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立纲

　　记者这一行当，与其他行当一样，都是外人看热闹，行内人看门道，记者给人的印象一般就是电视里记者在招待会上提问的形象，但那只是记者工作的一个剪影，他们还有更多的侧面，下面依据一些东西的有无来粗疏地勾勒一下。

　　有理想的记者和无理想的记者

　　应该说，每个人都是有理想的，没有没理想的记者，只不过是理想的高下有所不同罢了。有的记者可能还抱有传统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救民于水火”的文人情怀，而有的记者则早就“道义放两旁利字在中间”、“文章只为稻粱谋”了。这两年，有高尚理想的记者越来越少了，有实惠理想的记者倒是越来越多了，原因还是那句话：记者也是人，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们也得养家糊口，也得买房买车，没有人能生活在真空中，在整个社会普遍逐利的风气之下，没有人敢当少数派拿着长矛去挑战风车。
　　结果就是，当下媒体上有激情的作品越来越少，能让人认真细读的报道越来越少，几近于无，更多的是一看标题就完事的信息快餐，营养谈不上，只是充饥而已，媒体的教化功能越来越被弱化，经济功能被强势置顶。当然，从记者队伍来看，就是名记者不再大量涌现，不仅被社会大众广泛认同的名记者不多见了，就是像郭玲春那样在业内有所突破和创新的记者也不多，而跑街式的新闻报道员成为记者群体的剪影。记者成为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而已，单个记者个体也与工厂车间流水线上的操作工人相差不大。

　　有红包的记者和无红包的记者

　　红包是国情的产物，在媒体尚属于垄断性行业、记者收入尚嫌不足、职业操守无人关注的情况下，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红包授受关系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且彼此双方融洽默契地保持着这种关系，以致在媒体实习的学生晚上回宿舍熄灯后卧谈的一个内容就是晒红包。
　　但并不是所有的记者都能收到红包，这跟他负责的“线”或“口”有关，你不能指望采访省委书记也能收到红包，也不要指望搞批评报道还能拿到红包，而跑企业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企业是它要你宣传，而不是你要宣传它。所以，就出现了同在一家媒体当记者，收入差别很大的现象，无它，唯“口”与“线”不同尔。当然，拿了人家的手软，吃了人家的嘴短，红包的有无，关系着记者的职业表现。

　　有“口”的记者和无“口”的记者

　　一般的记者都有固定的“口”或“线”，专门对他负责的这个“口”或这条“线”上发生的新闻进行报道和关注，但并不是所有的记者都有“口”或“线”，有些记者是在热线部门或机动部门，他们没有固定的线人，哪里有突发性的事件发生，他们就奔向哪里，有点像警察中的110警察，随时待命出击，也许能碰到大新闻，也许只是些小事情，那只能看运气了。而有“口”或“线”的记者就大不同了，他们相对应的“口”或“线”一般都有专人负责新闻宣传，他们只要与这些通讯员保持好联系就行，一般的会议、新政策出台之类的事情总是不断，通讯员们也有备好的统稿供参考，采访发稿潇洒从容，有些重视宣传的“口”或“线”还定期不定期地搞个新闻奖或感谢信什么的，让记者们对单位有个交代，这类措施对于日后的危机公关大有益处，能保证媒体的宣传不太远离他们的期望。
　　如果个别跑“口”的记者不识时务，敢跟“口”们作对，那也好办，以后有事不再邀请就是，或者直接跟媒体交涉要求换人，不换脑筋就换人，敬酒不吃吃罚酒，所以，一般来说，记者与“口”们的关系还是比较和谐的，共赢。

　　有证的记者和无证的记者
　
　　有证和无证，也可以说成编内和编外的区别。当前，记者证可谓一证难求，不仅仅因为有了它能享受一些像免费逛景点之类的待遇，更因为它是一个记者在采访时对自己身份的最有力的证明，有时候，一些被采访单位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请出示你的记者证，如果没有这个证的话，还真不好开展工作。但这个证的申办程序又是非常严格的，并不是随时都可以申办的，所以，没有记者证并不说明这个记者是假的，有时候一些新来的记者就有可能在长达大半年的时间里进行着无证的采访，这时，就会遇到一些尴尬。这只是无证的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一个记者可能永远都不会有证，如一些报社自己聘用的一些编外人员，他们将长期从事无证的采访经营等活动，像被打死的《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的兰成长就是这类，对他们的管理和保护还是一个没有人认真考虑的问题，因为按照各种法规程序，是不存在这类人的，就像按规定，官员不可能贪污一样，但现实是，一些新闻媒体又离不了这些编外之人。
　　发证是为管理而用的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有其积极的作用，但有没有副作用及如何更好地实现对记者和媒体的管理，还应该认真探索。

　　有根的记者和无根的记者

　　有根无根之说类似编内编外之说，有根的就是在媒体有正式编制，或有家庭有房产，无根的是说那些刚毕业不久没有家庭没有房产的飘一族，对他们来说，四海皆可为家，人往高处走，哪里合适就在哪里。有根的当然稳固，但也趋于保守，闯劲不足，创新性差，无根的在于灵活，流动性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行就走人，就像当年的八路军是在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一样，无根记者也在流动中增长了才干，流动出了名气，如王克勤、赵世龙等。还有一些类似职业经理人的总编、经理之类的大腕也在流动，比如何力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就从经济观察报流动到了阳光传媒再流动到第一财经周刊，进进出出，看来是小庙难容高僧。生命在于运动，流水不腐，一家媒体的员工如果全是有根之人，那这家媒体肯定活力不足，但如果一家媒体的人员流动性过强，也不利于媒体风格的连贯和稳定，所以，就像鲶鱼激活鱼群一样，保持合理的人员流动性，也是媒体管理的一个应该注意的内容。

　　文体记者

　　文体记者可以说是当下记者圈中最累的一群人了。体育报道本身就是力气活，就不用多说了，报道娱乐圈的记者更是难当，不仅身累，还有心累。可以想像，在众声喧哗的明星见面会上，记者如没有疯狂的粉丝的拼劲，是难有斩获的，写出报道来往往也是两头不讨好。报道明星过火了，明星不高兴，不来点真货，读者又不买账，大牌明星天天见，但也止于粉丝的程度，难有深入的接触，这也就难免要在报道中注水添油加醋了，好在娱乐就是娱乐，上面不管，下面也没多少人较真儿，看过都一笑了之，图个乐子。

　　房产记者

　　这是一类特殊的群体，他们的成长折射着中国媒体的“市场化”进程。可以说，他们为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和繁荣立了大功，他们中的领头雁如王志纲等早已经变身为地产开发的策划大师，为地产商们贡献着一个个绝妙的概念和噱头。包工头出身的中国地产商们因了这批文化人的大力协助而品位骤然提升，他们盖的钢筋混凝土楼房也才有了什么花苑、文轩之类如诗如画如梦似幻般的名字。
　　随着记者对房产业的了解和熟悉，有些房产记者已不再满足于仅仅为别人做嫁衣，他们下海了。或自己操作类似直投杂志的地产媒体，如“新地产”、“楼王”之类的杂志，或直接转过身来承包传统媒体的地产广告经营，如王侯操作的主语传媒，承包了新民晚报、东方早报、文汇报、新浪网华东地产、北京晚报等媒体的地产广告经营，现在已经基本上垄断了上海、北京等地的主要地产广告，俨然一家地产传媒集团，在这里，房产记者找到了经营的感觉，其创富效率一点也不亚于直接开发地产。在商言商，如此运作模式下的地产媒体，已经和地产商们绑在了一条船上，只能是同舟共济生死与共荣辱与共了，公众立场是不可能有的了。○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７年１１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