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宏

　　最近，选秀节目在中国十分流行，打开电视，很多频道都在播这样的节目，好像我们进入了选秀时代。当这样的节目成为一种媒介现象时，我们就无法回避，谈论它经常会有两种结果，一是别人认为你是泼冷水，用老掉牙的陈词滥调来诋毁新生事物，比如，批评超女就常常得到这种效果；另外一种结果就是仿佛跟着大家为流行产物鼓与呼。通常，把不流行变成流行是很难的，但是，如果想要把流行变成不流行就更加困难。
　　于是，我们的社会批评就面临某些尴尬：理性的批评非常困难，因为媒介很容易把它变成黑白分明的感性游戏，不论是来自官方的，还是来自学界的批评，在媒介时代，都很容易被纳入新一轮的炒作，其结果是对新闻的批评本身又成为了更大的新闻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社会目前的电视批评所面临的困境，批评本身难以形成独立的社会系统，没有客观和建设性，我们的电视批评就很难对电视实践产生影响力。包括学术批评，当他们追求名声和注意力时，就很容易为媒介所利用，成为媒介市场的一个生产环节。

　　一

　　那么，选秀节目为什么会流行？首先，我认为，市场经济的压力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这种压力会使电视台寻找高收视率的节目形式，同时，电信和媒体的合作是这类节目的共同点；其次，在我们社会的某些领域，模仿机制强于创新机制，看看我们这些年流行的电视节目，许多来自于对西方原创节目的改造，是因为我们的创新能力差？还是由于我们把创新当成了一种口号，为创新而创新，结果把创新等同于形式的出新？
　　还有一个原因不能忽视，这就是我们的社会文化正在出现分层化的趋势，其中，青少年文化的剥离显得尤其明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过去，我们青年人常常看的是前辈的书，现在的年轻人习惯于看同龄人写的，韩寒和郭敬明是代表，作家似乎和运动员一样出成绩越来越早，经典和名著的概念越来越淡化，戏说和搞笑越来越流行，在青年当中，偶像文化如今似乎比榜样文化和模范文化更有市场；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官方的宽容，过去，我们习惯于有益无害，现在的尺度常常是无益无害，从文化到文艺，再到娱乐，我们的电视节目正在一步步走向通俗。

　　二

　　讨论为什么，并不是我的重点，因为这种现象已经发生了，原因就成为了过去，虽然理论的重点是讨论为什么，而不在于是什么，理论不应该侧重于描述，但是，坦率地说，对这个问题，我更加感兴趣的是现在，就是这种现象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
　　●第一个进入笔者视野的问题是，选秀和选举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选举文化非常发达的国家吗？如果不是，那么，在我们国家刚刚踏上选举之路时，我们的选秀节目已经如此发达，似乎是选举的练兵，这种反差正常吗？有些人把短信投票视为民主的象征。果真如此吗？我们的民主就要建立在这种拇指文化的基础上吗？不客气地说，这样的民主只是电信民主而已，顶多也就是商业民主。
　　老实说，秀这个词汇来自西方，又经过港台的编译，它是一种表演。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一些电视节目和国际贸易一样，都走的是曲线引进的路子，具体讲，就是欧美原创，经过日本改造，流入港台，再引进大陆。如今，我们和国际缩短了时间差，我们面对的是和西方文化直接对话。比如，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就是《美国偶像》的本土化。
　　实际上，现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娱乐化现象已经比较明显了，电视加剧了政治选举的表演色彩，政客们过多出现在媒介上面，把公共事务和私人生活搅在一起，令人怀疑政治和媒介的共谋。而在我们以往的生活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娱乐政治化，很明显，目前，这种泛政治化的做法正在被抛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为超女民主欢呼的人显然又走入了过去的怪圈。我们有可能通过《超级女声》这样的节目来建立我们的民主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民主是对话，不是手机投票；民主是理性的建设，不是感性的粉丝；民主是全社会的政治参与，不是分层化的狂热商机。
　　●第二个让笔者感兴趣的问题是，大规模的选秀节目对我们社会的评价体系有何影响？
　　许多人认为，《超级女声》比央视青歌大赛和《梦想中国》更加出色之处在于它的评价方式，它加强了观众手机投票的比重，给人一种民主投票的感觉；它把舞台变小了，让评委和歌手靠近了，零距离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时髦用语，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小剧场和大剧院的差别，现场观众和表演者融为一体，这对粉丝们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是坚定的支持者，不论他们的偶像或者追逐对象表现如何，他们都会投出有倾向性的赞成票；舞台的宽阔通常可以增加表演的庄严感，这在罗马斗兽场和希腊巴台农神庙都已经得到了印证，央视的青歌舞台多少就反映出一定的官方色彩，这就是仪式感和距离感，包括强大的评委阵容，都力图让观众肃然起敬，而不是跃跃欲试。
　　当一些人说选秀节目颠覆了我们社会的评价体系时，他们的前提是这里已经有一个完整的评价体系，事实如此吗？我过去在媒体工作，媒体的评价标准基本上和官方是一致的。我现在到大学工作了，仍然能够看到强烈的行政评价色彩，没有看到教授组织发挥什么作用。最近的热门话题是社科院的学部委员评选，争论比较大的是评选方式的公开性。实话实说，中国目前的官方评价体系是最完整的，有长期的传统做保障，选秀节目会对这种体系有冲击吗？应该不会。那么，选秀节目最有可能冲击的就是民间评价体系，而在民间评价体系中，又可以分为专业评价体系和非专业评价体系。严格地说，我们社会的专业评价体系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如果选秀节目主要冲击的是这部分的话，那么，就有可能给我们社会评价体系上面平添某种虚无的色彩。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专业评价应该成为社会评价体系的核心部分。
　　●第三个引起笔者关注的问题是，选秀节目热更像是媒介制造的独立事件。
　　用媒介事件的标准来看超级女生的热播，它似乎符合所有条件。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超级女生也开创了省级卫视影响全国娱乐议程的先例。很久以来，我们许多人都希望媒体能够在影响社会方面发挥自己独立的作用，现在似乎看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高兴呢？但是，多少有点让我困惑的是，这种独立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社会的共识？比如，郭德纲的走红就有些令人奇怪，这并非说郭德纲没有本事，而是说这个现象更多表现出媒体的爱好，像是由里向外的传播，而不是由外向里。
　　这两者又有什么差别呢？当我们在屏幕上看到越来越多的央视年度经济人物评选这样的节目，包括越来越多的各种选美大赛和选秀节目，我们很多观众有可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某种暗示，这就是把媒介标准等同于社会标准。尤其是当媒介把自负盈亏的经济动机隐藏其中时，它的危害可能更大。这就如同把一个行业标准扩大为社会标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如今媒介的这种独立影响更多反映在娱乐领域，这并不是简单的媚俗，而是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的功利性选择。在这种背景下，媒介作为社会公器的作用就淡化了，媒介对公共舆论的组织和传输在某种程度上就弱化了。

　　三
　　至于选秀节目还能走多远，它的寿命如何，我觉得如果从微观的角度看，电视节目都有它自己的生命周期，这是比较简单的问题。
　　选秀节目容易让人联想到真人秀节目，对普通的电视观众而言，几乎很难看出这两种节目有什么差别，好像它们就是同一种节目，它们都是从西方引进的，都非常适合由电视来表现，换句话说，它们都是特别电视化的节目。真人秀节目在西方非常流行，但是，这种节目在中国的嫁接并不成功，这其中文化起了比较关键的作用。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把真人秀节目在西方的走红视为西方社会的道德沦丧，同样，我们也不能想当然地把真人秀节目在中国的水土不服当成是中国传统道德观发挥了作用。
　　而选秀节目比真人秀节目在中国的命运好得多，关键是如果选秀节目继续过多地依赖偶像文化，继续形式大于内容的游戏，继续和疯狂的手机投票捆绑在一起，继续把自己仅仅狭隘地局限在单纯娱乐的范畴，那么，它就只能停留在形式主义的道路上，也许它可以颠覆原来的形式，算是一种形式上的革命吧，但是，它终将被内容抛弃，因为形式毕竟是为内容服务的，如果在内容上逃避或者躲闪，都是短视的行为。在互动环节上，我更看好电台里的手机短信，而不是简易的拇指投票，真正的互动应该是民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是平等的对话，而不是任何方式的顶礼膜拜。选秀节目的前途可以说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６年第１７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