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又锋

　　笔者将2007年度传媒观察的主题，确定为“中国传媒困局”，是困局就期待走出困局，然而新闻从业者的生存环境和新闻媒体的生态环境，都不容我们乐观，甚至感到绝望。但是，如果新闻行业和新闻从业者连自己都拯救不了的话，怎么能指望他们来担负起社会公器的作用呢？

　　造假也能评上奖:“中国新闻奖”蒙羞也不冤

　　2007年8月28日，由中国记协主办的全国新闻界年度最高奖——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评选揭晓。第二天，此新闻一公布，当天就有网友以《中国新闻最高奖曝出大丑闻：伪造报纸获三等奖》为题揭露了扬州晚报伪造报纸获奖的事实，并称这一天是中国新闻界的耻辱日。
　　该报获奖作品《千年古城捧回“联合国人居奖”》，被证实是刊登在一张子虚乌有的2006年10月16日A5版的报纸上，而实际公开发行的《扬州晚报》当天的A5版，是一个“24小时快拍人居扬州”的专版，版面上的照片与伪造的报纸完全不一样，作者也不一样，编辑也不一样。
　　这时，人们才发现这张伪造的《扬州晚报》通过“层层严格评选”，先后获得江苏省好新闻一等奖、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新闻摄影复评获奖作品及分类金奖，直至拿到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这让人想起90年前的只供袁世凯一个人读的报纸《顺天时报》的故事，想不到近百年之后，江苏省好新闻奖、中国新闻奖二者的评选委员会的委员们做了一次被蒙在鼓里的“袁世凯”。
　　假新闻有时真的难防，但报社集体造假，还屡屡获奖，这就是很严重的问题。从社会影响上说，虽然为获奖而伪造报纸，造成的危害并不如“纸馅包子”事件那么严重。然而，报社造假在深层次上对报纸公信力的伤害无疑是致命的。而该报醒目的口号“公理、关爱、求真”就成了莫大的讽刺。
　　造假者为功利为虚名是肯定的事，但我们更要追问一个报社为何敢集体造假？他们在造假前，一定是仔细研究和琢磨了中国新闻奖的评选制度，发现即使将伪造的几张报纸提上去评委们也照评不误，因为评奖基本是暗箱操作，评奖也快成了小圈子内自娱自乐的事情。幸好，还有网络，让我们知道了真相。虽然事发后主流媒体并无报道，但新闻界基本上还是老少皆知。
　　可以说，此事的发生，受害最大的是中国新闻奖。中国新闻奖是到了该检讨自己的时候了，一个全国最高新闻奖奖项，离政治很近，离新闻很远，这样的局面使它在行业内没有多少公信力，对全行业也没有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要想和中国新闻界最高奖这一称谓相符，它必须回归行业本身。 

　　“第一次心动”被叫停：选秀节目从辉煌到没落

　　8月15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通报，批评重庆电视台举办播出的《第一次心动》选拔活动严重违规。
　　原来《第一次心动》男选手15进10的比赛中，选手代闯突然下跪向柯以敏乞求礼物，并单腿下跪，将柯以敏的戒指戴在了杨二车娜姆的手上，随后节目在进行到IN/OUT环节，柯以敏和杨二车娜姆的“争风吃醋”以柯以敏的突然哭泣结束。这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意外”完全可以用一场闹剧来形容。《第一次心动》随即被叫停。
　　选秀活动本身是一种娱乐行为不假，但任何娱乐行为都要有一定的尺度，作为选秀的鼻祖，《美国偶像》持续做到今天也没脱离它原来的准则，注重品牌和明星的价值延伸一直被它放置于短期的商业利益之上。同时，《美国偶像》的免费投票和一个号码只允许投票一次等硬性规定，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节目的公证性，观众的意见在节目上能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才是它能持续举办到今天仍有巨大号召力的主要原因。
　　2005年“超级女声”的火爆，直接导致随后两年各类电视选秀节目的泛滥，2006年全国电视台选秀节目达200多个之多，由此可见一斑。然而，2005年的“超级女声”选秀盛况不可复制，就是操作最成功的“超级女声”节目在2006年收视率较2005年也大幅度下降，其他跟风节目的运营就可想而知。
　　为了尽可能地吸引眼球，也就从民众自发喜爱转向运营方刻意制造噱头，低俗化成为必然。一系列庸俗化的手段采用，将一个个恶俗新闻制造出来，选手堕胎、走光事件、大打男色消费旗帜、经纪公司拉票、职业粉丝蛊惑人心……
　　《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分析“第一次心动”停播时认为，虽然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据说出事那次直播，台领导都出去开会了），但里面也有必然，就是选秀节目越来越缺乏创意，或者不管什么都要通过选秀来解决，已经让观众找不到新鲜感。
　　展望停播事件之后的中国选秀节目，没落已成大势。明年是奥运年，全国电视台势必围绕它来操作，这对选秀类节目将带来很大的冲击。事实也是如此，选秀节目的始作俑者（这里不含贬义）湖南卫视已经着手应对策略。可以想象，明年选秀节目肯定成不了主角，那么搁了一年之后，即使电视台想在2009年重拾选秀节目，那时观众对此已不新鲜，选秀节目也就褪色到一个最正常不过的节目形式了。

　　媒体自身的异化：双重封建化与伪公共性

　　当采访的事件不利于被采访对象时，对方会阴阳怪气地半警告半威胁：“你新来的吧，你认识你们报社××吗？”这个××，要么是业务权威、要么就是带“总”字号的人物。总之，是能决定你还想不想混的人物。当你历尽千辛万苦甚至冒着一定危险，写就一篇有深度、有读者关注度但涉及了一个大企业、大部门的特稿时，即使上了版，要么是因为人家在报纸上投了广告，是你们报社的衣食父母、“上帝”，要么是因为“不利于社会安定团结”，老板和领导的一个电话，稿子就得撤掉。　
　　这些现象的背后，一方面是长期以来人治、长官意志等封建意识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极大影响，媒体抗击封建化的任务还很艰巨；另一个方面，市场经济的初期，这一经济体制的弊端和它与生俱来的弱点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媒体，不少地方，从官媒合一到商业大亨和媒体勾结，以致官商媒共谋，以私人和团体利益冒充公众利益，这就是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称为的媒体封建化与再封建化。
　　很不幸，中国传媒领域的封建残余未尚完全消除，再封建化的问题却已出现，现在面临封建化和再封建的双重封建化的威胁。在国内，有学者将媒体的双重封建化称为媒体的伪公共性。下面是几个中国传媒界比较典型的例子： 
　　（1）商业和私利集团以各种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等公关形式频频制造的“媒介事件”成为某些媒体的新闻主角，私人和团体利益俨然成了公众利益。 
　　（2）商界朋友成了新的媒体英雄，如同自身出问题一样，一旦这样的“英雄”失势或案发，则三缄其口。 
　　（3）部分传媒以“监督”社会底层和“监督”居住在本地的外乡人为乐事，对真正的监督对象——不法权势集团——则曲意逢迎。 
　　（4）在本地新闻表现歌舞升平的同时，并不是不知道“负面报道” 的用处，只是更经常地利用别人的“全是坏消息”报道模式从事“进口转外销”，仿佛天灾人祸只发生在异域和外地，似乎还在验证“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真理”。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季鸾主持《大公报》时，提出报训“不党、不私、不盲、不卖”办报方针，寥寥八字，掷地有声。这“四不主义”一旦公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并付诸公众明鉴，天下监督。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只有《大公报》从未服从这个命令。1935年，在国民党一片“剿匪”声中，《大公报》就发表了范长江采访延安的稿子，报道了陕北的真相，向外界传达了中共的良好形象。
　　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社会的现实情况依然是否认媒体的社会公众职能和对权力的制衡作用，对新闻传播领域的调控保留了法制的盲区和人治的特区，不禁使人叹息。
　　马克思说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没有新闻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在专治统治下接受检查的报刊是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它有伪善、懦弱、阉人的语调和摇曳不停的狗尾巴，这样的报刊既扼杀民族精神，又破坏人民的教养水平。
　　对于中国媒体的双重封建化，已有政治学者指出，症结在于体制：“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兼有官办和商业化运作特征的体制是该领域各种不正之风产生的制度根源”。中国虽然有自己的国情，但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双重封建化。一个现代国家应当努力营造一个公私分明、自由和责任界限清晰的社会。 
　　学者展江给出的对策是，第一，大力培育公民社会，发展适应现代化的媒体理论，使传媒与国家、社会和公共形成良性互动，维系民主与法治；第二，有步骤地与国际接轨，赋予新闻自由、信息公开和新闻舆论监督以法定地位，为社会转型的有序进行充当守望者，降低转型的社会成本，在法制的规范下建立多样化的新闻体制（尤其是国有公营和社会公营体制），消灭新闻传播领域的法治盲区；第三，坚持媒体的社会公共论，构筑公众信息平台和公共论坛，制定和恪守严格的新闻专业标准，反对媒体公司论和集团工具论，抵御不良政治和经济势力对媒体的腐蚀。 

　　总评：恶劣的传媒生态

　　不但记者的生存处于困局，传媒的生态环境也让人沮丧。作为社会公器的大众传媒，始终得不到相应的独立地位。
　　有人说别看媒体老总训记者编辑时凶巴巴，他们在宣传部里也像个小学生一样一声不吭地挨批。这样的体制设计下，就出现了中央媒体曝光的同时，地方党报在大篇幅做正面报道的现象。地方媒体不是忠于事实，而是捍卫地方政府。真实、公正、客观，也就无从谈起。
　　记者是弱者，媒体也是社会中的弱者，它必须服从领导，又不敢得罪利益集团，只有自己违心去做事，去面对公众对自己的失望和谩骂。而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是建设现代国家大厦的栋梁之一。没有这些栋梁的牢固树立，现代国家大厦如何矗立？

　　（作者单位：无锡商报社）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