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　　

　　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八团的５年里，我更换了５次工作。其中第四个工作岗位决定了我一生的职业生涯，这就是八团报道组组长。
　　我初到兵团是1968年7月，17岁。第一个工作岗位是二营15连场院班。那时成天扬场、翻晒小麦、扛麻袋倒仓。我干活卖力气，协助老职工的班长组织班里学习，还是连里宣传队成员。可能由于表现突出吧，当年底我被调到二营汽车排当学员。这个工作就是跟着师傅跑八团与鹤岗之间，运出粮食拉回煤，一个来回就是两天、几百公里。还进山拉木头干了几个月。后来营汽车排归并到团汽车连，我在连里团支部活动积极，很快入了党。汽车连属于团后勤，于是我被抽调到团后勤的所谓“文革办”，给几个被认为有经济问题的人办学习班。1970年9月，“文革办”的事情还没完，我从汽车连调到团宣传股，成了报道员。此前我只给团广播站写过几篇稿子，而且没有一篇被采用，天晓得怎么看中了我。这是我的第四个工作岗位。
　　哪里想到，这次调动决定了我一生与新闻结缘。当时我对调动很不情愿，因为我只够为连队黑板报写稿的水平，对于团里的笔杆子，只有仰慕的份儿，哪里想到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来到报道组，不知道怎么写稿。头几个月，我在《兵团战士报》上没发过一篇稿子。然而在1971年初，前任报道组长赵庆春（一位鹤岗市的高三知青）调到师报道组，我这个老初二的被指定为报道组长，其他人的“学历”最差的也比我高一年，这实在是我想不到的。报道组人数最多时有8个人，我这个组长如此低水平，其实领导不了什么，除了带头拼命地写稿，“广种薄收”外，没有别的办法。
　　一年算下来，我一个人写稿400多篇，都在广播站用了，但是被报纸采用的也就20篇，不到二十分之一。整个报道组被采用的也不过近40篇。那时为了凑见报数字，我们四面出击，也向《鹤岗日报》、《佳木斯日报》和佳木斯广播电台写稿。就是这样努力，其水平在兵团各团中，属于中等偏下，而八团是二师最大的团，与此很不相称。面对这种情况，当我们模仿其他各团报道组起笔名时，我想到的是“勤学兵”。不会，除了勤于学习，还能怎样呢？从此，“勤学兵”成为我和报道组成员的共同署名。
　　两年的磨练，使得我逐渐摸索到一些选题、写作的规律。现在想起来，如果有个明白人略微指点一下，可能一两个月就能上路，可是哪有这样的学习机会啊。我摸索了两年多，才感觉上路了。
　　八团地处松花江注入黑龙江的夹角尖上，从外边获知一些新鲜东西的机会很少。有两次学习的机会对我来说是终生难忘的。
　　有一次，《解放军报》记者王建国光临兵团，要给报道员们讲一讲。我搭汽车换火车，赶到佳木斯，先住上一夜。第二天上午聆听王记者讲话，大约两个小时吧，我恨不得把他的话一句不漏地全记下来，当天下午就起身赶回团里。刘自祥股长要求组织全团各连的报道员开会传达，于是我在两天后主持召开了全团报道员的会，光是通知开会就花费了很多时间，50多个连呐。其实，就是一点点新鲜的东西，但那时对于我们来说，实在太宝贵了。
　　终于，兵团报道组的尚绍华来到二师办报道员学习班了。那时对尚绍华，真是仰着头看的，在我的眼里她就是大作家，很佩服她的写作水平。学习班在九团办的，但是把八团作为报道试点。我们极为热情地接待了她和二师报道员班来到八团。后来，她专程到八团组织报道养猪（八团养猪数量兵团第一）和抗洪。然而，正当她带领我们分头采访的时候，我因感染痢疾住进了医院，没能直接观摩她的采写过程。不过，事后的报道上了《黑龙江日报》，这也是八团的东西首次上省报。
　　我自己感觉工作上路的当口，1973年4月，上面要求精简团机关，报道组整体解散，这时报道组5个人。我那时开始对工作有了感情，突然要解散，一个人躲进宣传股的库房哭了一场。我们几个人后来很长时间保持着联系，毕竟在同一铺炕上睡了两年半。现在仍在新闻界的，便是我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的“名嘴”苏京平。
　　报道组解散后，我被分配到团直修理连当统计员。团里调14连指导员祝维仲当新闻干事，他一个人的工作相当于原来的报道组，一时，“勤学兵”刚刚上升的见报数字下降了。我在修理连一个人３个月内让“勤学兵”的署名在报纸上出现了数次，为他解决了大问题。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已经摸到报道工作的规律，写东西顺手了，但是我离开了。不过，我在修理连创造的每天一换的“新闻黑板报”开始在团部地区有名了。
　　就在这个时候，经过考试，我被选中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1973年8月，我离开了生活了５年的八团。后来才知道，其实分配到团直的“工农兵学员”名额是北大数学系的。团直干事郭和法认为我既然有报道组的经验，应当进一步深造，悄悄把二营的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名额与团直的北大数学系名额对调了。
　　在北大学习的初期，我还以“勤学兵”的署名在《兵团战士报》上发过几篇文章。既然在大学学习的是新闻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光明日报》，以后再报考第一届研究生，自然是新闻专业。我无法摆脱新闻了。随着对新闻在我国体制中地位的深刻认识，我不大喜欢这项工作，但是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我只能是新闻人。
　　1997年（那时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教授已经４年了），我为一个100多人的新闻硕士课程班上一门课，意外发现学员中的一位竟是我曾经敬仰的人——尚绍华，她在中国妇女杂志社工作，已经是一位领导了，因为没有学历，上了这个硕士班。我们在一起吃饭，说起来感慨万千，我怎么成了她的老师呢！她在写作上绝对比我棒，但是现在，我在新闻学术上比她强。继续学习，永远做勤学兵，我们共勉。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站长）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６年第１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