)。思考天生是属于文字的,天生是属于报纸还有刊物的。很难想象,一个人远离了文字,他的魂灵将会怎样? 泛媒体时代,媒体的多样化其实是媒体分工的细分,各类媒体针对的是人的不同的信息需求及接收方式。过去加诸报纸的“信息超市”之类的定位,显然已不合时宜;目前不少报纸针对“读图时代”所做的那些“图像化”努力,大概也不会长远。报纸的根和土壤毕竟还是文字。
报纸今天怎样做理论
理论传播,过去的短板成了今天的长板,那么,报纸今天怎样做理论? 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读者看报关心的,不外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理论传播就是从理论上回答这三个问题。过去容易,大一统的计划时代,思想、理论、观点像任何其他产品一样,也是按计划标准化生产、批量生产的,报纸批发出去就行。现在,则需要报纸自己动手弄原料、找师傅、按需生产。这些也好办,难的是什么?难的是报纸自身的包袱、面具、枷锁,是报纸自身的脑袋问题没解决,前怕狼后怕虎、瞻前顾后、左顾右盼,也就难以帮读者去解决脑袋问题。 做活的理论还是做死的理论,做有用的理论还是做无用的理论,做半截理论还是做彻底的理论,考验的不仅是报纸的能力和水平,不仅是策划、选题、贴近之类,考验的更是报纸的勇气和胆识。 “谢谢你们!今日中国之大,尽可能的就是要说真话,说真话幅度最大的就是你们南都!”这是知名学者朱学勤说的。 “《南方都市报》, 这才叫评论!……南都那样的评论,要能流一点儿到电视,真是万幸!”这是央视《焦点访谈》主编庄永志说的。 “对于《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我既是不时的作者,更是定时的读者。其实它已成为《北京日报》最受欢迎、最有特色的一个板块,影响也早超越北京。常听读者反映,有些文章,读了‘解渴’。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社会需求甚于开办多少所大学。”这是民建中央原副主席、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朱相远说的。 还要怎么说呢? 读者是认真的,认真事,认真理。 市场也是。 历史也是。〇
来源:青年记者2008年3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