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赵  金

嘉  宾：邵培仁   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邵教授，您好！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原本是行而上的哲学命题。我们现在面对新闻媒体出现的很多问题和困惑，有时也不禁会反思“我是谁”的问题。媒体作为一个社会组成部分，并且是很有影响力的部分，要发挥其社会功能，必然要具有某种社会地位和“身份”，同时也会产生对自身身份的界定和认可，并通过其传播行为反映出来。社会学者从社会结构角度出发提出了“角色丛”概念，您曾借用这个概念来阐述社会各种力量和因素对中国媒体提出的角色要求，认为各种角色要求所形成的“角色丛”实际上构成了当代中国媒体身份整体的社会性现实权力基础，这些角色要求构成了差异面和影响媒体认同的力量因素，是媒体自我认同的起点。

邵：对。我把媒体所承担的这些角色分为政府喉舌、经营主体、全球媒介、社会公器、传播角色。但是，角色并不等于身份。这些媒体的基本角色和功能角色要求背后的具体物质现实基础和媒体自我认同的倾向（通过其行为表现出来），将决定媒体身份性质。就“身份就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这个概念来说，角色要求的真实物质现实基础就是“其所是”；媒体的自我认同倾向就是认为它“是其所是的意识”，两者合一构成媒体身份。如果媒体自我意识能够和角色的物质现实基础协调一致，那么我们说媒体身份是统一的；如果媒体的自我意识和角色不统一，那么媒体的身份就是分裂的，就会产生身份危机。

媒体的角色冲突

赵：从您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中国媒体面临着多种角色的要求，但是这些角色要求并不是一致和均衡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种种的冲突和矛盾。现在媒体感到困惑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是，该怎样协调作为政府喉舌和经营主体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关系。作为政府代言人，媒体首先应该追求最大的政治利益和最佳的社会效果，维护政府所要求的社会整体秩序的建立。但是，作为市场的主体，媒体追求的又是最大的商业利益和最佳的经济效果，维护媒体在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机制和自主决策权力。

邵：这就是政府代言人角色和市场主体之间的冲突。在这种冲突和矛盾的双重挤压下，媒体为了生存与发展有时会契合权力的要求，有时又会有解构权力的取向；有时讨好了政府却让公众拂袖而去，有时公众叫好又让政府怒发冲冠。可以说，左右为难的中国媒体正在丧失原有尊贵职业的身份，而变得与“卖东西的”没多大区别。

第二个是政府喉舌角色与公众代表角色之间的冲突。从根本上讲，政府利益与人民利益是一致的，政府是人民利益的最高代表。但是从现代社会理论角度来看，政府追求的是社会整体的合理性，其利益分配并不能每一次都涵盖到所有的具体个体或集体。特别是某些社会个体或集体的一些要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同政府的整体目标和利益相冲突；还有政府决策和行为本身可能不够科学，公众的一些要求和反应有些超前或不够理性，等等。一旦政府和公众处于某种矛盾状态，必然引起媒体角色的冲突和选择空间的挤压。

第三个是公众代表与市场主体的角色冲突。媒体是社会公器，是用它追求经济利益，还是用它表达公众声音？公众代表与市场主体两种角色的目标取向并不一致，发生冲突势所难免。当媒体以客观公正的立场伸张正义、报道事实时，如果此举会损害自身的经济利益，它会干吗？相反，某些传播行为能给自己带来巨额广告，但会侵犯了一部分公众的利益，它又会做何选择？对与错只有一步之隔。

第四种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群。经济全球化引发的第一个冲突就是全球化媒体和本土化媒体的冲突。媒体应该认同自己作为一个全球信息传播者的形象，还是作为一个有特定的地理边界、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媒体形象呢？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到底是全球化还是本土化，中国大多数媒体似乎还没有形成共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化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方向，而本土化也是媒体生存的根本。因此，中国社会的自我转型和全球化趋势的浪潮把中国媒体推入了一个巨大角色冲突场，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力量对抗中，中国媒体处于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引发了其自我认同和身份的危机。

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

赵：其实，长期以来，我国媒体非常认同的一个角色就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这样一个定位，进入市场经济后，作为经营主体的角色又占有了很重要的地位。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化趋势的凸显，媒体的原有身份被解构和淡化，新的身份要求得到表达和尊重。在这样一个状况下，许多媒体在种种角色的矛盾和冲突中尝试着寻找平衡点，希望能找到一个具有整体性的主导身份来统领各种角色。邵教授，您认为，目前我国媒体对自己身份的整合和新的定位是怎样的？

邵：从目前的媒体表现看，一方面，媒体在追求国际性：推销西方的时尚、文化和生活方式，按照国际标准和口味生产媒介产品，自觉充当国际讯息传播者的角色。另一方面是追求商业性。媒介集团纷纷成立，经营意识日益强烈，发行、广告、观众争夺战烽烟四起。观众被当作收视率上的数字卖给广告商，发行量成了报社最大的商业秘密。

赵：那您怎么评价这种身份定位？

邵：这种在国际性和商业性背景下生产的媒体内容，并不等于媒体真正的自我认同，甚至可能反映了媒体的身份分裂或人格分裂。比如，中国媒体对这种新的全球性市场主体身份的过度强调和全力整合，实际上是一种认同的偏移，在其它角色尚在场并具有强大力量的情况下，它必然会遭遇顽强而有力的抵抗。丁刚在《中国媒体替谁说话》一文中认为，中国媒体在接受美国媒体的报道议程和报道内容以及话语风格时，可能一不留心成为了美国政策的“传声筒”。这无疑是和我们国家利益相悖的。对此，外交部长李肇星说：“问题是，媒体应为谁说话？回答是，要实事求是，为自己的祖国说话，而不应盲目追逐洋时髦，随洋新闻之风而摇摆。我说：‘新闻是没有国界的，新闻记者是有祖国的’。”国家意识具有十分强大的力量。媒体必然要受到来自政府喉舌角色要求的压力，并对媒体过分追求利润的市场要求带来一定的钳制。

再比如，追求商业性的媒体紧盯富人的钱包，正在引起现实大众的不满和反抗。媒体关于“上流社会的价值观”、“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小资情调”的营构，实际上是中国“新贵”的形象表达，也是媒体的心理投射的结果。这是因为“新贵”是广告商诉求的对象，以为他们是有真正购买力的人群。然而，如果说“新贵”代表了金钱在量上的优势，那么“新贵”之外的广大群众，包括下岗工人、农民、城市低收入者和打工者在内的人群无疑拥有人数上量的绝对优势。虽然媒体可以用远离现实的电视剧和过量的娱乐来疏导他们的情绪，用“民生新闻”和“纪录肥皂剧”来博取人们的好感，或者用负面社会新闻来迎合大众的窥视欲望，把阴暗面“他者化”来转移这种无名的不满和仇恨，但是只要这种无名的焦虑和不满得不到真实的反映和正面的文化表达，问题就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他们对全球化和市场化媒体角色的反抗就不会停止。

赵：那您认为现在媒体的身份危机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邵：第一个症状就是认同飘忽和失语症。媒体的内容本来应该是多种多样，但是当前的中国媒体就是缺乏一种比较稳定和统一的立场和风格来界定，也就是说没有通过对各种角色要求的整合努力，形成媒体自己独立的身份特征。总是由一个个他者取代了媒体自我的存在，结果就是立场的飘忽不定，患了典型的失语症。比如播报国际新闻，则采用外国的播报风格和标准，一副西方化的姿态；播报当地新闻，则马上又是方言土语，一副土著形象。比如方兴未艾的在节目和新闻播报中使用地方方言的热潮，既不符合全球化要求，也不符合国家政府要求，是媒体的身份飘忽和身份倒错。还有媒体的“克隆”、模仿现象，缺乏新意，枯燥无味。这反映了媒体正在失去自己独特的表达能力和话语的创造能力，只能任由他人的声音来填充自己的话语空间。

第二个表现是焦虑症。当前中国媒体笼罩着的强烈焦虑感，就是一种新的危机。有人称之为焦虑综合症。媒体工作人员每天不断地赶新闻，赶节目，无尽的工作伴随着强烈的倦怠情绪；媒体之间也好像处于一种无尽的发行、制作、争夺观众和市场份额的竞赛中。表面上看是严酷的市场竞争的结果（生存原因），深层原因却是媒体身份无法在整体上统合其他角色，不能对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和利用，而让各个自相矛盾的角色为争夺资源疲于奔命，无法获得精神上满足感和成就感。于是这种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因此，从身份角度来说，媒体的生存危机还不是主要方面，而更加严重的是生存的惟一目的性导致价值感的失落。

赵：正像您分析的那样，这种“焦虑”很直接和具体地体现在了媒体从业人员的身上。 激烈的竞争环境、较高的考核压力、相对的低收入，记者渐渐失去优越感，“民工心态”盛行。在这种焦虑情绪下的媒体和从业人员已经表现出了许多不良的倾向：浮躁、炒作、泛娱乐化、虚假新闻等等，这对社会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邵：最重要的负面影响我称之为“弱智”和“功能性飞行”。虽然“弱智”具有典型的情绪化和论战风格，但从某种意义上也指出了媒体的一些病态现象：即媒体缺乏独立品格，节目内容的儿童化和泛娱乐化倾向，信息传播的反智现象。这实际上是媒体应对身份危机和焦虑情绪的比较呆板的办法。放弃独立品格和避免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度的反思，无疑可以使媒体在面对如此激烈的角色冲突时处于一种客体化的位置，使媒体在真实的现实和角色冲突中暂时逃避焦虑情绪的压迫。同时“弱智”的儿童化状态无疑给媒体留下了一个较大的回旋空间，四处讨好。再严厉的政府都会原谅媒体儿童式的触犯和偶尔的违禁，媒体的安全得到了保证；媒体也需要一个被儿童化的观众整体来说服广告商，获得市场利益。

这个时候的媒体可以说完全失去了方向感，进行的是一种“功能性飞行”，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飞乱撞。这种功能性运作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媒体的类生物性功能，也就是媒体的纯功能性角色，这种角色对于媒体来说是一种比较普遍和一般化的规定，不具有身份的影响力。二是简单的经济动因，经济利益的目标几乎成为了媒体的终极目标，一切都是为了获利，但是这是短暂的，脆弱的，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感。

媒体身份的重建

赵：媒体对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特别在社会转型期的影响力更大。那么媒体的认同紊乱和传播失序，可能会对社会造成严重破坏或不良后果。它会误导精神文化，误导大众认同，迎合大众的低级感官趣味，阻碍来自大众的真实的体验和感受向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转化的通道，而仅仅停留在基本的生物性和经济动因的状态，导致整个社会的反智现象。那么，针对目前的状况，我们如何来重建能够适应社会新变化统一和谐的媒体身份呢？

邵：首先要准确定位。如前所述，虽然媒体在自我认同中偏向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角色要求，并且市场主体的要求又处于主导地位，但由于其固有的缺陷以及无视基本国情，它们并不具有统率其它的媒体角色要求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国媒体自我认同的中心应该首先回归民族国家，也就是回到“中国”的主导立场上来。因为，全球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是自由市场规则，西方话语是强势话语，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中国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处于被动地位和守势，如果失去自己的立场，极易成为别人的附庸。只要媒体坚持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放在首位，然后再全球认同、市场认同，那么我们就能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潮流中，保持特色，立于不败。

其次要善于融合“他”“我”。身份的构成涉及关于“他”“我”之间复杂关系，拉康指出“镜像阶段”在形成自我意识中具有重要作用,或者说自我意识是在“他者”的观照下形成的。对于媒体来说，重建身份平衡的状态，就是要以其存在的物质存在现实为自我的基础，努力吸收融合各种新的“他者”因素，构建一个身份整体。这个新的中国媒体的身份应该是，以中国最广大民众的代言人、社会正义和公正的维护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精神文化的引导者和创造者作为其核心的“自我”表征，充分整合和吸收全球化要求、市场主体和政府代言人等角色要求而构成的一个更加和谐、丰满与合理的身份整体。达到一种“和而不同”的境界。

再一个就是加强媒介素养教育与批评。媒介素质教养包括媒体人才的培养和公众媒体教育。为什么要提出加强公众媒体教育？当前中国媒体身份的最新元素，应该是成为公众的代言人和社会公正的卫士，那么更加主动的和清醒的、具有一定的批判识别能力的公众，将有助于媒体这一正向身份的建构与确立。因为清醒的公众就不会落入快感的陷阱，也不会甘心成为无名的沉默群体，他们会运用自己的媒体认识进行自我陈述，表达自己的真实合理要求和声音，迫使媒体认清自己的身份根基。还有媒体批评。媒体批评既是媒体教育的一部分，也是媒介教育的结果。客观合理的媒介批判，能够使公众建立起一种清醒的质疑和批判的意识，从而对媒体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大量的质疑和批判的声音，也不应该被看成是对媒体的敌意攻击，而应该将其作为与媒体相对的“他者”力量，督促媒体认清自己“我是谁”的真实身份，并切实承担起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总之，只有重新认识和定位中国媒体的属性和身份，中国媒体才能化解危机、走出迷宫，活出愿景，重振雄风。

赵：谢谢邵教授的精彩分析。○