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媒体最细小、最敏感的触角，远驻外地的记者站，曾经拥有吃苦耐劳、体察最底层声音的健康、正面形象，然而最近几年，记者站暴露出狰狞、丑陋的另一面，日益呈现出尴尬的病态。2004年1月，新闻出版总署发出通知，对记者站进行清理整顿，2005年1月颁布《报社记者站管理办法》，2006年4月，推出《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开展规范报刊社记者站管理专项工作的通知》，并先后通报四家报社记者站违法活动情况，组成联合检查组对记者站进行检查。今年年初，兰成长案又一次拉响警报，总署再推新政,发出进一步的通知。记者站违法违规行为为何屡遭禁令屡禁不止？
　　在市场化的大背景下，不少媒体的记者站相继患上了慢性综合征，呈现出多种病态。2002年山西繁峙矿难，就有记者站记者收受人民币和金元宝，得了喉舌“麻痹”症，使新闻打折，甚至干脆失语沉默 ；2005年，四家国家级报社的记者站站长因敲诈勒索锒铛入狱，记者站得了“贪”食症，以黑吃黑同流合污，勒索受害人让弱势者雪上加霜又患了肝“硬化”；2006年，兰成长案暴露出记者站的“癫狂”症，经营创收下的高压让人铤而走险；自从总署打出“不准从事经营活动”的红牌，记者站又开始患上精神分裂症，报社分配的经营任务是硬杠杠，不能不完成，经营工作只好悄悄做，不能明白说，在某些记者站的职责说明中，经营活动被“报社交办的其他工作”涵盖掩护过去。以宣传换广告、换发行，难免假、大、空的新闻上版，与新闻职业精神背道而驰，不再纯洁的记者站，可悲亦可叹！究竟是“一把辛酸泪”，还是“作孽众生填恶贯，轻狂物类凿良心”？恐怕只有记者站的真假记者们明了个中滋味。
　　记者站已经病得不能“站”起来说话了，不能“站”起来做事了。假、恶、丑的交易抹黑了相关媒体光亮的品牌，而且使整个新闻行业都面临公信危机。媒体也意识到其可怕的负面影响，开展积极的自我救治。2001年起新华社发动“护牌”行动，2006年人民日报关停地方版，众多媒体纷纷制定采编行为守则和行业自律公约。然而对于一些市场化媒体，职业道德和行业自律能否拴住生存冲动和利益驱使？生存和发展的本能使记者站像撒出去的猛兽，必须进行疏导，使其造福不造祸。
　　也有业者认为，作为派出机构，记者站在市场化、产业化背景下必然要承担经营发展的任务，就像企业的分支机构一样，记者站应该有正常的经营功能，“新闻、广告、发行”三位一体曾经是记者站为总部作贡献的经验。特别是在谋划区域化发展的今天，媒体向地市级城市扩张，重任自然落在记者站身上。为了规避政策，解决两难困境，有些记者站委托广告公司、发行公司做经营，但记者站人手少，实际上还是记者站在运作，站长仍然要全面管理。细究记者站之病，有恶性也有良性的成分。对不同性质的病灶需要不同的治疗方案。
　　如果把记者站问题放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框架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政策措施的不断完善，媒体理念的更加到位，记者站问题有望得到根治。文化体制改革是在实践中的不断试验，而记者站问题，是当前新闻媒体弊端的突出体现，解决这个难题，需要媒体的自治与监管层的公治进行良好的互动，推进改革的进一步到位，使不同媒体、不同类型的记者站走上健康发展之路，以下四个方面的进步值得期待：
　　媒体体制机制的进一步理顺。文化体制改革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行了区分，属于文化事业的报社使采编和经营分开真正能够实现，记者站可以靠划拨的经费维持运转。属于文化产业的媒体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在实行区域化发展战略中，实现记者站的转型，在约定的框架下成为报社参与市场竞争的先锋，同时，媒体的市场运作和新闻专业主义并行，使经济独立不以抛弃社会责任为代价。
　　社会舆论环境的进一步优化。舆论环境的畅通，将会推动社会消除黑暗和腐败，没有那么多裂缝的蛋，自然没有那么多苍蝇追而逐之，新闻敲诈现象就没有了生存的环境，也让黑暗势力难以承受买断媒体声音的成本。多种声音的出现也有利于媒体相互之间的监督，2002年山西繁峙矿难，如果不是《中国青年报》和《华商报》报出真相，一些记者的地下交易仍无法现形。
　　公众媒介素养的进一步提高。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是市场化媒体应坚守的底线。在这个基础上，为报纸经营服务，是可接受的。对于不坚守底线的媒体，公众媒介素养的提高，有利于识别媒体的伎俩，受众用“脚”投票，没有自律精神的媒体将在受众市场被淘汰。
　　针对媒体运作的立法执法的进一步完善。监管层加大打击黑色和灰色交易的力度，使不能良性生存的记者站遭受应有的惩罚。
　　记者站问题的复杂性注定这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从多个层面来解决的问题。认真学习领会总署新政，媒体需要直面记者站问题，进行反思和纠正，将记者站问题与自身的良性发展结合起来，寻找新形势下记者站的定位和出路。○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７年第８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