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燕峰

　　高中生上书中南海

　　放下电话，我明显感到一种兴奋的情绪在体内涌动。每当遇到好线索，这种感觉就会出现。
　　电话是报社值班的副总编打来的。线索说：山东荣成一名学生，寒假期间给胡锦涛总书记写了封平信，反映自己幼年就跟随打工的父亲来到荣成，如今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重点中学荣成六中，但学校却要收取1万元的借读费，自己家境困难，他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而且“中南海”批复后，市教育局、学校找到学生家长，借读费却从原来的1万元涨到1.6万元。
　　我起身搓着双手，在办公室来回踱步，脑子飞快构想着采访方案。这是今年5月初的事情，当时新的信访条例刚刚颁布实施，国家这几年对外来务工子女上学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国民待遇政策。
　　报社最初的判断是，国家三令五申要求地方政府维护外来务工子女在流入地的平等接受教育的权益，但基层一些地方却乱收费。
　　我很快与线索提供者，也是这名学生的姐姐取得联系，详细了解情况，然后电话采访了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物价局，掌握了山东在外来务工子女上学和交费方面的政策。
　　几天以后，开车奔跑了670多公里，我终于在有“天尽头”之称的荣成市成山头龙须岛小西村见到了这名学生和他的家长。他们全家租住在富裕渔民闲置的旧房子里。
　　因为是未成年人，所以我给他起了个化名“晋齐”。晋代表他的老家山西，齐代表山东齐鲁大地。
　　我详细了解了事情经过，他们的家庭状况，看了他们与有关领导交谈的记录，听了他们的看法。然后，我赶到学校，听取了学校对这一事情的看法，了解了学校的发展情况和他们对现有教育收费政策的理解。次日，我又赶到荣成市教育局进行了采访，了解了全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情况。最后，我又请教了有关教育专家，并上网检索了其他省份的有关规定。

　　信访案例还是教育报道

　　有人说“晋齐”写信是上访，结果遭到打击报复，新的信访条例颁布背景下，这是新闻点。后来很多网上的评论也是从信访的角度看待这一事件。
　　随着对基本素材的掌握，我认为，从外来务工子女上学遭遇高中瓶颈这个教育角度看待“晋齐”反映的问题意义更为深远，对这个日渐庞大的青少年群体所面临的教育体制困惑和社会问题的分析更有助于推动社会进步。
　　在采访中，我得知“晋齐”是一名高一学生，这就推翻了报社最初的判断，国家关于外来务工子女的政策仅仅限定在义务教育阶段。在我国，目前高中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在现有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情况下，高中收取择校费、借读费也是上令下行，文有出处。
　　2004年山东省物价局、财政厅、教育厅联合下发的“鲁价费发［2004］140号文件”和荣成市的配套文件，就公办高中择校生收费作出了明确规定：执行高中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的“三限”政策，其中各市公办高中择校生最高收费标准不同，威海为1.6万元。
　　由于“晋齐”户口不在荣成，学校收费符合现有政策。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超过1亿人，其中18周岁以下的有1982万人，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9.37％，但流动儿童失学率高达9.3％。在失学的12周岁到14周岁的流动儿童中，有60％已经开始工作。
　　正如我在记者手记中写的:“受父母户籍影响，外来人员子女无法在流入地接受高中以上层次的教育，很多地方高中的招生政策，都是把他们排斥在外，即使通过择校缴纳巨额费用上了高中，高中毕业后还是要回原籍参加高考。对绝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来说，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或者回老家读高中，或者开始务工。这样，极大地制约了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
　　“教育费用过高已成为农村孩子辍学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人口大迁移、大流动的时代，教育政策如何协调好，需要相应的配套政策。”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分析，我觉得这个线索具有普遍意义，能够反映一个群体的求学状况。同时，这名学生直书中南海之后的遭遇也增加了新闻性、故事性。
　　所以整个采访我没有对信访进行刨根问底，只是与市教育局负责信访的同志进行了情况核实，更多的采访是对现有教育收费、教育制度进行探讨和听取意见。
　　2006年5月23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以《一名农村借读生在城市的遭遇》为题刊发了我的报道。
　　报道出来后，社会反响强烈。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有一些地方媒体纷纷联系我，希望跟进采访。报道被各大网站转载，引来网上各种评论，一度成为热点话题。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不容忽视

　　这篇报道之所以引起关注，除了抓住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教育问题，更关键的是写出了一个未成年人的困惑和心理变化。
　　整个采访，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晋齐”。一次单纯的直抒胸臆，让他体会到现实人生的更多严峻滋味。这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孩子，很内向也很有主见。我在车里单独和他交流，明显感觉到这个孩子内心的转变，他在信中谈到自己的理想是当个赛车手，但这件事后，他想考学当官，铲除不平。
　　每当媒体联系我时，我眼前总浮现那个少年清瘦的身影，和他觉得给家里带来麻烦后表现出的不安和恐惧，以及他回答未来志向后长久的沉默。
　　我的报道并不能改变他转学的命运。当报道出来时，他已经在回山西长治老家的路上。
　　文章在网上转贴频繁，也有很多来自那所高中IP地址的所谓“真相书”，我并不介意争论，但我很难容忍这些所谓的“真相书”在网上随意公开学生的真实姓名，甚至株连“晋齐”的姐姐。这样伤害未成年人的做法，如果来自教育部门，我非常不能理解。
　　我总想让公众忘记这篇报道中的人物，因为我觉得报道是用一个少年的不安换来的，我有责任还他一个安宁的心境。
　　我希望“晋齐”有一个平静的生活，健康成长，不想让社会过早地干扰他。舆论是双刃剑，这个少年经历的心理波折太多了。他现在需要的只是心无旁骛安心读书。我不希望这个少年最终因为自己遭遇的不公去仇恨社会或者厌世轻生。
　　但结果似乎并不乐观，报道出来后很久，“晋齐”的姐姐曾偷看过他的日记，“发现弟弟自从那件事情后有‘厌世轻生’的念头，各方面情况都不好”。

　　责任从报道延伸到生活

　　从5月份见报到2006年岁末，不时有媒体找我想跟踪报道，一方面表示对同行的尊重，另一方面要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我总是先把自己的这种顾虑说出来，再告诉他们我想先征求孩子家长的意见，让他们选择是否与这些同行对话。
　　就这样，我一直与“晋齐”的姐姐保持着联系，我也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了外来务工子女求学的艰辛。
　　“晋齐”回到山西长治找了一所高中，在2006年的暑假，他又经历了一次转学风波。浙江杭州市一位退休老教师看到报道，亲自跑到长治，要接他到杭州读书，条件是认干儿子，大学毕业留在杭州照顾他。晋齐在家人陪同下来到杭州，但最终因为一些观念的差异，他仍然回到了长治读书。
　　“晋齐”的姐姐，现在西北一所大学念大四。她和弟弟一样，自小在荣成长大，在荣成六中念完高中，无奈回到山西老家参加高考，为此她一直害怕别人说她是高考移民。因为高考考得不好，她又觉得对不起家人，“独自一人带着伤感从青岛坐了36个小时火车到了兰州，开始大学生活”。
　　这个女生非常要强，为了缓解家里经济压力，她从大一就开始当家教，最多时一个学期做三个家教，同时进入校学生会，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连续两年拿到二等奖学金，并争取到了三年的每年3600元的曾宪梓助学金。
　　报道出来后，一直是这个女生在与很多媒体沟通，她也尽力疏导弟弟的情绪。对于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她说:“真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一些事情,真的不知道……”
　　其实这个女生比他的弟弟经历的“苦”更多。为了照顾弟弟，为了离弟弟近一点，她专程跑到山西太原寻找实习单位。她的家人并不知道，她是住在地下室，白天实习，晚上看书，手冻得冰冷冰冷，有时还会被老鼠吓得直哭。
　　尽管她的心情不好,“也强装着高兴回长治看弟弟,真的想离弟弟近些,这样可以常看看他,心也能放宽些,而父母是做不到这些的。”
　　我觉得一篇报道要负责任，不光对报道本身负责，更要承担报道之外的一种社会责任。上书求学的遭遇，会成为一个少年永远的记忆。他的遭遇也将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要求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的一个案例。希望像“晋齐”这样的孩子今后能在第二故乡读完他们的高中，希望政府能给外来娃向上流动的机会。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山东记者站站长）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７年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