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晓丽

　　30年前，他还只是江苏一座小煤矿的年轻矿工。今天，他是大家所熟知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谁又能想到，一部小小的收音机曾经带给他的影响竟足以改变他一生的命运。

　　父母卧室写字台上，那台熊猫牌收音机……

　　从李希光记事起，他的家中就有一台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熊猫牌电子管收音机，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最昂贵的一种收音机。那是当时在国家一座大煤矿做总工程师的父亲花了自己一个月的薪水（90元左右）买下的。这一无比稀罕的东西自然引来了无数人的艳羡。在那个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的时代，一些亲戚朋友常聚在李希光的家中，通过那台摆放在其父母卧室写字台上的收音机听听外部的消息。美国之音、英国的BBC还不是很有影响力，大家听的大多是来自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广播电台，如莫斯科电台、香港和台湾的一些电台。当然，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也是大家经常收听的。

　　小小的收音机，打开了观察世界的窗口

　　李希光真正开始关注广播是从关注新闻与政治事件开始的。那是上小学四年级的一天，他突然发现父亲在一边听广播一边记录。原来那一天是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的日子，父亲一手拿着中共八大的名单，一手记录九大的名单，发现当时有三分之二的委员是新人。那些没出现在九大名单上的委员极可能已被打成走资派了。这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新闻。
　　从那时起，李希光开始通过收音机获悉一系列的重大新闻：九大选出了林彪为党中央的副主席，江青也由此登上了政治舞台。后来中共十大召开，林彪的反党集团被粉碎，但同时选出了另一个以王洪文为副主席的“四人帮”集团。
　　在那动荡的年代，虽然所谓的“走资派”大受批判，但毛主席出于国家利益，为了与美国搞好关系仍然号召大家学英语。1973年，北京、上海、安徽和江苏四个省市的广播电台相继开办广播英语学习课程。李希光便通过这些广播电台的英语教学节目开始自修英语。为了能在信号好的时段收听远离煤矿的上海和北京广播电台的节目，李希光不得不每天清晨四点半起来听广播，听到早上7点，然后骑自行车去煤矿上班。由于特定的政治与历史原因，当时的英语课本中也充斥着乏味的政治口号。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收听到了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英语900句》，以及广播小说连载《汤姆历险记》，他才知道英语世界还有这么人性的内容。这更激发了他学习英语的兴趣。
　　1976年10月7日夜里，美国之音突然播出这样一条消息：“毛主席的妻子江青被抓。”这令李希光大吃一惊。而在当天晚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学习节目还在教江青编造的毛主席遗嘱“按既定方针办”。在听到美国之音这一消息后，李希光心情异常兴奋，但同时又不敢有丝毫表露。一方面，他并不十分确定这一消息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即便这一消息是真实的，如果自己抢先透漏出来，很可能会因编造反革命谣言的罪名被捕。虽然这个秘密带给他进入大学校园的巨大希望，可内心无以言表的喜悦却必须同这个秘密深深地埋藏在他的心底。直到３天后，母亲悄悄告诉他，据内部消息，“四人帮”被抓了。这时的李希光告诉母亲：“我３天前就知道了！”
　　“文革”的确是场灾难，但在那十年浩劫中，由于广播的存在，李希光对那一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可以说如果没有广播，我就不会考入大学，不会成为新华社高级记者，也不会成为清华大学的教授。”李希光说。一个小小的收音机，就是这样改变了一位少年矿工的命运。

　　学海无涯，广播为舟

　　1978年高考恢复后，由于长达5年坚持收听英语广播，李希光以突出的成绩考入了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读书期间，李希光的生活依然离不开收音机与广播。
　　每天晚上七时，他躲进外文系的一座破旧的二层小洋楼，把教室的门窗关死，把古老的遮叶窗合上，然后，坐在老师的讲台前，从书包里掏出一台熊猫牌短波收音机、一本英汉词典、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这是他一天课业中的最后一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收听并笔录西方电台的晚间英语新闻广播。这是半个小时的标准英语新闻节目，通常需要熟练掌握8000个英语词汇方可听懂大意。最初，播出的每句话中都有他听不明白的词语。李希光便把这些听不明白的关键词语记录在本子上。等半个小时的新闻一播完，马上翻开手边的词典，把这些生疏的词语查一遍。随后再听八点整的重播（当时买不起录音机，只好听重播），若再听不懂，就继续等到晚上九时听第三遍重播，直至完全听明白为止。经过半年持之以恒的磨练，他不仅可以摆脱词典听懂西方电台的英语新闻广播，而且还加深了自己对英语新闻的记忆和复述能力。在那一年里，通过小小的短波收音机里的英语新闻广播，他比班上的同学更早并且更详细地获知了中美建交、邓小平访美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
　　广播不仅让李希光进入了大学殿堂，同时还培养出他对新闻报道的敏感与极大兴趣。
　　当时没有电视，这更加深了李希光对广播的迷恋。从美国之音到莫斯科电台，从日本放送到朝鲜中央广播电台，从内陆的Radio Beijing到台湾的Voice of Free China,凡是能收到的英文广播台他都去听。从此，他针对任何一个新闻事件都会去听不同的声音，从而从各种角度和立场全面地认识和观察新闻。
　　1979年1月，中国发动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李希光通过日本放送、美国之音和莫斯科电台的广播报道判断越南的战场形势。莫斯科电台全力抨击中国的对越战争，而美国之音站在中国一方，坚定支持红色高棉（波尔布特领导的政府）反击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我首次听到‘Khmer Rouge'(红色高棉)一词是在美国之音里面，美国之音天天以赞许的口气报道红色高棉抗击越南的战报。”李希光说。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莫斯科电台宣称苏联红军要解放阿富汗，使阿富汗人民摆脱封建专制统治与愚昧落后；阿富汗妇女从面纱中解放出来，人们受到现代文明的教育，获得公费医疗。而当时美国支持本拉登领导的抗击苏联入侵者的阿富汗圣战者武装分子，他们在美国之音里成了与苏联侵略军勇敢作战的“自由斗士“（Freedom Fighters）。那时美国之音每天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 “Mujahadeen”（圣战）。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苏联解体，美国的全球战略也发生了变化。现今美国军队入侵阿富汗的口号与当年苏军红军入侵的口号是如此相似。“只不过‘Mujahadeen’、本拉登、Khmer Rouge和波尔布特这些美国之音过去声援的对象变成了它今天声讨的对象，”李希光说，“可见，新闻报道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政客手中的把戏，无人能够说清。”
　　同样通过广播，李希光还了解到，由于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和美国联合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为了与美国结盟，中国放弃参加莫斯科奥运会，尽管中国当时刚刚重获参加奥运会的权利。４年后，出于报复，苏联与其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伙伴国家抵制了洛杉矶奥运会。结果，由于苏欧强队的缺席，第一次参赛的中国队一举夺得5枚金牌。
　　这些都是广播带给李希光的宝贵的记忆，而这些记忆远比电视所能带给他的要深刻得多。

　　丝绸之路上的激动

　　1990年至1993年，李希光曾经三度走在丝绸之路上。
　　第一次他从威尼斯出发，沿马可波罗古道在海上漂流半年后到达日本。在威尼斯上船的地方，李希光花了199美元买了一生中第一件奢侈品——一部日本Sony生产的数码收音机。当时他出国每天所得到的国家补助仅1美元。而这笔钱恰恰就是他199天千辛万苦节省出来的。作为一名囊中羞涩的记者，李希光只能住在船舱的通铺里。四周铁甲封闭，接收到的信号十分微弱，他便弄到一根小天线从铁甲中的小圆窗伸出去。在这个千百年前马可波罗通往中国的窗口——威尼斯，李希光所听到的第一个广播节目居然来自Radio Beijing。想到以往在国内收听外国的一些电台，而今在异国他乡却听到了自己祖国的声音，这让他激动了好一阵。
　　沿着成吉思汗东征的路线，李希光第二次踏上丝绸之路。在落后荒僻的蒙古，为寻找霍去病大战匈奴的古战场以及一系列相关古物，李希光曾在山林里驻留了一个多月。当时正值巴塞罗那奥运会期间，每当傍晚，他坐在帐篷外边，手中端着一台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当听到中国队荣获金牌的消息时，青年人的那种热血沸腾总会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附近游牧的蒙古人和哈萨克人对他这种激动表示不理解。他们觉得自己民族的人在赛马、摔跤、追姑娘，每天都比奥运会有意思，这些“文明人”因为一场比赛拿个第一就如此激动，实在是可笑。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７年７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