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十年的传媒改革与发展，我们所获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就其实质而言，迄今为止的发展在基本面上还只是一种要素增长型的发展。换言之，这种所谓的“增量改革”只是在过去“存量”现实基础上对于社会发展要求的一种有限的调适，这种调适虽然通过新增媒介的培育和发展，在媒介业的总体功能的改善上、在媒介业的社会角色扮演的丰富性上，在媒介运行机制和传播资源配置方式上的市场化、产业化手段的引入方面起到了在稳定中求发展的效果，但其发展的基本态势仍然是以既往的“存量逻辑”为“圆心”的一种延伸和扩张——问题在于，这种构建于计划经济体制年代的媒介业的运作“逻辑”，在今天的合理性、有效性还剩有多少呢？媒介舆论监督的“犬儒化”趋势 ；对传播技术革命如洪水猛兽的应对态度 ；只求“守土”，不求进取的管理导向 ；按照行政区划所实施的媒介市场运作边界的控制 ；媒介产业经营主体的缺位 ；对于最需要“姹紫嫣红”（马克思语）的传媒生产的内容和形式的横加干预，等等，均是这种旧体制、旧规则、旧逻辑、旧传统给我们留下的沉重“遗产”，它让我们不得不郑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种传媒运作的“语法”逻辑是不是到了必须加以改变的时候了？
　　什么是“语法”？简单地说，语法就是用词造句的规则系统，它是词的构成规则、变化规则、组合规则的总和。如果说，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传媒领域所实现的不过是在旧的规则体系约束下的新词扩张的话，那么，要让我们的媒介业真正担负起其日益重要的时代使命，不是仅仅靠扩张几个“新词”就可以完事的，还必须对有关的“语法”规则进行较为彻底的突破性改造，这样才能把已经极大扩张了的、处于散乱无序和不合理约束中的媒介“单词”借助“语法”改变的这根红线串成表达时代要求的传播“语句”。
　　变革传媒运作“语法”逻辑的主要的社会依据和产业要求有哪些呢？
　　首先是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已经从过去的以解决“吃饭”问题为第一要义转变为今天的以解决“说话”问题为第一要义的基点上，如何通过传播话语的多元参与表达，增进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理解，以最大限度地消除隔阂、减少偏见，进而降解社会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改变既往“舆论一律”的单极化倾向，建立多元和谐、彼此尊重、畅所欲言的舆论氛围就成为新的媒介“语法”规则应当致力于实现的情境和目标之一。
　　其次，传播领域的技术革命已经和正在颠覆传统意义上的媒介的传授关系、运营法则、市场边界和介质壁垒，使传播领域的生态环境、市场份额、力量对比及游戏规则都面临着一场深刻的重新“洗牌”。我们的“语法”规则如何应对这种“微内容”、“微价值”通过新的网络化、数字化的信息聚合平台崛起所导致的社会生态的“去中心化”格局、传媒生态的“碎片化”格局，等等，都是体现其价值构建的重中之重。
　　再次，媒介产业发展中的“同质化”现象的误区就在于，人们往往按照传统的方式在逻辑的简单延长线上使用和配置资源，而走出这一困境的关键正在于我们统合资源、运作模式所依据的“语法”规则的深层改变。当我们懂得用不同的运营模式占有不同的市场“相位”的时候 ；当我们懂得用生产方式和资源布局的改变来赢得产品效能的差异化养成的时候；当我们在新的“语法”规则体系的激励下成功地实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和市场创新的时候，我们所期盼的大媒体时代就真正到来了。
　　这是一个规则改变的时代，它不仅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和眼光，也考验着我们的胆识和勇气。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７年第１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