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社的记者报了一个选题，说是在一次刑法研讨会上，一位韩国学者谴责中国刑法缺少人道主义。其理由是，在中国，如果有人捡到一个孩子，抚养几天后又把孩子扔了，中国的司法机关并不会认定此人构成遗弃罪。记者说，他会后采访了这位韩国学者，了解到，在韩国，人们只要捡了孩子就必须抚养或妥善处理，否则就要被判遗弃罪。因此，他想写一篇报道，呼吁立法者尽快弥补韩国学者提出的立法疏漏。
　　对于记者的这个选题，我有些怀疑。因为根据常识，韩国一定有自顾不暇的穷人，如果这些人捡到了孩子却无力抚养，他们怎么办？难道韩国强制这些人必须抚养弃婴，否则就认定他们涉嫌遗弃罪吗？这似乎有些强人所难，于是我让记者再与那位韩国学者联系，咨询一下我的疑惑。记者带回来的答复是，在韩国，如果一个人捡到孩子却不想收养，可以送到民政部门、福利院等机构，这些机构必须接收被送来的孩子并尽到抚养责任，否则，该机构及其负责人就要负法律责任。
　　问题的关键出现了。
　　恰如那位韩国学者所言，在韩国，捡到孩子不想抚养，可以送到相关民政部门。而中国不同，在中国，普遍存在民政部门推说缺少资金而拒绝收养弃婴的现象。同时，中国有严格的弃婴收养制度，一个人如果想收养弃婴，必须接受民政部门一系列的收养资格认定与收养手续办理，一环出错，便无法合法收养弃婴。
　　那么现在设想一下，如果一个自顾不暇的穷人捡到一个弃婴，而民政部门不接收，这个穷人怎么办？或者，一个富人捡到弃婴，想收养却因不符合收养资格而不能合法收养，这个富人怎么办？如果，这个穷人在无力抚养的情况下把孩子重新丢掉了，或者这个富人在无法合法抚养的情况下把孩子重新丢掉了，我们忍心要求司法机关认定这两个人构成遗弃罪吗？
　　我对这位记者说，这件事的实质是，我国的一些部门在某些理应由它们负责的方面没有尽到责任，也正是由于它们的推卸责任，导致普通人无法按照正常的伦理常识去行为处世。
　　如这个“弃婴”案例。按照伦理，法律就应该规定相关部门必须收养，捡了孩子再扔的人就必须接受遗弃罪。可是呢？我们的法律放弃了对相关部门所必尽职责的规定，也放弃了对普通人所必尽职责的规定。这绝不是那位记者眼中的“立法疏漏”。
　　由此，我对我们的记者说，做新闻一定不能简单地停留在伦理判断的层面，要学会寻求事件背后的真实原因。只有找到了真实的原因，记者的文章才可能真正对这个社会起到促进作用。否则，简单地认为“弃婴”案例是立法疏漏，错误地引导舆论，就很可能会造成对无辜普通人的不公。

文/ 金宏伟  (中国财富杂志社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