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统宇

　　一直以来，我始终把自己所在的社科院的工作节奏定位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满天飞”式的学者的不断增多，我也逐渐加入到这个行列。2006年，我有望创出乘机10万公里的历史新高，在为社科院赢得声誉的同时，我也为中国民航做出了重大贡献。回望2006，不由想起了77级考试的作文题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于今想来，恍若隔世。
　　2006年春节前参加的最后一个会议，是中央电视台的年度评奖，最终结果令人多有感慨。其中，社教中心选送的7个栏目有6个分别入选一、二等奖，《今日说法》、《探索·发现》、《大家》在一等奖的十佳中榜上有名。2004年收视份额只占央视频道贡献1.58%的科教频道（10套）在央视的顶级评奖中可谓大获全胜，评委会对可称之为中国电视的“社会科学院”的央视10套，表示了由衷的肯定和敬意。
　　春节后参加的第一个会议，是中央电视台“打造绿色收视率，提高媒体公信力”的课题策划会。正像《北京晚报》的一篇报道指出的那样：“电视业在激烈竞争、白热化追求收视率的过程中，也造成了屏幕上盲目跟风、品位低俗的恶性循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提出‘绿色收视率’的概念，始终强调倡导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为己任，要求CCTV节目部门正确对待收视率。”作为一个电视研究者，在举国辞旧迎新的喜庆中，从以上两个会议中分明感受到了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大台的眼界与胸怀，更让人思考媒体在和谐社会构建中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电视是干什么的？这本来是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今天却真的成了问题。因为中国电视传承文明、人文教化的基本职能，中国电视“为中国百姓服务，对子孙后代负责”的基本属性，中国电视作为生产精神文化产品的专门组织的基本标识，正面临被解构、颠覆和边缘化的危险。或问 ：有那么严重吗？回答是：这决不是耸人听闻。君不见，先是有世纪之交数十家卫视上星台同时播《天龙八部》、《春光灿烂猪八戒》，后有《超级女声》海选阶段的“歪瓜裂枣，南腔北调，现场直播，超级搞笑”，至于电视节目中的热衷审丑、热衷戏说、热衷搞笑，则更是夺取收视率的看家法宝。对此，几年前我就提出：这是中国电视在抢夺和瓜分“蛋糕”时的疯狂、贪婪、失去理智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如果说这是中国电视的一次大面积堕落言之过重的话，那么，收视率、广告收入等等经济因素对电视的精品标准、艺术质量等等的冲击和排斥，总令人倒吸一口冷气。而这些做法的实质就在于：用文化工业的手法——以廉价、媚俗为特点的文化商业化的举措，去追求电视产业资本的“增殖”；以淡化媒体的社会责任，牺牲电视的文化品位和人文关怀为代价，去换取电视产业的发展。
　　包括充当“电视知识分子”在内的与中国电视的零距离接触是我的工作常态，对电视的批评乃至批判是我的一贯学术立场，而为中国电视批判学派的确立做一点准备工作则是我的学术理想。当然，作为一个学者，最本分的仍然是坐冷板凳，所以，2006年最大的事情还是完成承担的科研任务，这一次，我选择了收视率，已交出版社的书稿是30多万字的《收视率导向研究》，由我和我的两个学生共同完成。回想起来，收视率在中国的历史实在能够称得上短暂。十年前，即使是专业的研究者，对于收视率也颇感新鲜，而今天，“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话题已经让很多人耳熟能详。有趣的是，在我批评《超级女声》时，有人反问我：百姓喜欢的，君何反之？对此，除了本书洋洋洒洒的系统回答外，这里，我简单的回答是：责任！就像有人问男人最具魅力的地方在哪里，获得热烈掌声的回答是“责任感”一样，有责任感的学术研究，即使有片面之处，仍然可以获得人们的理解和尊重。对此，我从来没有失去自信。中国媒体特别是中国电视之所以愿意为我这样的学者买单，最根本的也是看重了这种责任。而中国媒体的基本职能和根本使命更是要为中国百姓服务，对子孙后代负责！
　　临近岁末，我应邀为哈尔滨电视台的《万家灯火》栏目出的书写了一篇“序”。开头写道 ：“电视给万家灯火的中国带来了什么？除了超女，除了戏说，除了搞笑，除了八卦……中国电视还能干什么？更应该干什么？哈尔滨电视台的《万家灯火》用卓有成果的实践告诉人们：把责任、良知、关怀、理想写在中国电视的旗帜上，满腔热情地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新的一年，中国媒体在路上，我也会和在路上的中国媒体一起，在路上。○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７年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