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金花

　　“无冕之王”、“社会守望者”这些词是新闻教材上对记者、对媒体的惯用语。因为书本的灌输，每个初涉媒体的新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带着一丝“崇高”的感情来理解自己的工作，大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迈和悲壮。记得高二的时候看央视的《对话》栏目，每期都会看得心潮澎湃，似乎与精英同处一个时代，与所谓的“牛人”共同感悟，就是对自己精神境界的一种提高。
　　而今天，我跨进了报社的大门，是一个刚刚去掉“见习”两个字的新记者。名片上清晰地印着“记者”二字，然而我却不敢承受了。曾经一度梦想和追求的东西，原来是这么的不坚固，我不再刻意拔高“她的好”，也非如传说般那么排斥“她的坏”了。
　　迪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说：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确实如此，不是吗？
　　到现在我仍记得那次在采访交通稽查和车主的情形，我和另一名实习记者跟随交通稽查大队采访现场执法工作。这次采访，我看到了车主与稽查人员的讨价还价，我看到了傲慢的车主与上级领导打电话说人情，我看到了普通的老百姓为了逃避养路费不顾自己的安全去“铤而走险”……我愤怒、惋惜，又欲语顿失。我第一次这么真切地体会到：社会是一座活生生的大学，而我在这里的学分还没有修够。当理想照进现实会是怎样？当理想变成工作应该怎样？当信仰被撕扯又该怎样？
　　那次采访，我采访到了很多东西，然而对事情了解越多，却越不知如何来写，我以为社会秩序的维护是媒体的职责，我以为执法人员的权利该得到保障，我以为一切如秩序所做，大家就会皆大欢喜。然而，当我采访回来之后，我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不觉开始嘲笑自己的幼稚。同时又感觉做新闻时的那种愤慨和激情，那种对社会大众的责任感，似乎在我身上灵光一现。当代的中国，还是处在转型阶段的阵痛期，由蛹蜕变成蝶的阶段漫长而又痛苦，而这个阵痛过程的苦谁来承受呢？总有人在为别人的成长买单，总有人在做“老好人”的过程中无形地充当了罪恶的始作俑者,总有人生活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那么新闻人夹在中间该如何抓住社会这根绷得最紧的弦呢？我陷入了思索，也开始迷茫起来，我有种“身在此山中”的困惑。
　　随着新闻工作的深入，我越来越深刻地了解到，有多少人为这个职业自豪，有多少人羡慕能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又有多少人正是通过媒体才认识这个社会、了解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的。CNN的制片人曾说：“永远不要低估了观众的智慧，也不要高估了观众的知识。”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告诉我们的读者或是观众，我们所提供的部分新闻需要你们来作出虚实的判断，有一些报道我们被迫无法发表，请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真实信息，那时的我们，是生存，还是死亡，已是无需讨论的话题了。
　　有人曾经这样提到过南方报业集团的范以锦先生：“我不仅尊重他的锋芒，也尊重他的隐忍和妥协，作为媒体管理者，他深知生存的脆弱。”是的，媒体是脆弱的，“脆弱”指的不仅仅是残酷的行业竞争，也是指媒体人的言论自由。或许，珍惜比无谓的牺牲更需要勇气。以报道孙志刚事件闻名的陈锋记者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确实是一个普通记者，对我来说，记者是一份工作，一个职业，而像王克勤那样，他是一个很有理想的新闻记者，对他来讲，记者是一个事业。”刚开始，我不太了解陈锋记者的这种心态，而当我看了一个跟我有着同样疑惑的年轻记者的一篇文章，我恍然大悟。文中说：“凤凰卫视主持人曾子墨在谈到她对职业的理解和态度时，也让我心中一震，我没有想到他们会坦诚地说出这并不是理想，只是心怀责任，至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于涉世未深的我来说，那时，对这样的说法我没法完全理解，后来，一位老师在一次闲聊时无意中点破了我心中的疙瘩：理想不是一个真正的媒体新闻人的唯一动力，更重要的是要有职业精神和强烈的责任心。这样的状态才是一个优秀的媒体人。”也许，新闻永远都像是无底洞的那个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媒体来说，想真正触及那个底都是无法真正实现的，但是那至少是一个允许有多元、有批判声音的洞，还存在着触及的希望。
　　如果说以前对于媒体喜欢是一种单纯的狂热，那么现在对于媒体的感情，则是一种经过现实浸润的长久的爱。“梦想”是很时尚的词，追逐梦想成了每个年轻人奋臂一挥的口号。当跨进报社之后，其实我更愿意把梦想理解成“做事”，更愿意把计划换算成“执行”，把挫折兑换成“教育”，把收获当作是理应得到的那份“成长”。
　　因为了解，我们依旧愿意无畏无惧地坚定前行。
　　（作者单位：现代交通报）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７年１１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